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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体素质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摘要:通过论述传统文化思想和西方工业文明在现代民族素质形成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的影响，阐述了个体素质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运用逻辑分析等方法，意在分析传统文化、西方工业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立足于现有的民族素质基础及提高民族素质。关键词:和谐社会;传统文化;个体素质1 传统思想文化与个体素质在传统社会长久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为现代人的个体素质提供了不少思想给养。儒家思想提倡对自身的修养。《论语》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于人”，对自身修养提出了要求:自己都厌恶的东西，怎么能给予别人呢?自己喜欢的东西，别人才有可能喜欢。如果说这是对普通民众的素养提出要求的话，那么这些同样可以适用于那些政府官员，如果他们能用自己的感受和当事人进行换位思考，那么中国的贪污腐败行为将会大大减少。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孟子》还提出“吾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同样是对个人修养方面提出的要求。当今社会也遍存在这种情愫，比如看到和自己父亲年纪相仿的人就心生亲近，会和颜悦色，这也是传统社会传承给当代的思想营养。传统思想还提出“大丈夫不事一屋，何以事天下”的观念，现代社会大力提倡从小做起，这个“小”不仅指小事，而且也可以进一步引申为从小培养孩子的好习惯，让孩子培养良好的自身素质。儒家思想关于修身养性方面有很多的言论和提法，在整个传统社会中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们自觉行为的一部分，比如由三纲发展而来的孝敬父母、公婆等;儒家“诲人不倦”的传统思想也为现代人与人之间良性交往起到了润滑作用。儒家思想提倡对家庭负责任的做法。传统思想提倡长兄为父，其中应有两层含义:家中的长子应该像父亲那样去爱护教导弟妹;第二，弟妹应象尊敬亲那样去尊敬长兄。这种传统思想使家庭成员形成了对家庭的责任感，历史上就有很多作为兄长教导弟妹的情况，比如开启中国近代化第一步的曾国藩，就对自己的家庭充满了责任感，经常写信教导弟妹，成为弟妹们的良师益友。《论语》所说“立爱自亲始”，而正是这种爱和自己有血亲关系的亲人的思想，才延伸出去爱旁人，换个角度说，连自己父亲姐妹都不爱的人，怎么期望他爱旁人，爱事业呢?这也正是儒家在《论语》中提倡为什么以“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在《礼记》中提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的理由，进而《礼记》衍申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达到“泛爱众”。儒家思想除了修身齐家之外，同时还积极提倡入世，主张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直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士子刻苦攻读致力仕途，头发斑白之际仍有奔波于场屋之间的。他们毕生追求入世，除了为了自己的衣食和家庭饱暖之外，大概更多的是光宗耀祖，忠君效国。而我们当今社会大力兴办教育，比如实行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等措施都是为了能让更多的人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当然“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从根本的立意上还是提高了个体素质，进而提升了整个民族的素质。而我们的老百姓也无论家境富裕与贫寒都把供养孩子读书当成首选，当今的知识分子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寒窗苦读，不能否认这与传统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思想，于国家社会处于动荡危机之际便突出显现出来。单明清之际就两度涌现，明末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清朝的魏源、龚自珍等，他们针对社会现实，谋求解决的办法，可谓披肝沥胆。现如今，我们关心社会现实，关心政府施政，不能不说是现实社会对传统思想的一种折射。儒家思想在传统社会中占居统治地位，其很多思想已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们行为习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作为社会的人，我们不可能与历史完全割裂，或多或少我们身上都有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正如前文中提到了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但也有一些糟粕，在我们身上仍旧存在，比如夫权思想、重男轻女，等等。这些是构成人们自身素质的组成部分。近代中国的大门被迫向世界打开，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关闭了外交，改革开放，中国主动向世界敞开国门，大量不同于农耕文明的工业文明纷纷涌入中国。中国自洋务运动之后，国民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同时，这种文明的不良方面也相伴而来。中国传统思想是谈性色变的，伴随着西方性解放思潮的涌入，中国有关性方的疾病上升，患艾滋病人员在中国越来越多。当然，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对性看法的转变。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接轨，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开始谋求利润，“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1]。人们不再以谈利为耻，因为个人利益的获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国家财富的增多。正是这些传统思想和西方文明的影响，形成了国民现有的素质文明，这也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2 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的对立面是冲突，所以当社会有了冲突之后，必然追求和谐，而对和谐的追求应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从古至今，东方、西方都在孜孜以求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佳途径和方法。传统中国志士仁人对构建和谐社会进行了不懈追求。最早记载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社会生活的文献是《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东土。乐土乐土，爱得我所”，追求了一种没有剥削的和谐社会。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各种矛盾突出显现的时期，面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大冲突，儒、墨、道等纷纷提出了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儒家思想从内修己到外施于人的过程，从“内圣”到“外王”的过程阐述了自己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墨家提出“兼爱”、“尚贤”、“重义”。道家追求老死不相往来自在的田园安居生活。此后，几乎每个王朝都会针对社会出现的不和谐之音，提出解决的办法，以期解决社会矛盾，比如王安石针对社会之贫富不均，提出“均贫富”。许多思想家也都曾抒发过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如嵇康、阮籍、陶渊明……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诗并序》中描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悠然自得的理想社会。而这种理想社会就是他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传统社会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为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平台，但古代文人骚客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只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而提出的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真正内容，并且传统中国的各代朝廷也没有规划中国各种矛盾的措施，只是当问题出现，为了缓和解决矛盾，而采取了针对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不是针对整个社会提出踪合的解决办法。所以，虽说古代也有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并为现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借鉴，但它不同于现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活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在中国全面进入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吸收了古代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主动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在存在阶级压迫剥削的旧制度下，这些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2]。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今的社会制度，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性因素都是一个个个体的人。方永刚教授曾经这样解释“和谐”两个字，他说“和”字是“禾苗”的“禾”，意味着粮食，“谐”字意味着“口”，是嘴巴，意味着说话，总的来说，“和”就是物质财富，“谐”是“言”与“皆”，就是大家都来发表意见，意味着政治民主，意味着精神文明。这就是说，方教授把“和谐”理解为物质的富裕和精神的充分自由。而物质和精神的创造者和体现者都是个体的人，“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宰者也是由个体的人来体现的。这就意味着个体素质决定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程度之高低。3 个体素质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巨大而系统的工程中，起着基础性重要作用的是和谐社会的构造者———人，这个人就是现存社会每个个体的人。这些个体的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来分析，一是决策者，二是广大其他的社会公民。决策者这个实体的素质决定着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的方向。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整个社会体系中，人为因素无处不在，政治、经济等各种关系处理不当，就会给社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或给社会发展埋下隐患，造成严重后果。比如计划经济时代，偏离中共八大精神，过重过多的强调阶级斗争，给中国留下惨痛的教训。改革开放，邓小平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的人带动后富的人一起奔小康。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开始更好地尊重规律，但人为因素更不可忽略。政府构建和谐社会，为了解决地区之间贫富过大的差异，在西南地区设立重庆直辖市，东北营建了大连城市;减免学杂费;进行医疗改革，努力加入国际社会等等，针对众多不和谐的地方，统筹解决，全方位构建和谐社会。中国距离和谐社会建成的路程还有很远，贫富差距仍然很大，官僚腐败仍很严重……这些都需要决策者多方借鉴，群策群力，持之以恒。广大社会民众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活中起着主力军的作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正如方永刚教授所解释的“和谐”的“谐”字，是大家都来发表意见，也就是说大家都有说话的权力，有真正的言论自由，这样才可以到达真正的民主;诚信友爱，也更需要我们广大的民众来体现，前几年，我们曾对社会上是否缺少诚信进行过讨论，如今，社会上仍旧需要诚信，政府政策需要诚信，商场上需要诚信，与人交往需要诚信，等等。诚信友爱的存在，确实能使我们的社会安定有序。面对曾经的和仍旧存在的破坏性发展，政府提出可持续发展，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人要与自然和谐。而这一切的和谐发展，都需要我们每一个参与者的投入，需要我们每一个参与者提高个体素质。一个拥有高素质民众的国家往往会是一个充满和谐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思想文化上的争鸣。儒家思想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而时至今日早已寿终正寝，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其在思想文化上推行专制所导致的。儒家思想曾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里的一支，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体现出了文化专制上的霸道，在整个传统社会里占居了统治地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儒家思想不遗余力地对异己思想文化进行了打击，比如，李贽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对儒学形成冲击，他《答耿中丞》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得取给于孔子而后是也，若必待取是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这是一种不同于自己的思想文化，对此儒家思想不是躬身自省，力图改进，而是对李贽其人其书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毁坏。这种维护封建正统思想的做法在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之中也有很强地暴露。儒家文化在社会上推行思想文化的一元性，必然导致它从历史舞台的退出。现今，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要真正做到从思想文化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各种声音的存在，尤其是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先进之音的融入，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进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参考文献:[1] (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卷129)[M]北京:中华书局，1959:[2]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 
2500字 要求：谈谈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路的依据，伟大意义和现实启示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一、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1 “城市中心论”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 秋收起义后，随着井冈山和其他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中国革命在实践上已经走上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道路。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脱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将马克思主义作教条化的解释，主观与客观相脱节，理论与实际相分离，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照搬十月革命经验，从而造成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 这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都是顽固地以“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他们未能深刻理解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低估了农民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重要性，认识不到国民革命失败后敌人牢牢控制着中心城市的状况，总是期望通过城市暴动来冲破白色恐怖，从而形成全国革命高潮。他们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次次地被无情的实践击的粉碎。 2 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所谓“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就是不只是在实践上，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认识到农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伟大作用，切实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以农村根据地为战略中心，逐步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建立全国政权。 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对于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从理论上作出了较系统地阑述。 第一、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 第二、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以及夺取全国胜利联系起来。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实际上是主张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体现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它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提出的依据 1 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 1930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要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此后，毛泽东在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中，批判了他们脱离中国实际，盲目照搬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模式，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的主张。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提出的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逐渐为全党所接受。1936年到1939年，毛泽东又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策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理论著作，进一步丰实和完善了以乡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系统地阑述了走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必要性。 a 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b 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 c 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避开强大的敌人，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 3 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可能性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提出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他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这些原因和条件，为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可能。 a、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基本国情是中国革命能够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的根本条件。 b、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 c、中国革命的形势继续向前发展。 d、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 e、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确。 三、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伟大意义 1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辟，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国民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及时调整战略进攻方向，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上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避免了过早与强敌进行盲目决战，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大大发展了革命力量。 2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提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 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独特国情出发，提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即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是先城市后农村，而只能是先农村后城市，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在这种革命新道路理论的指导下，不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而且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3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但是，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应该以什么样的道路和方式贯彻这一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并没有作出具体的结论。这需要各国共产党人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来解决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原则，又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原则。 4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