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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中国风音乐 近几年来，形式新颖的“中国风”音乐大行其道。从传统审美角度来看，这种音乐形式无论在歌词、编曲、演唱方法还是整体风格上都符合中国古典审美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有密切关系。但在这种音乐形式广泛流行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真反思，探索传播传统文化的最佳途径。 近几年来，一批新生代音乐创作人和歌手将中国的一些民族文化的元素融合在自己的歌曲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流行音乐。这种新奇、独特的音乐形式很快席卷了流行乐坛，受到了听众的广泛关注，获得了大众的追捧。也正是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歌手为了迎合大众，将“中国风”音乐的风潮推到了极致。同时，这种“中国风”也在广告、电影、服饰、建筑等各种艺术中大放异彩，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文化。可以说，“中国风”的流行，与在儒、道、佛影响下的中国传统审美精神有密切的关系，同时，这种现象也源自中国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 一、何谓“中国风”音乐 “中国风”，如果按字面上解释，即有中国特点的音乐风格。当然，这并非是指中国的传统音乐，而是指在流行音乐领域的一种融合传统音乐的独特音乐形式。关于“中国风”音乐的定义，得到大家普遍认可的音乐人黄晓亮在博客中说道:“中国风就是三古三新(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和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结合的中国独特乐种。歌词具有中国文化内涵，使用新派唱法和编曲技巧烘托歌曲氛围，歌曲以怀旧的中国背景与现代节奏的结合，产生含蓄、忧愁、幽雅、轻快等歌曲风格。”也有人曾经试着给“中国风”音乐下过如下的定义:“中国风”的歌曲多采用“宫调式”的主旋律;在音乐的编曲上大量运用中国乐器，如二胡、古筝、箫、琵琶等;在唱腔上运用了中国民歌或戏曲方式;在题材上运用了中国的古诗或传说故事。虽然这两种说法还有待商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风”音乐的特质。 (一)歌词包含中国古典文化 “中国风”音乐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歌词中包含中国古典文化。有的作品直接把古辞赋拿过来运用，如王菲的《水调歌头》、蔡琴的《如梦令》、伊能静的《念奴娇》等，即是把古典诗词直接谱曲并融入现代配乐来重新演绎。有的作品则是借用古典文学作品中常用的意象如“月”、“水”、“镜”、“梅”、“竹”、“兰”、“茶”、“杨柳”等融人作品，如《东风破》、《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等。还有的作品传达了中国传统的情感内容，如周杰伦的《以父之名》、《听妈妈的话》、《蜗牛》等，这些歌曲显然和中国传统的重亲情的伦理情感紧密契合。有音乐人指出:“‘中国风’音乐作品的歌词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歌词整体营造古典民族的文化氛围，运用大量的古典意象;二是歌词中带有一些鲜明的民族符号，以此来体现民族特色。 周杰伦的代表作《东风破》，其歌词是:“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旧地如重游月圆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烛火不忍苛责我，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人喉，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荒烟漫草的年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歌名本身就是词牌名，其中“离愁”、“烛火”、“古道”、“思念瘦”等充满古典意象的词语更是营造出悲凉的气氛。((青花瓷》中的“素胚”、“釉色”、“临摹”、“窑烧”等描述青花瓷制作工艺的词被巧妙融合在歌词中，同时极力渲染江南雅致淡然的景色，构成了极具画面感的内容。《本草纲目》借用了李时珍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来传达古典情怀，胡彦斌的《曹操》则描述了一代袅雄曹操的故事。因此，包含传统文化是“中国风”音乐在歌词内容上的主要特点。 (二)编曲和唱法融合大量的民族音乐特征 一般来说，当代流行音乐习惯以西洋键盘乐器、打击乐器和电子音乐为主，而“中国风”音乐使用传统的乐器，如二胡、琵琶、竹笛、古筝等，使中国韵味被积极地呈现出来，是一种全新而且独特的音乐表达。如周杰伦的《东风破》主要运用了二胡;《霍元甲》则主要融入琵琶和大鼓，沉闷而厚重的鼓声阵阵，表现一代宗师的武学气概，全曲气势十足。林俊杰的《江南》主要运用了箫，箫声绵绵，流畅抒情，委婉动听。民族乐器与现代音乐元素巧妙地揉合在一起，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江南水乡的雅致淡然。 除了配乐和编曲之外，很多“中国风”音乐大胆地运用了传统音乐的演唱方法，如民族唱法、戏曲唱腔等。如陈升的《北京一夜》用老生腔演唱，之后有《霍元甲》中的花旦腔，《红尘女子》、《以父之名》中的青衣腔，《在梅边》里的昆曲，陶品的《SUSAN说》则引用了京剧《苏三起解》中的唱段。《千里之外》两种音乐形式和唱法的交替使音乐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变化，让人耳目一新。随着2009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周杰伦和宋祖英两种不同音乐形式的巧妙融合，这种“混搭”的音乐形式越来越受到欢迎。 (三)整体风格追求古典意境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意境是艺术家创作的重要标准，也是中国古典审美精神的重要体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古典艺术作品无论是诗词还是曲乐，都讲究含蓄、淡泊，追求意境的绵长深远，含蓄朦胧。 “中国风”音乐无论在歌词、编曲、唱法、旋律还是MV的拍摄上，都注重使音乐整体上能够展现出典型的东方古典意境。“中国风”音乐多采用古典诗词作为题材，情感表达符合“中和”的审美标准。同时，曲调的悠扬和谐也体现了含蓄蕴藉、温柔敦厚的儒家美学观。除此之外，MV的拍摄也体现了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含蓄蕴藉的古典美学要求。在中国古代艺术中，存在着诸如“落花”、“大雁”、“春”、“暮”等具有特定含义的意象，在美学的层面上，它们是一些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独立的艺术符号。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将审美意象作为“情感符号”和“艺术幻象”来考察。她说:“艺术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就是情感的意象，对于这种意象，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符号。朗格从艺术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出发，认为艺术意象也是一种情感的符号。在“中国风”的音乐中，充满了类似的传统意象，如周杰伦的《青花瓷》，与其说是一首歌，不如说是一出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山水，水云萌动之间依稀可见伊人白衣素袂、群带纷飞。“烟雨”、“青花”、“素胚”、“芭蕉”、“门环”等古典意象配上悠扬的曲调和水墨风格的唯美的MV，组合成了独特的意境。这种欲说还休、借景抒情的表达方式正是符合了“含而不露”这一中国传统的审美要求。 二、“中国风”音乐背后的古典审美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积淀 所谓审美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审美文化所独自具有的内在审美气质和性格，它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念、审美意识、艺术态度的核心因素，属于一个民族文化比较深沉的东西，与一个民族的哲学精神相一致。审美精神一旦形成便会融合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长期地影响着民族文化、艺术及审美的发展。中国古典审美精神是在中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不断冲突与融合以及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哲学精神中逐渐生成、建构出来的。音乐学者林华先生就曾在其论著中提到:“在我们的审美个性中，既有来源于人类共有的审美经验积淀成份，同时又有受到民族审美意识影响的成份……”。 在中国传统审美精神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是其核心的哲学基础。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促使中国古典艺术强调“道”、“气”贯穿的生命精神和博大精深的宇宙意识，注重直观感悟的生命体验，同时还追求“内在超越”的理想价值。生命精神和宇宙意识构成了中国艺术审美精神的内在特质。中国艺术所注重的不是孤立的个体生命和对象，而是生命的整体感、流动感和蓬勃的生命力，这种审美精神导致中国古典审美重神韵、气韵、气势、气脉、气象和意境等，也就是重生命精神，要求表现宇宙无限的生机活力。这种审美精神必然会影响中国人的审美实践。尽管中国的流行音乐是以西方音乐形式为主流，但这种根植于民族心理的审美精神要求也呼唤符合中国人审美特点的音乐形式出现，而“中国风”音乐正是符合了中国人内在的审美要求。 同时，中国人长久以来受儒、道、佛思想的影响，其中，礼义廉耻、中庸之道、重亲情、尊伦理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术中的情感表达，由此产生的审美方式使人们在潜意识当中钟情于写意的古典歌词，倾心于传统的民间乐器，醉心于含蓄、内敛的情感等等。在欣赏“中国风”流行音乐时，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怀旧”情怀，使听众很容易就和音乐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三、“中国风”音乐带来的反思 对于艺术领域中的这种“中国风”现象，很多学者是持肯定态度的。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全球化的日益加剧，今天，更多的文化形式和审美标准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审美实践。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传承五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消费时代，任何文化行为只有在转化为商业行为的消费中实现对文化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才能被公众更多地关注与接受。而“中国风”音乐无疑是传播传统文化的新途径。它通过特定的商业传播手段和商业行为方式，使文化消费群体在文化消费中得到审美的愉悦，最终实现传统文化和古典文明的传播。由此看来，这种独特的音乐形式不失为一种传播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音乐形式时髦有余，真诚不足。这些歌曲在商业动机的操控下，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内涵被那些流于表面的歌词拆解得略显破碎和浅薄。同时，由于歌曲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缺失导致传统文化的错误传播。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就曾经指出周杰伦的《青花瓷》歌词中有两处错误，其中一处错误堪称“谬误”。这首(青花瓷》，马未都认为其中谬误最重的一句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他解释说:“青花瓷自诞生之时便迅速成为中国瓷器的霸主，七百年来无人撼动。可瓶底从未书写过汉隶，仅在明崇祯一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写过隶书，显然写词者并不太懂瓷器。另一处错误则是那句“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马未都解释说，这句歌词的错误之处在于“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此外，还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歌手伊能静在《念奴娇》中将“羽扇纶巾”的“纶”念成“伦”，戴佩妮在新歌《一个人的行李》中，唱“我要一个人通宵看完鲁迅的背影”，但《背影》的作者是朱自清……这种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谬误，对文化传播、也对社会会产生不良影响。 由此可见，在“中国风”音乐大热的同时，我们应该有所思考。真正的“中国风”是可以用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要选择最佳的传播方式和准确的转播内容，而不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任意粘贴一些传统文化的标签作为嚎头来吸引听众，获取经济利益。 
流行歌曲并非今天才有，而我国古今流行歌词的传播状态却截然不同，古代流行歌词往往能够吸引文人士大夫的注意，从而脱离音乐走向案头文学，而当代流行歌词则越来越成为传播媒介的附庸，无法独立地实现其文学价值，更无法引导当代的主流文学创作。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对古今流行歌词进行比较分析，讨论“今天的歌”是否就是“明天的诗”，对于当代文学和当代流行歌曲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 “流行歌曲”一词来源于popular music，西方学者popular定义为“大众”；而目前国内却没有人对流行歌曲做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流行歌曲”、“大众歌曲”、“通俗歌曲”等概念相互混用。因此有必要在本文开头对“流行歌曲”进行定义，即“词曲的内容与形式迎合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当数量群众的心理需求，创作状态自由活泼，无需国家或其他社会机构的强行介入便可以自由地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广泛传播的歌曲”。从这个定义不难看出，流行歌曲不是今天才有的，但为什么古今的流行歌词有这么大的变化，却鲜有人探索，甚至更有人提出“今天的歌”或许就是“明天的诗”的看法。而实际上，当今的流行歌曲已经成为体现当代社会群体文化生活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歌词的内容所表现的到底能否与诗歌的内容相一致？歌词的文学价值又能否独立存在？导致当代流行歌词的这种尴尬境地的原因何在？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传播情境的变化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传播活动离不开传播情境的变化， 古今的流行歌曲在传播的过程中之所以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古代的流行歌曲的创作状态是自由的， 这些歌词创作者赋予歌词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个性，而非迎合市场的需求，放松自由的创作环境使得他们的作品在为广大受众接受的同时，也容易得到文人的认可和借鉴，这就为古代流行歌词走向案头文学提供了可能。 而当代流行歌词所处的传播情境使得音乐文化具备了一种特有的运作模式，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品，成为当代人们消遣娱乐的主要手段和方式。这种“商品”属性的形成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大的环境下一种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与客观存在。一旦这些素来为人们众口传唱的流行歌曲成为了商品，歌词创作者就必须要遵循市场规律来办事，写什么样的歌词要由市场的需要来决定，歌词所要表达得也不再是创作者的心声，它消融了作者的个性，取而代之的是要帮助广大的受众来宣泄他们心中的欲望，来满足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流行歌词所承载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歌曲的质量在逐年地下降。它已经逐渐地脱离了文学创作的最起码的要求，人们不会特别地去关注歌词。 另外，欧美流行音乐也给中国当代流行歌曲以很大影响，曲风、词风以及歌曲表现形式等诸多方面都对欧美的流行歌曲借鉴不少，从而更确定了当代流行歌曲在大环境下的商品性质。这种古今创作环境的差异很直接地决定了流行歌词是因“个性创作而流行”还是为了“流行而创作”。 2．传播者的变化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2．1创作主体的不同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古今创作主体的创作态度、动机、知识结构以及能力的发挥有很大的不同，这使得古今流行歌词在表现手法与表现风格上有了很大的差异，“诗言志”、“诗言情”的创作动机和实现歌曲商品价值的创作动机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单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的流行歌词可以吸引官方和文人士大夫的注意从而脱离音乐旋律走向案头文学，而当代的流行歌词则只能依附于歌曲包装本身，而无法走向案头了。 2．2 接受主体的不同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受众不仅是有分析、有选择地接受媒介，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信息的采集、编制和传递过程，对传播的质量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接受者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而受众不同的地域、年龄段、文化水平以及职业结构也会对流行歌词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笔者在调查统计（调查统计图表于此略）中发现：古代社会群体并不需要过多的对于个人欲望的宣泄与表达，民间流行的更多的是对民风民俗乃至民声的生动表达和反映，对歌词的认识在于“诗言情”、“诗言志”；而当代受众对于流行歌曲的认识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歌词已经成为商品，成为他们消遣放松的主要方式，这无疑对歌词的内容以及表现手法有很大的影响。 3．传播媒介分析 3．1歌词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引起歌词创作的变化 古代的流行歌曲中，词与音乐旋律紧密结合，从《诗经》起都是先有词再谱曲，唐代曲子词始“以辞从乐”；而当代则多依词谱曲，一词只能配一曲，在客观上也加强了歌词对曲调的依赖性，且当代歌词要求的节奏性与当代白话诗歌的自由化无法相一致，因此二者相互借鉴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样的“今天的歌”无法成为“明天的诗”。 3．2 古今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演变 1、古代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变化——从示现媒介到再现媒介 古代流行歌词最初处于自然传播状态，不依靠任何传播技术和手段。这种示现媒介有着传播过程的接力性，传播效果的模糊性，传播关系的透明性，示现媒介的传播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面对面的传播，亲切、自然，容易与受众产生最大的“话语空间”，获得最多的共鸣。 乐谱、词谱等再现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流行歌词的传播与保存，也为歌词增添新的魅力。歌曲创作与歌舞表演产生了专业分工，这在相当程度上促使了流行歌词向案头文学的转化。另外，这种再现媒介的出现也使原创者原有的风格和理念得以很好的保存，同时也为民间歌词向案头文学的转化提供了必要的载体。 当代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变化——高度发达的机器媒介 机器媒介相对于前两种媒介来说更发达，也极大地推动了流行歌曲的迅速传播。广播、CD光盘、电视、网络等机器媒介都给人听觉、视觉上的全方位享受，高科技手段及展现方式吸引了人们原本给予歌词的关注，这种传播方式使得流行歌曲更依赖于一种符号的转换，更依赖于技术上的精湛与高超，而不是歌曲旋律与歌词内容本身，这便使得创作者很难再有将歌曲还原为再现媒介的冲动，而歌词也只能以简单、直白的方式才能获得最大范围内的广大受众的喜爱，才能实现当代流行歌曲的商业价值。 传播话语分析 1 创作者假定的话语对象的差异 创作者要根据与接受者之间的身份地位关系的不同来决定自己的话语风格，古代的歌词创作者在写歌词的时候往往会把话语对象默认为某个人，他所写所唱的，是针对这个人或借描述某事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而进行的。这种对接受话语对象的分析和定位，使他们在创作中把重点放在抒发个人情感、展现个性上，一首歌词不用每个人都懂，但他的话语对象一定要明白，他所要抒发的也只是创作者与话语对象几个人的情感，而非众多接受者。 而当代的歌词创作者在创作之前所假定的话语对象是广大的受众，他不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而写歌，而是为了迎合广大受众的心理需求而参与创作的。当创作主体需要用自己的文字去表达某个特定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情感时，自然是越直白越明了越好的。 2歌词话语文本的文学性探寻及其归宿 歌词话语文本本身与文学是有很多的相通之处的，也正因为如此，古代的流行歌词才能脱离音乐旋律而走向案头文学。歌词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歌词的意境以及自身的语言风格等方面。相比较而言，当代流行歌词对于话语文本文学性的探寻缺失了许多，这自然也是与机器媒介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当然当代流行歌词中也存在一些堪称经典的作品，但从宏观上来说，今天的流行歌词失去了对于文学的研究与探询，而且它也不再是流行歌曲中最主要的因素，只能在机器媒介的操作下才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商业性远远多于文学性。综观当代大的市场环境和趋势，笔者认为，当代的流行歌词再也无法承担起古代流行歌词所担负的使命，它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也成为歌曲传播过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符号，而缺失了之于文学的探寻，最终只能将自己融化在机器媒介的数字和符号里，无法脱离音乐和机器媒介而独立存在，也就更不可能走向案头文学了。这样的“今天的歌”，是不能够成为“明天的诗”的。 参考文献： [1] 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2] 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 冯明洋知识经济的文化分流与传统音乐的文化守护[J]中国音乐，2000年第3期 [4] 赵志安论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C]曾田力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5] 捕风音乐：耳朵的快感消费 [6] 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7] 宋玉对楚王问——文选[C]萧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9] 吴相洲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 周礼•仪礼•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9 [11]刘勰文心雕龙注[M] 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2]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3]元稹元稹集[M]冀勤校点第2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 谢桃坊中国词学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2 [15] 付林，王雪宁流行歌词写作新概念[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16] 曾遂今音乐创造灵感：从音乐的自然传播到技术传播——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C] 曾田力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17] [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18] 曾遂今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和传播[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19] 修海林音乐学领域的传播学研究——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C]曾田力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20] 包兆会我动我晕眩——流行音乐[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21] 赵晓辉，韩乔最新统计数据:目前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9880万 [22] 李广平李广平的现代歌词论 [23] 欧阳友权文学原理[M]海口：海南出版社，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