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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机关 夏朝和商朝都是从原始社会进化而来的奴隶制国家，它们的司法制度尚未建立起来，但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监狱却是存在的。 夏朝监狱的名称有“圜土”、“均台”和“夏台”。 商朝监狱名称有“圜土“、“羑里”和“囹圄”。 西周设中央司法机关和地方司法机关。 中央司法机关包括：（1）大司寇，为全国最高司法机关。（2）小司寇，是中央直辖地区的司法机关。（3）士师，是国都之内的司法官吏。 地方司法机关包括（1）乡士（2）遂士。 秦的最高司法审判机关是“廷尉”，它的主要任务是：（1）负责皇帝诏令审理的案件；（2）审理地方送来的疑难案例以及重大案例的复审。汉朝发展了监察机关和检察制度。 （1）中央监察机关。 汉代中央设御史府也叫御史大夫寺，为最高监察机关。长官为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丞相，协助丞相总理国政，同是掌管全国的最高监察权。下设御史中丞和侍御史等属官。御史中丞也叫御史中执法，下领侍御史十五人。 （2）地方监察机关有司隶校尉和州（部）刺史。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唐朝，发展成为三大司法机关，即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 （1）大理寺是唐朝的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和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 （2）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的案件。 （3）御史台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也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逢大案，常有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叫作“三司推事”。 宋初除按唐制，在中央设刑部及大理寺分掌司法以外，又于建隆年间在宫中设置审刑院。规定：凡大理寺审判的案件，经刑部复核后，须送审刑院详议，再奏请皇帝批准。可见，审刑院就是为了加强皇帝对司法权的直接控制而建立的。 明朝的司法机关，中央仍为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但就其职责而言，与唐、宋有所不同：大理寺不主管审判，而专掌复核，凡是刑部、都察院审判的案件，均由大理寺复核，有权驳令更审，或请旨发落；刑部主管审判，受理地方上诉案件和重案，也审理中央百官的案件；都察院为监察机关，监督刑部、大理寺的司法活动；也握有一定的审判权。 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由御史、大理寺官员和刑部官员共同审理的，谓“小三法司会审”；由都御史、大理寺卿和刑部尚书共同审理的，谓“大三法司会审”；审判后送皇帝裁决。如遇特别重大案件，则由三法司会同吏、户、礼、兵、工各部尚书及通政使共同审理，清代叫“九卿会审”，是中央的最高审级，但判决仍须奏请皇帝核准。明朝在司法制度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厂卫干预司法。统治者为了强化封建君主专制，在常设的普通司法机关之外，又设立了厂卫特务审判机构。卫指锦衣卫，厂指东厂、西厂、内行厂，合称厂卫，是明朝特有的特务司法审判机构。锦衣卫是由保卫皇帝人身安全的侍卫亲军组成的，是皇帝贴身的禁卫军。东厂、西厂、内行厂，是由专门服侍皇帝及其后妃的宦官成员组成的另一特务司法审判机构。 从1906年开始，在中央，清政府把原来掌管审判的刑部改为法部，专门负责司法行政；把原来掌管案件复核的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判，同时负责解释法律、监督各级审判；设立总检察厅，作为最高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取消都察院。 南京临时政府为贯彻三权分立，实现司法独立的资产阶级法治原则，中央设“临时中央审判所”（亦称“裁判所”），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 北京政府司法机关体系庞杂，法院有普通法院、建立司法法院、特别法庭、平政院之分。南京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是司法院。司法院之下设立各级法院。法院有普通法院、特别法庭之分。普通法院分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三级，行三级三审制。特别法庭是据特别法规而设置的，行法西斯审判制度。 （二）审判制度 西周审理时，“以五声听狱讼”。所谓“五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这种察颜观色的审讯方法，尽管还不太科学，但它是奴隶主阶级在长期司法审判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也是最早对犯罪心理分析的尝试，所以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采用。 从秦简上看，秦朝案件有“公室告”和“非公室告”之分，其中公室告属于受诉案件，而非公室告则不予受理。“公室告”是指对家庭以外其他人犯有杀人、伤害、盗窃的，就是危害国家和公共利益，也即对整个统治秩序的侵犯，这类案件必须要向官府告发，官府必须受理。“非公室告”指的是子女盗窃父母的钱财或者主人擅自杀死、伤害或“髡”子女、臣妾一类的案件，这类案件仅限于有血缘关系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上述行为和主人对奴婢的侵犯行为。如果这类案件告发到官府，官府不予受理，如果坚持告发，则判处告发人有罪。 
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 早在秦代，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韩非就曾说过“法者，宪令著于官府”，“法者，编著之图藉，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明确了法是由国家制定的、成文的和公开的。如今，作为中国法现时渊源的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行政规章、特别行政区法以及国际条约。尽管现在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定期发布案例，还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刊物登载案例，但由于我国立法者并未认可判例制度，以上案例只具有指导性，不具有规定性，没有法律约束力。 纵观我国历史，判例也曾经是法律的渊源。 早在殷商时期就有“有咎比于罚”的原则，即有了罪过，比照对同类罪过进行处罚的先例来处理。在秦代有“廷行事”，即法廷成例。 1司法机关的判例，就是已行的成例。 在出土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多次提到“廷行事”，这说明“廷行事”在司法实践中已成为原律文之外可兹援引的成例。至汉代，判例法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汉律》中就有“决事比”、“法事科条，皆以事类相比”的规定，尤其是董仲舒的引经决狱活动，更是赋予汉代的判例法以全新的时代特征，将司法活动的各项原则纳入到儒家的法学世界观之中。《唐律·名例》中也规定了“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此后的宋朝规定，“法所不载，然后用例”，例即断案的成例，且宋徽宗曾对断例进行编纂。明代则实行律例并行，“除以大明律及大诰为依据外，仍然采用唐、宋以来的‘以例断案’的传统”。在清代由于例的形式灵活，乾隆十一年确定：“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以后遂成定制。后又规定“即有定例，则用例不用律”。清未变法修律，引进了西方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当时的大理院创制了大量的判例，《法院编制法》规定，“凡大理院所作出之判词，都具有法律效力，下级法院不得争论”。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历史上，判例法与成文法具有极高的亲和度，在成文法的框架内，判例法弥补着成文法的漏洞，缓解着成文法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如果说制定法的调整方式是由一般到个别，那么判例法的调整方式则是由个别到一般，这二种调整方式有机地结合，使法律的确定性和适用性相统一，这既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特点也是优点。 2法律由此被看作是须由解释者补充完成的未完成作品，是必须由人操作的机器而不是自行运转的永动机，法律的外延由此成为开放性的 从现实的角度讲，由于“成文法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导致我们往往在颁布一部成文法典后不久，有关部门又要针对该法的空白和漏洞发布法律解释。特别是“两高”为解决司法实践部门在法律适用中遇到的问题，近年来颁布了大量的司法解释，但这些解释的方式仍是从一般到一般，从抽象到抽象，而没有针对任何特定的人或事，其本质依然是抽象解释，是静态地解释静态的法律，其本身仍具有模糊性，只能有限的弥补成文法的缺陷，其解释的结果不可避免的仍有一定的抽象性，在法律适用中还需要法官进一步的解释才能被掌握和运用。而且，“两高”抽象性的司法解释往往突破了现有法律的规定，有的甚至与之相冲突，具有准立法之嫌，违背了我国的宪政体制。可见，当前仅凭加强法律解释，是不能解决成文法所固有缺陷的。 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世界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判例制度。 1判例的效力 即立法首先应当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判例在法律渊源中的效力等级。我国现行司法审判习惯于从一般法律规则到具体个案的思维方式，而且判例在我国的主要功能将是具体解释法律、填补制定法的漏洞、协调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等以弥补制定法的缺陷。因此，把判例的效力等级定位于现在的司法解释这一层次上是比较合适的，即判例的效力低于制定法，不得与宪法和法律、法规相违背，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应尽量依据已有的制定法律规范作出裁判，只有在缺少制定法依据的情况下，才可以遵循先例或创制判例进行裁判。其二，判例相互之间的效力关系。即我们耳熟能详的“遵循先例”原则，而这也正是判例制度得以存在的价值所在，其含义是，“当法院在一个案件中做了一个判决后，则本院和下级法院在处理与该案件相似的案件时，必须根据该案件的判决来判决。所以，一旦一个法院就一项事务做出了一项判决，其下级法院必须遵从”。但上级法院的判例具有“因缺乏注意”或“失效的规则”之情形时，可不予“遵循先例”。 2判例的发布 即立法应当解决判例由谁作出。有学者认为，地方法院无权发布判例，主张为了维护案例的权威性和法律的统一性，发布案例只能实行一元化，不能实行多元化，即只能由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发布，如同司法解释只能由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统一作出一样”。笔者不赞成此观点，相反法律应当授权中级以上法院有权发布判例，理由是：第一、判例与法律解释最大的不同在于，法律解释是抽象解释，而判例是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处理，实现对法律规范的补漏与具体化，是具体解释，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空间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具有个别性强的特征；第二、我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大国，各地的自然、地理、社会条件有着天壤之别，这就需要建立多层次的判例制度，以适应这种国情；第三、中级法院辖区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的自然、社会和人文、地理的行政区域，是政治经济文化最接近、最相容的一个共同体，而且中级法院是二审法院，具有较高的法官素质和物质装备条件，由其发布判例指导本区域的司法裁判是适宜的；第四、如果只有最高法院才能作为判例的发布法院，那么不仅将大大提高判例制度的运行成本，降低判例制度的运行效率，而且也与国情不符，不能很好地发挥判例制度的效用；第五、由中级以上法院发布判例，并不会破坏国家法制的统一，因为判例是具体个案的法律适用，反映出的是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例如，在内陆青海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其赔偿标准肯定要低于在沿海广东发生的同类型案件。 3判例的制作与筛选 即立法应当解决判例如何产生。笔者认为，判例制度是建立在优秀裁判文书基础之上的。 1构建中国式的判例制度，其首要任务就是，“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 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促进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时，能就法律推理的过程、结论作出详细、完整的论述，并在形式上保持文书结构完整、条理分明、逻辑严密。 2一份充满法理论证的裁判文书制作完成之后，并非都能荣膺“判例”地位，这需要一个筛选过程。 其标准是：在形式要件上，应当具有典型性，即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类型、适用法律难度较大的案件；案件的法律问题存在争议；案件的裁判必须已经生效等。在实质要件上，应当具有法律解释的内容。判例实质上是“具体法律解释”，是在结合具体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法律规范作出的合理解释和运用，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法官才能从判例所示的具体范例中得到启发，准确地把握法律规范的精神实质，进而准确地将抽象模糊的法律原则适用于具体个案。而判例需要解释的问题，可源于法律规范文字含混不清，或文字与立法意图不合，或拟适用的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或法律缺乏对特定问题的规定等。 4判例的运用 同样的案件受到同样的对待，是一般正义的要求所在，如卡多佐所言：“如果有一组案件所涉及的要点相同，那么各方当事人就会期望有同样的决定。如果依据相互对立的原则交替决定这些案件，那么，这就是一种很大的不公。如果在昨天的一个案件中，判决不利于作为被告的我，那么如果今天我是原告，我就会期待对此案的判决相同。如果不同，我胸中就会升起一种愤怒和不公的感觉；那将是对我的实质权利和道德权利的侵犯”。因此，立法应当规定判例的运用方法，即运用判例的过程是一个类比推理的过程，必须将待处理案件的要点与判例中的要点进行对比，找出其中具有本质联系的法律规则，而这不是一个机械地比较异同的过程，它不仅是一门“比较”的科学，还包含了解释艺术，从个案中提取原则的艺术。往往一个待处理案件可能需要若干个判例要点的集合才能找出法律规则，最后依据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观念作出裁判。 5判例的清理与废止 判例所确立的法律规则，是司法机关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一旦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和固定，判例就实现了从司法到立法的转化过程，其使命即告完成。或者上级法院作出了与判例结果相反的新判例，那么它也将失去拘束力，为新的判例所取代。所以，立法应当规定发布判例的机关，必须及时地对原有判例进行清理，将失效的判例向社会公开废止。 笔者希望，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我国以单一成文法为渊源的现状能得到突破。人类经验主义哲学的产物——判例的引入，将与成文法共同编织出社会严密的“法律之网”，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