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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构建与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程延园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教授2007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这部涉及千千万万劳动者切身利益、直接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法律，历时一年半，经过了四次审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利益博弈、观点争鸣、法理思辨贯穿始终。与1994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相比，《劳动合同法》坚持了《劳动法》确立的劳动合同制度的基本框架，并进一步完善了劳动合同制度，弥补了原有制度的缺欠，在兼顾企业利益的基础上，促进劳动者就业稳定。它的颁布和实施，对促进我国劳动关系和谐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劳动关系契约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基本特点。在我国，尽管自1995年以来一直在推进劳动合同的签订，但距劳动关系完全契约化还有相当距离。劳动合同制度确立了双向选择的用人机制，劳动关系双方有权依法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依法规范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等。但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供大于求，劳资双方在谈判、要价能力方面存在明显差别，因此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劳动合同短期化、滥用试用期和劳务派遣等问题一直存在。为了规范和调控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的发展和运行，弥补现行劳动合同制度实施中存在的缺欠，解决劳动合同制度推行十多年来在用工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劳动合同法》，有助于缓解劳资矛盾，建立和健全规范有序、合法合理、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一、完善劳动合同，规范用工制度《劳动合同法》在规范用工制度上，实现了突破和创新，其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劳动合同制度覆盖到事业单位聘用制人员，对劳务派遣制度进行规范以及对非全日制用工进行调整。 走向融合，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制度与《劳动合同法》接轨为了保护所有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进一步扩大了劳动合同的适用范围，将事业单位聘用制人员纳入了劳动合同管理的范围。《劳动合同法》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这一规定将劳动合同扩大到所有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以外的劳动者，越来越趋于全面保护，将使更多的劳动者得到法律的保护，也能够使各种类型的单位在用工问题上更加规范和完善。我国事业单位劳动者有3000多万人，从2000年开始，国家加大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力度，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人事制度改革的配套文件，特别是2002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规范了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管理制度。转换事业单位用人机制，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是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在事业单位推行聘用合同制度，打破了事业单位人员的身份界限，破除了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干部身份终身制以及用工制度上的固定工制，其实质是实行双向选择，由过去的行政任用关系向平等协商的聘用关系转变，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由单纯行政管理向法制管理、由国家用人向单位用人的转变。由于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整体上归口人事部负责，主要执行国家人事法律政策，在管理体制、人员退出机制、社会保险的接续以及保险金来源等方面均不同于企业，一些配套的政策法规还不完善，使得事业单位在实行聘用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难以解决。《劳动合同法》将事业单位聘用制人员纳入其调整范围，将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事业单位聘用制人员。这一制度安排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的劳动力市场 和人才市场的界限划分，有利于建立统一的用工法律规范，从根本上改变事业单位的计划用工制度和固定工制度，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与《劳动合同法》接轨。 明确非全日制劳动标准，规范灵活用工制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经济发展到全球化经济，传统的、标准的劳动关系呈现逐渐弱化趋向，“增加弹性”、“放松管制”和“经济全球化”成为劳动关系立法中的关键词汇。呼吁放松管制，倡导建立更加自由、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就业机制，成为一种越来越强的声音。随着我国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企业类型和用工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小时工、兼职、轮班等灵活就业形式大量涌现。但是，与用工越来越多样化现实不相适应的是，我国一直没有对灵活、弹性用工问题作出法律层面的规范，致使从事灵活就业人员常常面临维权尴尬。《劳动合同法》将灵活就业作为一个独立部分，规定非全日制是用工制度的形式之一，对非全日制劳动关系进行规范，专门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合同订立、社会保险、合同解除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劳动合同法》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与全日制用工制度不同， 
居于现代劳动法学中心地位的基石范畴是劳动权利与劳动义务，它应当贯穿于劳动关 系调整的全过程。然而，在劳动权利、劳动义务背后起作用的是劳动者的利益。随着市 场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利益可以从四个方面认识：
第一，“利益对立”的认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在“利益共同” 基础上，以“利益对立”为特征的。作为社会生产的要素，不仅生产资料存在着归属问 题，劳动力同样也存在着归属问题。这两个要素所形成的产权与劳权作用方向并不总是 一致的：前者要求利润最大化；后者要求工资最大化。两者存在着利益差别甚至于利益 对立。
第二，“利益失衡”的认识。劳动关系建立时具有财产关系与平等关系的属性，建立 后转化为人身关系与从属关系，这种转化使“利益失衡”。劳动力供大于求又加剧了这 种失衡。工会则正是作为平衡因素，加入到劳动关系的调整中来；国家也以一定的方式 干预劳动关系。
第三，“利益协调”的认识。“利益对立”决定了以“等量劳动相交换”为原则的“ 利益协调”。由此，也决定了我国劳动关系的调整中，需要融进“私法因素”：“劳动 关系协调合同化”的调整原则，展开为任意性法律规范；通过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等约 定的权利义务，落实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形成主观权利、义务的对称结构；劳动关系采 用调解、仲裁等方式进行保护；对于违约主要追究民事责任。
第四，“利益保护”的认识。“利益失衡”决定了以“保护劳动者”为原则的“利益 保护”。由此，也决定了劳动法中仍需保留强烈的公法因素：“劳动条件基准化”的调 整原则，展开为强制性法律规范；通过劳动基准等法定内容，将劳动者的利益规定为主 观义务；劳动关系采用劳动监察等方式进行保护；对于违法主要追究行政责任。
可见，在上述劳动权利、劳动义务从“法规权利义务”到“主观权利”再到“权利的 保护”中，始终将劳动者利益作为一种社会利益来加以关注。依笔者看来，随着市民社 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某些私人利益受到普遍的公共利益的限制而形成社会利益， 社会利益可以说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整合出来的一种特殊而又独立的利益。
社会利益就其本性而言，并不是一种公共利益，而是一种私人利益。但私人利益的过 分张扬，往往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破坏。法律的利益平衡功 能表现在对于各种利益的重要性作出估量，并为协调利益冲突提供标准和方法，从而使 利益得以重整。原本是私人利益的劳动者利益正是在这种重整过程中，被社会关注而提 升为社会利益。
现代劳动法学应划清与传统劳动法学等的界限
作为建立现代劳动法学的一项基础工作，应当划清两方面的界限：一是与“传统劳动 法学”的界限；二是与“现代民法学”的界限。
“现代劳动法学”首先是坚持国家本位观念的“传统劳动法学”相对应。我国20世纪 八十年代，形成了以司法部统编教材为代表的传统劳动法学，但其所有的重要范畴几乎 均照搬于原苏联的20世纪五十年代的劳动法学，只能与高度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相适应。 这些年，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国劳动法学中一些与市场经济发展不 相适应的旧观念却并未得到根本清除。在当前，受传统劳动法学影响，一些地方以保护 劳动者为借口，来抬高劳动基准，强化行政管理。因此，“现代劳动法学”的观念只能 建立在对传统劳动法学重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现代劳动法学”也不能与“民法学”的“个人本位”观点相混淆。一些“现代民法 学”著作往往直接将劳动关系作为民法学说分析的例证，给人一种似乎劳动法只是民法 的组成部分，可以用民法理论来替代劳动法理论的印象。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中，劳动法是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劳动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均不同于民 法，劳动法学存在一系列特有的“范畴”，因此，“现代劳动法学”的观念也必须与“ 现代民法学”界定边缘。
现代劳动法学与三元法律结构相联系
深一步的研究可以看到，要想划清“现代劳动法学”与传统劳动法学、民法学（无论是 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的界限，必须研究三种学说所依据本位思想的历史渊源。从法律思 想和法律制度的历史演变来看，存在着国家本位、个人本位、社会本位。与三种本位思 想相对应，在法律结构上存在着一元法律结构、二元法律结构和三元法律结构。
一元法律结构与国家本位。一元法律结构，即公法上的权力渗透到社会一切领域的一 种法律结构。这种法律结构往往是与一种封闭式经济，而且是全社会范围内的封闭相适 应。国家不仅几乎垄断着全部的社会资源，而且直接介入资源的动员与配置，从事资源 的直接管理和经营。一元法律结构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剥削阶级统治为特征的一 元法律结构，另一种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一元法律结构。原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改 革开放以前我国都属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以国家为本位的一元法律结构。在这种法 律结构中，劳动关系也纳入了高度集中统一的一元法律结构，从而形成“国家本位”的 观念。
二元法律结构与个人本位。二元的法律结构是以公法与私法的区分为特征的法律结构 私法以个人为本位，其本质是保障权利。公法虽以国家为本位，但其本质则转为限制 权力。二元法律结构表现为保障权利和限制权力的功能，这也是私法与公法区别的价值 意义。历史上劳动关系也曾纳入民法调整，从而形成“个人本位”的法律观念。
三元法律结构与社会本位。权力和权利的结构分化一旦完成，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就形 成了权力和权利的二元并存局面。这时，法律面临着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如何协调权力 和权利二者间的关系？就西方国家而言，市场机制由于内在构成的不稳定性和市民社会 无力自我弥补，出现了国家无法再充当“守夜人”角色的情况。这时，如果过分强调国 家权力的无限性，脆弱的权利必将萎缩甚至重新为权力所吸收；如果片面强调权利的绝 对性，忽视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能动作用，不仅会阻碍社会经济总量结构优化，而且会 导致社会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紧张关系。最佳的方式是为私法与公法相结合划出一块相对 独立的领域，这就是第三法域。在第三法域，国家利用“有形之手”来矫正市场机制的 内在缺陷，在市场失灵时，越过“公域”的界限，介入“私域”。私法由于“公法化” 、“社会化”而成为“社会法”。社会法是国家和社会团体为保障社会福利和国民经济 正常发展，通过加强对社会生活干预则产生的一种立法。三元的法律结构是指公法、私 法与社会法并存的法律结构。公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私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社会法 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现代劳动法从属于社会法，兼有公法和私法的性质。
在我国，最近二十年的改革历程，经历了从集权控制到市场竞争的过程。这是一个“ 公法私法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历史演进的复杂性，使我国在劳动法的认识上，同时存 在着三种本位思想。但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现代劳动法学的建立，必须在坚持三元法 律结构的基础上，以社会本位为基本观念，既要与一元法律结构的国家本位思想划清界 限，也与二元法律结构的个人本位思想划清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