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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文人不少，梁启超就是一个，梁启超，成名于戊戌变法，是戊戌变法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近代学术大师，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共同创办清华大学文学院。除了早年政治上的先觉者，到后来的教育大家学术大师，他还是模范家长，他九个子女个个成才，都是国之栋梁。在某种程度上，可比苏洵、苏辙，苏轼一门。 我对于梁启超的了解甚少，但他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就令人刮目相看，梁先生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他的爱国思想又不是守旧的、固步自封的，他深知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是旧中国最需要的。他是一个保皇派的历史角色，但他又不失为一个大教育家，大思想家以及一个好父亲。 《家书》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写给第一任妻子李惠仙。主要是梁先生在国外逃亡与访学期间与身处澳门的妻子的交流。关怀备至，温情脉脉，而又有大道理的穿插。精彩的一篇谈到梁先生在美国遇到华侨女郎并陷入爱恋之中事，他谈到女郎的仰慕乃至主动追求及那女子的优秀，及自己的一时意乱情迷，将自己当时的情形完全汇报给了夫人。妻子动怒，禀报岳父大人，并回信称男子可以三妻四妾。他又苦苦相劝，说妻子不明事理，自己早年与嗣同君创立“一夫一妻”会，绝不会背弃。一场家庭纠纷被完整呈现。后来梁先生也说到做到，主动与那女子保持距离。 另一部分，也是主要部分是写给子女的。梁先生常年与家人分居，聚少离多，但他十分关心子女的成长与学习。在教育上很有自己的见解。很注重子女在自然科学的学习，注重所学科目与国家需求的联系。晚清垮台后，梁先生担任过当时ZF的部长。父亲是部长，又是德高望重的大家，还要学习吗？ 还需要找工作吗？梁先生却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女，不允许孩子依靠家庭。 梁启超先生也不忘在书信中教育他的孩子们必须爱国。爱国，就像一颗种子，他把它种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生根、发芽、成长？？他让孩子们像海绵一样吸收国外最好的知识。为了使其最大化地吸收知识，他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让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专业方向，这些专业方向又是中国最需要的、最有用的。他的很多子女是在国外学习与成长的。而放到国外的孩子们又像牵在他手中的风筝，当祖国需要之时，他就把他们拉回来为国效力。梁家所有的孩子没有一人留在国外，无论当时的中国是战火连天还是贫穷困苦。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爸爸梁启超是那么地爱国，他心里没有小小的“我”，他让每个孩子都志存高远，从小就把责任放在心里。 梁启超先生在家信中有一句话，我看了之后非常感动：“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其实这不仅是梁启超对自己孩子的期望，也是他对所有中国年轻人的期望。自信的梁启超从来都把自己当作年轻人的榜样。晚年的梁启超除了大量的政务缠身之外，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到各地大学演讲，无论是病情恶化还是疲劳不堪，对于做于年轻人有益的事，他从来都不推辞。他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中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一封封家书，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浓浓的父爱，每一封的价值都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我们应该像梁启超先生教育子女那样，培养我们的爱国精神，把国家的荣辱兴亡当成是自己的重任，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梁启超 作文素材200字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从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开始，到西元1929年逝世，享年57岁的梁启超，在他30多年的政治历程中，几乎将自己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史上每一件大事都联系在一起。而且，他先后与中国近代史上各种思潮、各种政治派别都有密切的接触，其生前的声望也被各种力量借重。在他逝世的时候，北京和上海都召开了追悼会，无数人自发地参加。这是梁启超一生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他几乎受到各个方面的欢迎和重视。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梁启超也被称为在政治上是“善变”的。 梁启超的确是“善变”的。他支持过变法维新，也靠近过孙中山的武装革命；他既支持革命，又被认定为是一个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他大力提倡君主立宪，又鼓动段祺瑞发兵推翻张勋辫子军的复辟；他曾经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改变中国，又很早就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他拥护过袁世凯的强人政治，试图与袁世凯一文一武联手治理中国，又策划自己的学生蔡锷领兵反对袁世凯；他向中国大力介绍西方思想，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并一手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最终又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要用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赞扬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与时俱进。批评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政治投机。维护梁启超的人说，他善变的背后，有“内在的一致性”。抨击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自相矛盾、无所依靠的彷徨；等等。于是，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每一个政治流派，都能从梁启超那里找到支持，同样也能找到反对。梁启超从学术思想到政治领域的“善变”，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