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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的分期 三古、七段 文学发展变化的九个方面 上古期 中古期 近古期 如果将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长河，我们从下游向上追溯，它的源头是一片浑 茫的云天，不可详辨。我们找不到一个起源的标志，也不能确定起源的年代。那 口传时代的文学，应当是十分久远的，后来的文字记载不过是对那段美丽梦幻的 追忆而已。最保守的说法，从公元前11世纪，也就是《诗经》中的一些诗篇出 现的时候起，这条长河的轮廓就已经明朗起来了，后来逐渐汇纳支流，变得越来 越宽广。这中间有高潮也有低潮，但始终没有中断过。若论文学的悠久，只有古 希腊文学、古印度文学可以与中国文学相比；若论文学传统的绵延不断，任何别 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是不能与中国文学相比的。 河流有上游、中游、下游，中国文学史也可以分成上游、中游、下游，这就 是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三古之分，是中国文学史大的时代断限。在三古之 内，又可以细分为七段。 三古、七段的具体划分如下： 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 第一段：先秦 第二段：秦汉 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 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 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 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 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 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 三古、七段说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 呈现的阶段性，而将其他的条件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 变化的背景。将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视为断限的根据，而将其他的条件视为断限 的参照。一种根据，多种参照，也许最适合于描述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文 学发展变化的阶段性可以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王朝的更替相重合，但社会制度 的变化或王朝的更替，只是导致文学变化的重要原因，而不是这变化的事实本身。 所谓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可以分解为以下九个方面：一、创作主体的发展 变化；二、作品思想内容的发展变化；三、文学体裁的发展变化；四、文学语言 的发展变化；五、艺术表现的发展变化；六、文学流派的发展变化；七、文学思 潮的发展变化；八、文学传媒的发展变化；九、接受对象的发展变化。三古七段 就是综合考察了文学本身这九个方面的因素，并参照社会条件，而得出的结论以 往研究文学史，对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这两方面很少注意，尚不足以对文学的发 展变化作出全面的考察。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实在是 不容忽视的。 一、上古期 上古期包括先秦、秦汉。 我们首先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几乎都孕育于这个时期。散文可以追溯 到甲骨卜辞；诗歌可以追溯到《诗经》、《楚辞》和汉乐府；小说可以追溯到神 话传说，《左传》、《史记》等历史散文，以及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辞赋可 以追溯到《楚辞》。骈文中对偶的修辞手法，在这个时期也已出现；就连戏曲的 因素在《九歌》中也已有了萌芽。其次，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也是孕育于上古期 的。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影响着此后几千年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三，中国的文学思潮以儒道两家为主，儒家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道家注重文 学的审美价值，这在上古期也已经形成了。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些观念，如 “诗言志”、“法自然”、“思无邪”、“温柔敦厚”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提 出来的。第四，从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来看，士大夫作为创作的主体和接受 对象，文字作为传播的主要媒介，中国文学的这个基本格局也是在上古期奠定的。 直到宋代出现了市民文学，才使这个格局发生了变化。 上古期的第一段是先秦文学。在这个阶段，文学的创作主体经历了由群体到 个体的演变，《诗经》里的诗歌大都是群体的歌唱，从那时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 位诗人屈原出现，经过了数百年之久。上古巫史不分，史从巫中分化出来专门从 事人事的记录，这是一大进步。而士的兴起与活跃，对文学的发展又起了关键性 的作用。先秦文学的形态，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这种 混沌的状态成为先秦的一大景观。所谓文史哲不分，是就散文这个领域而言，在 讲先秦散文时我们无法排除《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 著作，也无法排除《周易》、《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哲学 著作，那时还没有纯文学的散文。至于诗歌，最初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 《吕氏春秋》里记载的葛天氏之乐，以及《尚书·尧曲》里记载的“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都是例证。《诗经》、《楚辞》中的许多诗歌也和乐舞有很大关系。 风、雅颂的重要区别就是音乐的不同，据《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 都可以和乐歌唱。《楚辞》中的《九歌》是用于佘祀的与乐舞配合的歌曲。 秦汉文学属于上古期的第二段，秦汉文学出现了不同于先秦文学的一些新的 特点。首先是创作主体的处境有了变化，战国时代游说于列国之间的士，聚集到 统一帝国的皇帝或诸侯王周围，形成若干作家群体，他们以歌功颂德或讽喻谲谏 为己任。如武帝时的司马相如、东方朔，吴王刘氵鼻门下的枚乘、邹阳。这些“ 言语侍从之臣”正好成为大赋这种汉代新兴文体的作者。与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 面相适应，汉代文学以大为美，铺张扬厉成为风尚。“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政策相适应，汉代文学失去了先秦文学的生动活泼与多姿多彩，而形成格式化 的、凝重板滞的风格。然而，对于中国诗歌来说，汉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朝代。 《诗经》那种四言的躯壳到汉代已经僵化了，楚辞的形式转化为赋，汉代乐府民 歌却以一种新的姿态、新的活力，先是在民间继而在文人中显示了不可抗拒的力 量，并由此酝酿出中国诗歌的新节奏、新形式，这就是历久不衰的五七言体。 二、中古期 
读《茶馆》有感 茶馆，彼此唠家常，谈山海经的地方。谁能想到它竟能折射出一大社会问题！除非友一位具有独特视角的大师使它“活”起来，否则茶馆平庸无奇，永远不会有更深的意义。而那个人便是老舍——一位语言大师，他用其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使整部剧本的语言绽放生命的炫彩。 老舍出生于一北京大杂院中，一户舒姓的满族贫民家。父亲是护军，母亲靠洗衣赚钱。父亲早逝之后，生活更为窘迫，但幸运之神眷顾了老舍。一为慈善家资助老舍上学，使他收到良好教育。在老舍自身的不懈努力下。他渐小有成就。在之后的创作过程中，而是的境遇更是深深影响着他。而《茶馆》之所以有“小中见大”的特色，与其是平民出身也有密切联系。 同样，老舍的手法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全剧只有三幕，一幕一时段，干警、简洁，也十分容易表现剧情，从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再到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与其说是时间变迁不如说是历史变迁。人物表现年代，而年代又作为人物表现的背景，相辅相成，使小小一茶馆提升到不得不让人用看“历史剧”的眼光评审这部巨作。其二，尽管茶馆人呆，三教九流植被也不少。但是几位人物始终贯穿全剧，起着核心作用。一、王利发（茶馆掌柜）二、松二爷（胆儿小，人却不怀）三、常四爷（正义之士、十分爱国、体格健康）松二爷、常四爷两位茶客与王掌柜交情还不错而在这所谓“热闹”的茶观众，要找出几个掏心掏肺的件阿婆人还真不容易。听听！说的不是客套话便是奉承话。我虽不知老舍塑造如此的人物性格有何用意，至少通过这有点人情味儿和有“良心”的三人谈话使人更深刻的体会到世态炎凉啊！发人深思。其三，子承父业。这是几句疮痍有待讽刺意味的安排。剧中一幕幕地时代向前走，衣着也跟着前卫起来，客人的思想呢？！简直是幻包装不换内容。例如，原先看相面的糖铁嘴养一儿子，现竟“升级”为大师。刘麻子那说媒拉线行当竟让他儿子“发扬光大”变为“花花联合公司”（专给洋人、官员提供女招待与吉普女郎）。而吴祥子这老式特务到了儿子这辈儿竟改个名儿叫世袭特务。人哪！为何总在这方面“遵规守矩”呢？ 老舍，无论您想传达予后人什么，至少《茶馆》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不能评说它的优劣，在如此剧你面前，我只有说声：“谢谢！谢谢您留予青少年如此宝贵的财富。” 【摘要】：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情感美是古典诗词内涵美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情感美主要包括五种情感：即深沉的爱国情、浓烈的思乡情、执着的男女情、美好的朋友情和温馨的骨肉情。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这种崇高伟大的情感美，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幸福、繁荣、稳定的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古典诗词；情感美 什么是情感？《现代汉语词典》说：“情感是对外界刺激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如喜欢、愤怒、悲伤、恐惧、爱慕、厌恶等。”[1]只要是正常的人，他就一定有情感。只要有情感，他就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予以表达。中国古典诗歌就是古代人们抒发情感的一个最为有效的工具。诗歌的本质是抒情的。陆机在他的《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2]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中也说：“诗者，吟咏性情也”。[3]我们今天阅读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留下来的那些洋溢着真情的伟大诗篇时，无不感到这种真挚的情感给我们带来的审美愉悦和震憾人心的力量。这种真挚的情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沉的爱国情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对人类文明有着重大贡献的民族，也是一个深深热爱自己祖国的民族。为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独立，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孕育了一大批热爱祖国的仁人志士，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爱国诗人。他们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深沉的爱国精神，是华夏历史上动人心魄的精神文明之花。他们留下来的无数诗篇，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如明代诗人杨继盛的《就义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这是诗人面对死亡高唱的充满凛然浩气的爱国壮歌。前二句大笔挥洒，极力渲染浩然正气，意在说明“天地有正气”。杨继盛本来就是个刚直不阿、胸怀浩然正气的人，仕进后更以忠直敢谏著称。他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后改兵部员外郎，力主抗击北方鞑靼人的侵入，因弹劾大将军仇鸾误国被贬狄道县典吏。仇鸾伏诛后，诗人复官，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弹劾奸相严嵩十大罪状，被严嵩迫害入狱。在长期监禁后，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被杀害。这首诗最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并不认为就义便是报国的尽头，临刑前他想到的是“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即活着未能斩除佞臣、尽到报效国家的责任，死后要继续用自己的忠魂实现报国之志。后二句直抒胸臆，痛快淋漓地抒发了诗人炽热无比的爱国热情，至死不忘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 二、浓烈的思乡情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炎黄子孙有着浓重的思乡情结，而思乡情结就是爱国情结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连故乡都不爱的人会去爱国。思乡念国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她蕴涵着对故乡亲友的挚爱，对故乡山水的依恋。古代诗人写有太多的游子诗，抒发着各不相同却又极为相似的故乡之情。这些诗歌不追求奇特新颖的构思，更不要精工华美的辞藻，只是用深情的语句，写出远客思乡的殷殷深情。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秋月分外明亮，也特别清冷。对于孤身在外的人来说，最易触动旅思之怀，感受到客居的萧条，年华的易逝。凝望着明月，更易使人想起故乡，思念亲人。大概正是此情此景感染了李白，他挥毫写下了《静夜思》这首具有浓烈思乡之情的诗歌。 三、执着的男女情 男女情爱，本是人类生活中经常存在的普遍现象，因此在我国古代数量繁富的诗歌遗产中，爱情诗占了很大的比重。爱情诗在古代民歌中非常发达，从《诗经·国风》、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到唐代民间曲子词、明清民歌，歌唱爱情的篇章往往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在文人诗歌方面，上自屈原的《九歌》、汉魏六朝古诗，下至唐诗、宋词、元曲，爱情诗的数量也是很多的。我国古典诗词中的爱情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多彩，真挚动人。它们表现了古人对爱情的强烈追求，爱情得到满足时的愉悦和欢乐，更多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生离死别引起的忧伤和痛苦。在我国古代众多的爱情诗中，写得最好、最感人的是那种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至死不渝、永不分离的爱情追求为内容的诗篇。如汉乐府诗歌《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全诗一开头，这位女子就向天发誓，表明了她与“君”的相爱关系，并希望他们之间的爱情永远不中断，不衰竭。为了表示自己对爱情的忠贞，她象放连珠炮一样，一口气列举了五种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从反面说明她“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的执着追求。只有高山成为平地，江水干涸不流，冬天雷声隆隆，夏季雪花飘舞，天地合为一体，她才与心爱的人断绝感情。而这五种情况都是不可能出现的，自然她与“君”的爱情也就不会“绝衰”了。诗中出现的各种景象相互之间并无联系，但在表达爱情的坚贞这条线上，却美妙地串成了一个抒情形象的整体。读了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直爽、活泼而深情的女子活脱脱地站在我们面前。她对爱情的追求是那么至死不渝，纯洁热烈；誓言是那么干脆利落，不假雕饰。这种纯属真情的自然流露，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并深受感染。男女情爱的美好归宿，便是结为夫妻。有人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这从根本上亵渎了神圣的爱情。因为夫妻互爱是人世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是家庭存在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基本的道德关系之一。夫妻情笃是家庭和睦的核心内容，夫妻感情是家庭幸福的晴雨表。在我国古代的夫妻关系中，虽然受到男尊女卑的影响，但人们还是以相敬如宾，伉俪情深，富不易妻，白头偕老为美德，鄙弃那种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以及忘恩负义的卑劣行为。 在古代大量的爱情诗中，有不少描写夫妻恩爱的诗篇。如杜甫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这是一首一往情深、缠绵真挚的怀人诗。诗起笔即妙，题为“月夜”却不写作者自己看到的“今夜长安月”，而从千里之外落笔，以一“独”字见出两地相思。就表现手法来说，可谓一箭双雕。不说自己思念之苦，反关心妻子遥忆之悲，伉俪情深，溢于言表。“独”字更是意味深长，夫妻离散，两地相隔，故谓“独”，这是第一层义；儿女未谙世事，不知思父，不懂得母亲望月的心情，故谓“独”，这是第二层义。颈联描写妻子独自望月的形象。云鬟雾湿，玉臂生寒，可知站立良久，心往神驰。尾联“双照”反结“独看”，表达了作者心中的希望。在充满悲哀的日子里，只有希望才能给人以生存下去的慰藉。双照之下犹带泪痕，正是悲喜交集、痛定思痛的景象。诗人写情如此，真称得上是力透纸背。 四、美好的朋友情 友谊是人生旅途中激人奋进的伴侣，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友谊是人生的需要，是朋友之间的高尚的情谊。它既是个人事业成功，生活幸福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关系到人际和谐，国家安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生离不开友谊，事业离不开友谊。友谊是信任理解，是无私奉献，是高尚人格的体现。真正的友谊是人与心灵相通的亲密的关系，在一起时要相互激励，远离时要扬其善名，快乐时要与其共享，患难时则要共生死。这种友谊的特征是，在思想上互相帮助，在品行上互相砥砺，在学问上互相切磋，在事业上互相支持，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中国文学史上，歌颂这种高尚真挚友谊的诗歌不胜枚举，如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这首诗是李白听到王昌龄遭贬时所作的一首抒发真挚友谊的诗歌，诗中表现了对王昌龄的深切同情。诗的前两句道出时间、环境及事件。时间是暮春，环境是飘飘扬扬的杨花和音似“不如归去”的杜鹃叫声，这一切带给人的无疑都是悲凉。在这种氛围里，听说王昌龄被贬到龙标，且已过五溪，岂不更令人忧伤？ 后两句是抒情。人隔两地，难以相从，而月照中天，千里可共，所以诗人把自己的愁心寄与明月。让这颗愁心随着风。和着月，伴着不幸的友人直到夜郎西。因远隔万里，不能相见，而诗人的情感又那么强烈，难以抒发，难以寄托，只有通过千里可共的明月来“遥有此寄”。 李白与杜甫的交往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珍贵的一页。二人相处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二人友谊深厚，心心相印，离别后互相思念，留下了一些感人的诗篇。唐玄宗天宝三年初夏，李白与杜甫在洛阳首次相遇。从夏到秋，他们在粱（今河南省开封）、宋（今河南商丘）一带漫游。经过冬天小别之后，第二年又在东鲁相聚，直到秋天分手。分手后，杜甫欲去长安，李白则寓居沙丘。想起在一起时欢快的日子，想起二人诚挚的友谊，李白写下了《沙丘城下寄杜甫》这首诗：“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起首两句，诗人以自怨自责的意味写“我”：“我来竟保事？高卧沙丘城。”劈空一问，悬念陡起。诗人为什么对自己来沙丘城这么恼恨？难道仅仅是因为闲居无事吗？ 三四两句写诗人所处的环境：瑟瑟秋风，老树孤立，这阵阵风声片片落叶给闲居人带来的是什么呢？接下来两句，点出了诗人当时的心情：“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声歌美酒，本来诗人平生钟爱之物，此时竟然提不起精神，引不起兴趣，这又是为什么呢？ 诗写到这里，句句以“我”为中心。“我”的生活单调乏味，“我”的环境一片萧索，“我”的心情沉闷低落。这一切，似乎是诗人在向外人诉说自己的苦衷，与“思君（杜甫）”毫无关涉。直到最后两句“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笔锋陡转，照应了诗题，点明了主旨，读者一下子明白了诗人前六句的用意：这生活，这环境，这心情，这难以排遣的孤寂，原来都是出于对“君（杜甫）”的思念。 五、温馨的骨肉情 骨肉情深是一种美德，也是家庭中有关亲人关系的道德规范。中华民族历来提倡家人之间应该“相爱”、“相顾”、“友悌”、“和睦”，提倡兄友弟恭，尊卑长幼有序。也就是说，做长辈的，做兄姐的，要以疼爱友爱的态度对待子女弟妹，子女弟妹要以恭敬的态度对待长辈兄姐。只有这样，才能使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亲爱和睦，共同感受骨肉亲情的温暖和快乐。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不少描写这种骨肉情感的优美诗篇。这类诗篇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晚辈对长辈的孝敬之情。孝敬长辈尤其是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曾被儒家作为一切道德的根本。我们的民族文化具有重人伦的特征，而伦理文化的核心之一是“家庭孝敬”，尤其是对父母的孝敬。“百事孝为先”，自孔子始，孝德便被当作“仁之本”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所奉行的一条道德原则。孝是一种永远也不会过时的民族美德。从古至今，古典诗歌对于“孝”这个主题进行了无数次的赞美，对父母的天高地厚的恩德进行过无数次的讴歌。“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像春天阳光般厚博的父母之情，区区小草似的儿女怎么能报答于万一呢？究竟怎样才能报答父母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呢？诗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回答。宋末诗人江万里的《水调歌头·寿二亲》词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首：“生日重重见，余闰有新春。为吾母寿，富贵外物总休论。且说家怀旧话，教学也曾菽水，亲意尽欣欣。只此是真乐，乐岂在邦君。 吾二老，常说与，要廉勤。庐陵几千万户，休戚属儿身。三瑞堂中绿醑，就满城和气，端又属人伦。吾亦老吾老，谁不敬其亲。”词的上片写作者为母亲生日祝寿，不谈富贵外物，只谈一些家常旧话。说自己粗茶淡饭，尽心孝敬赡养父母，使父母很高兴，并认为这是真正的乐事，也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下片写父母对自己的教导，做官要清正廉洁，要和百姓休戚相关。作者认为自己遵循父母的教诲，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在自己所辖之地，民风淳正，人际关系和谐，子女能孝敬父母。 古语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作者不仅在家能孝敬父母，而且在外能为国尽忠，很有民族气节。当元军攻陷家乡时，江万里大义凛然，赴水而死，以身殉国，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正因为作者感情真挚，诚心至孝，因而词中所流露出的孝敬父母的真挚感情，深深地感染着后代的每一位读者。 二是长辈对晚辈的舐犊之情。舐犊之情，人皆有之，谁人不关注儿女的成长？《责子诗》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别开生面的一篇名作。它洋溢着老父亲对儿子的爱，使人如欣赏一幅老父教子图。它不用传统严厉训斥的语言，而是带有诙谐戏谑的趣味：“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好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怀中物。”开篇两句勾画出一个垂老父亲的形象，白发苍苍，皮肉松弛。老了自然想到把希望寄托在儿辈身上，所以自然要写儿子。先总说一句，有五个男儿，却都“总不好纸笔”。五个儿子好像没有一个有成材的希望，那该怎么办。诗人淡淡地一收，假如天命如此，那还不如饮酒取乐，结尾好像很平淡，却表现出诗人对儿子们的爱。表面上数落它们，实际上带有点儿欣赏的味道。儿子们都非常天真可爱，没有沾染上世俗渴求功名利禄的习气。正因为如此，诗人在远离官场、躬耕田园时才会感到家乡的美好和亲情的温馨。 三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关爱之情。兄弟姊妹本是同根，情同手足，一旦离别，彼此思念，切切之情难以言喻。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表达了兄弟之间这种浓厚的关爱之情：“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前两句正面叙述对亲人的怀念，虽用语通俗，用意却十分缜密。劈头一个“独”字，点明只身客居的孤单；“在异乡”，表露自己远离故乡亲人的怅惘。作过气氛渲染之后，年轻的诗人告诉我们，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逢佳节”的，自然会“倍思亲”。其实，透过这诗句不难看出，诗人无时无刻不在思亲，只不过是适逢佳节，思念之情更强罢了。后两句诗人驰骋想象，描绘出一幅家乡亲人重阳登高、欢度节日的图画。这里诗人不直说自己在思亲，而是用烘托的方法，说兄弟们因“遍插茱萸少一人”而在思念自己。这种以揣摩别人而表现自我的方法，使所表达的感情更为含蓄深沉，也使诗中所表达的兄弟之间相互关爱的情怀更加温馨感人。 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表达的深沉的爱国情、浓烈的思乡情，执着的男女情，美好的朋友情和温馨的骨肉情，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优秀完美的道德规范以及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这种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情感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发展繁荣的巨大力量。我们认真学习中国古典诗歌中所蕴含的情感美，继承和发扬这种情感美的光荣传统，对于我们建设幸福、繁荣、稳定的和谐社会，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