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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戏剧创作方面，成就比较大的是郭沫若。郭沫若是一个才华横溢、多方面有所建树的作家。他的戏剧创作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顶峰。这时候，他遵从党的指示，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为了彻底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反共投降活动，以极大的愤慨，连续创作了六部历史剧，其中尤以《屈原》一剧，极大地震动了山城重庆，激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响，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在解放以后，他又相继创作了《蔡文姬》、《武则天》两部历史剧，为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评价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做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除郭沫若以外，曹禺和田汉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斐然的戏剧家。曹禹的代表作是《雷雨》、《日出》和《北京人》。这些剧本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性。暴露了都市罪恶，而且独具艺术魅力，历数十年而不衰。 
郭沫若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文学家，诗歌家之一。暂且不论为人，只谈论文学作品和诗歌的话，他的文学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五四文学的研究兴趣将越来越转向文学自身。郭沫若《女神》留给后世的启示性意义，也许将主要在新诗形式方面。新诗在韵律节奏探索上的一系列尝试和突破表明，新诗中“自由派”与“格律派”之争并非文学史描述中的那种两军对垒，而与诗人创作个性有密切的关系。关键词 郭沫若《女神》 新诗形式探索 诗人创作个性一随着20世纪进入尾声，本世纪初诞生的五四新诗，将留下一些遗产给新的世纪。这笔遗产现在我们还不能打理清楚，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时间越长，选择就将越偏重于文学本身。作为五四新诗的重要成果之一，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早期诗歌创作，一直被普遍视为现代新诗史的真正开篇。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反复谈论《女神》中充满理想光耀的自我抒情形象、大胆叛逆精神以及渗透在内容和形式中的彻底解放感，为的是——也习惯于从中寻找它与五四时代之间的种种精神联系以及启示意义。但是，当人们谈论了大半个世纪以后，可能会发现，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超出1922年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的见解。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就断定了，《女神》之“新”，“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即《女神》的独特性正在于它惊心动魄的精神风格使新诗无愧于那个伟大时代。接着，闻一多准确分析了诗中那个狂放不羁的自我与五四一代青年的内在精神联系，“现在的中国青年——‘五四’后之中国青年，他们的烦恼悲哀真象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他们觉得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宇宙真一秒钟也羁留不得了。他们厌这世界，也厌他们自己。于是急躁者归于自杀，忍耐者力图革新。”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音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因此，闻一多指出，《女神》中那个炫新耀奇的自我并“不是这位诗人独有的，乃是有生之伦，尤其是青年们所同有的”〔①〕。而现在，20世纪的串串雷声渐渐远去了，又是世纪之交，生活还要继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问题必然要提出来，这就是：郭沫若的早期诗歌创作，除了显而易见的时代精神特点或象征意义外，还有没有更为长远的启示性意义呢？如果没有，它早晚将尘封在一页历史中；如果有，它又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这一启示性意义应当到形式方面去寻找。郭沫若在新诗形式解放方面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朱自清曾明确指出，五四新诗革命与近代“诗界革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新诗从诗体解放下手”〔②〕。而导致诗体空前大解放的第一人，正是郭沫若。经过以胡适为代表的早期白话诗人步履蹒跚的短暂尝试，郭沫若的《女神》以高度自由、狂放不羁的诗行，一举结束了早期新诗在形式上文白参半的稚拙状态，使新诗体真正获得了自由的生命。《女神》这一重要贡献不仅在新诗史上具有开篇意义，也必然作为一份历史遗产面对未来新诗形式的发展产生相应的启示作用。不过，研究者们虽然很早就注意到郭沫若对新诗形式解放所做的突出贡献，但似乎更多地是将这种贡献纳入史的描述中。最早从30年代起，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便将对新诗形式方面的不同见解和尝试粗略地划分成两派，一派是主张自由体新诗的，另一派是主张格律体新诗的。这样概括也许是为了便于描述20年代有关新诗形式方面论争的基本状况，但从这以后，文学史学家们的研究思路便不假思索地循着朱自清的观点走，似乎再没有人想到越雷池一步。于是，根据一般新诗历史的描述，我们得知的是，自由诗派和格律诗派从20年代即已形成，并各有各的旗手，自由诗派的当然旗手是郭沫若，而稍晚些的新月派诸诗人则是格律诗派的典型代表。这两个诗派又反复论争，各持一端，脉络清晰，在每个时代差不多都可以找出它们的代表者。它们的实际影响也依时代的不同而互有消涨，并且还将无休止地争论下去。文学史家从中获得了高层建瓴地把握文学现象的线索和激情，但问题是诗人们凭什么要一代代地这样对峙下去呢？诗人们在理论上也许确实主张过什么，甚至还大声呼吁过，但这对他们自己的创作来说并不是金科玉律，对别人就更不是。这些主张也许是个人的体会、感悟，也许寄托了某种理想，也许与诗人特定的社会、政治立场和态度有关。但无论怎样，当诗人们提笔创作时，这些背景因素就统统隐退了，唯一使他们激动的只能是尽可能完美表达的冲动和愿望。实际上，越是好的作品似乎越是自由自在，很少自我限制，划地为牢。郭沫若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天上的市街》是一个例子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卓越超群的文化伟人，在文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广阔的学术领域里留下丰厚遗产，影响深远。与其笃实的学养一脉相通，郭沫若在书法艺术方面同样成就璀璨，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郭沫若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与实践历时70余年。青年郭沫若的书法得到社会承认，始于辛亥年间。10年以后，他的著名诗集《女神》等作品集问世，使其书体在更广泛的读者面前显露风采。20年代末，郭沫若旅居日本，由金文甲骨入手，以字辩史，借史鉴今，谙熟了祖国文字、书体的演进轨迹，创立了古文字研究的科学模式。1937年归国抗战，在民族危难之中，其诗词创作常与书法相结合，翰墨间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在繁重的国事之余从事了更为丰富的书法创作。他慷慨为人，博识广闻，为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留下难计其数的辞章墨宝。其书法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少有出其右者。 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八字要诀。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誉为“郭体”。郭沫若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其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尤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 郭沫若作为苏轼以后四川又一大文人，其书法成就直堪与东坡媲美，为世所重。东坡书法向来受到书法界重视，为宋代尚意书风代表。郭沫若书法从宋四家出来，无论用笔、结体都有宋四家意味，但又个性突出。苏东坡书法曾被黄山谷戏为"石压蛤蟆"，但其横向取势的结体，实际从隶书而来的书法史上就已有历史，与黄山谷书法取纵势截然不同。正如秦效侃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字之结体汉唐即有横纵二种。黄纵苏横，不必是病。"沙孟海先生以"斜划紧结"与"横划宽结"概括之。郭沫若书法与东坡书法同属于横画宽结一类。郭沫若抗战期间在重庆时，书写了大量书法作品，同时，与马衡、常任侠等人进行了江北汉墓的试掘，发现"富贵"等字砖，为保护文物做出了贡献。由于他当时任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了一大批文学美术书法界人士，为繁荣文艺事业作出了贡献。郭沫若的书法研究，可以从他对甲骨、金文研究开始计算，成果丰硕。到六十年代，郭沫若与高二适等人展开《兰亭》真伪大讨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极大地推动了书法研究的深入，带来了书法事业在"文化革命"时期的发展。这些成就，尤其是后期兰亭论辩中的数篇论文，无疑都充分地反映了他深厚的学养。一生大风大浪中过来的郭沫若，在其书法里头，充分表现出其大学者、大文豪风范：每幅作品，无论长篇巨制，抑或短笺小札，用笔都十分肯定、果断，没有犹豫与迟疑；书写内容多自作诗词，无论旧体新体，都富有时代气息；对古典书法有过广泛深入的学习与探究，深得苏东坡、颜真卿神韵。郭沫若学习书法，不象一般人兀兀穷年专于一家而难有自家面目，而是从一开始便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非以自身作为先人奴隶，而是化他人为己用，独具风骨。 参考资料：百度知道
郭沫若作为我国二十世纪新诗运动的领导者和倡导者，而它的价值与地位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是表现了奋进狂放的文学态度；其二是爱国精神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