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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在诸子百家中，儒家与道家的生死观各不相同，儒家强调“舍生而取义”，道家强调：“道法自然之逍遥”。人的一生都在奔波忙碌、人情是非中度过的，在这匆忙的过程中，对于即将逝去的年华，每个人都心生畏惧。生与死，是人生起止的两个端点。人生是一条不归路，当你走到终点是，才会去想起途中的挫折、失败和遗憾，只有正确的了解生命的意义，才能够正确面对生存和死亡。纵古观今，多少英雄豪杰精忠报国、战死沙场。又有多少文人义士弃笔从戎、杀身成仁。真正懂得生命奥秘的人，从来不觉得拥有的生命有多么可喜，也不会感觉死亡来临又多么可怕。懂得生死的人从不问自己从哪里来，也不担心到哪里去。对待生死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屈原生活在楚国，正是战国乱世之中，国家被攻占，自己一人流落在外，但他知道，国家已经万劫不复了，而生命最好的终结就是与这一同去。于是屈原投江自尽，屈原的死即是一种殉国，也是一种无奈。而他留给人们的，是他的不朽之作——《离骚》。屈原是为他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没有实现而死的，死得其所。死结固然值得赞美，但苟活也未必可耻。司马迁的志向，全然写进了他的《报任安书》，自己受了宫刑，却忍辱负重，周游列国、遍访名家，最终完成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这，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也许，这就是他对待生死的态度吧。真正看透生死的人，心里能够宁静淡泊，才能够对于生死有不同的看法。在生命中，每个人对生命的解读不同，对事物的看法也不相同，每个人都可以以不同的形式活下去。我想，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态度和方式是不同的，只有当生死的大难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听到古人穿过历史沧桑传来的回音，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人若如此，则此生无憾了。 
人的一生中生死只有一次，因此自古以来人们都十分重视生与死。古代士人有两种生死观。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司马子长曰：“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简单地说，前者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后者主张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仁者舍生取义，志者卧薪尝胆。而正所谓，仁者见仁，志者见志。因此古代士人无论选择两种生死观中的哪一种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两种生死观显然已不再适合当今社会，或是说已不能再作为现代人的生死观了。那么现代人究竟需要怎样的生死观呢？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认为所谓生，是指人生、生活，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可以做许多事，而正是这些事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但不同人的心中的价值标准是不同的，因此只要一个人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那么他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所谓死，是指死亡、逝去，是一个瞬间。但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对这一瞬间却有 着复杂的心理过程，所以便有了“夫人莫不贪生恶死”的结论。人对待死的态度直接影响着生前的行为。陈涉曰：“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司马迁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因此陈涉伐无道，诛暴秦；司马迁则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现在的人则认为人应看淡死，注重生前对社会的贡献，担当了生前事，何计身后名？这是正确的。我认为，一个人一方面要看淡死，不宜让死成为人生前的心理负担；另一方面要珍惜生，不应轻易放弃生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作为青年人，我们的生死观还不成熟，因此不应妄谈生死，但是我们可以从前人生死观中总结经验。有人曾问我：“人为什么活着？”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忽然想起《与妻书》中的一句话：“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 是啊！在动乱的年代，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生存而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换来了现在和平的社会。而在当今和平年代，许多人却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战乱年代的人想活却活不成，和平年代的人能活却不知怎么活，想来可笑。人的生死大事，一方面在于人的主观因素即人的生死观；另一方面在于客观因素，即外部作用。在外部条件不佳的情况下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外部条件良好的情况下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不错，一个人只要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使命，那么他就无愧于生死，无愧于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