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城
观音菩萨瓷像前的香炉升起袅袅的紫烟，阳光透过木栅栏门的空隙射入室内，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西关一个普通市民的家庭…… 广州话剧团近日演出的粤语话剧《家运》，以生活化的语言和平淡的风格，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富有南方气息和都市特征的家庭故事。和广州话剧团以往演出的剧目不同，《家运》以小剧场的形式，在舞台上创造出了一种近乎完整的日常生活幻觉，这种幻觉唤起了观众对熟悉的日常生活的回忆，使他们在观剧时始终有一种真实感相伴，这种真实感正是此剧编、导、演、舞美等在艺术创作上的一致追求，也是此剧最成功之处。 真实感首先来自剧本。剧中用大量细节描绘了这个家庭的成员：养了几笼鸟、整天乐呵呵的爷爷；话不多，可是在家庭很有权威的奶奶；整天忙于公司业务而无暇顾家的父亲；既怕丈夫在外头有女人，又操心儿子婚事的母亲；被全家人宠爱的孙子以及三个外来人——爱慕虚荣的玲玲、善良的小保姆惠惠和好人威叔。 该剧还使用了广州方言。方言中特有的语句结构、俚语、惯用语和剧情、人物和谐一致，大大加强了真实感。 为了追求真实感，导演把整个演出空间放在一个小剧场的环境内，并且由舞美设计师设计了一台很有生活真实感的布景。在这样的舞台环境中，在如此近距离的观众面前，令人高兴的是广州话剧团的演员能把表演的分寸感掌握得很准，尤其是扮演爷爷、奶奶的两位老演员给人印象很深。 如果说，《家运》的成功在于表现了日常生活的真实性的话，那么，其不足似乎就在于没有在艺术中区分出真实性和随意性。 《家运》是围绕着孙子曾子劲这个人物的命运展开的，在他的周围，是家人、女友以及小保姆等。全剧所有的矛盾冲突，都是围绕着他展开的。既然曾子劲处于矛盾冲突的中心点，那就应该把全家人和外人都紧紧“拉”进这个矛眉中来。然而，从现在的演出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剧中人没有进入这个矛盾，而是无目的地游离在矛盾冲突之外，造成了剧作结构的松散，同时也给演员的表演留下了难题，使得扮演这些角色的演员有时会出现无“戏”可演的尴尬场面。 从剧中人本身来看，这些人物无疑是真实的，作者选取的细节在生活中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伟杏的打麻将不上班，父亲的忙生意等，那么，为什么在剧中他们却会显得没“戏”呢？关健在于他们没有处在戏剧结构之中。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是相当随意的。因为他处在一个相当大的生活空间里，他与他身边的人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关系。然而，当人们被带到一个戏剧空间里来，他们的行为受到2小时的演出时间局限的时候，这种随意性就不存在了。他不再是单独的自己，而是整个戏剧结构中的一部分，他必须和其他人，和剧情发生有机的联系，不然的话，他的存在就会破坏整个戏剧结构的完整性。曾涛、伟杏之所以在剧中显得游离，正是因为他们保留了原来生活中的随意性，他们的语言和行为尽管真实，却只是他们原来生活中的某一个瞬间，并没有和全剧的结构有什么关系。 《家运》这个剧名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一个家有其“运”，这个“运”应该和家的全体成员有关。因此按照戏剧结构的规律来说，或者“家运”和家里每一个人的“运”直接联系；或者家的“运”集中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而其他剧中人则和这一个核心人物有关。而现在《家运》的作者采取的是后一种结构方法，这就要求所有剧中人都和曾子劲的“运”有关。然而，曾涛、伟杏的行为对子劲“运”的发展变化却没有多少直接关系，这就或多或少造成了他们与这个家和“家运”的分离。这也是两个人物显得过于随意的原因。 选择日常生活作为艺术表演的对象，并采用常人的眼光来描写它，在文学上已有一些成功的例子，然而在戏剧中成功的却还不多见。作者采用这种眼光来表现他所熟悉的生活，其勇气和见识是令人钦佩的。只是日常生活一旦进入戏剧，它就不再是原来的日常生活，而是戏剧中的日常生活，它就不仅受生活的法则支配，也受戏剧的法则支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用戏剧性去代替真实性，而是要用戏剧的集中原则去规范日常生活的随意性。 
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 戏剧起源 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 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 （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 （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 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 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 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 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 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 （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 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 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