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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绘画品评理论的核心是才性论，有才性的画家往往被列为较高的一个层次，谢赫依据才性的高低把二十七名画家分为六品，才性的不同亦导致二十七人不同的艺术风格。《续画品》被认为在历代的画品著作中无论从内容、体例，还是品评的标准最能符合谢赫《画品录》的精髓。《续画品》虽没有分品论人，但以“才性”论画家比谢赫更甚，姚最在《续画品·序》中用非常大的笔墨论述了“才”与“学”区别。他对画家的品评中突出强调了“才性”在画家作品中的作用。 唐宋绘画品评是才性论和风格论的浑融一体。“神、妙、能”、“自然”、“逸格”即是对才的不同层次表现，也是不同地艺术风格的反映。张怀瓘和张彦远均没有对各自提出的品评标准以具体的规范，黄休复却从才性的角度给予具体的定义，他说“神”是“天机迥高”，“妙”是“画之于人，各有本性”，“能”是“学侔天工”。“能”虽缺乏天资，却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弥补才性的不足。黄休复论“逸格”的孙位是“天纵其能，情高格逸”，可见，“逸格”就“才性”而言远大于“神格、妙格”之才。“才性”的外溢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逸格”的艺术风格强调“逸”中有“简”、“淡”、“清”、“远”，它们以文人的审美趣味为轴心，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风格体系。“自然”是张彦远提出的品评标准，他说：“发乎天然，非繇述作。”这里一个重要的思想特点就是强调艺术是天生的。张彦远以儒家为本兼道、释的审美观决定“自然”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自然无所谓繁与简、细与密、素与丽。张彦远以“繁简”为心胸，以“自然”为本性，以“生气”为归宿。以“自然”为中心的品评理论是晚唐艺术高度发展的产物。 在对古代绘画品评理论中的若干才性观念辨析中，我认为在古代绘画品评理论中始终贯穿“理”与“逸”的对立与发展，对于“理”与“逸”理解的不同导致文人画家和院画家绘画品评标准的分歧。 明清是绘画风格品评的时期。画品著作在宋代以后逐渐减少，明代虽有复兴，其体例却有很大的不同，虽用传统的品评术语，但是已经无意于品第高下优劣之分，而是倾向对笔法与风格的分析与品评，其代表是《中麓画品》和《吴郡丹青志》，这样的发展到清代终于出现了对风格学研究的突破，其代表就是黄钺的《二十四画品》；另一方面，“神逸能妙”从明代开始作为等级符号已处在非常次要的位置，特别是清末秦祖永的“神逸能妙”更是偏于艺术风格的论述。 
中国古代文人对书画作品作出品评的著作有很多，画品最早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南齐画家谢赫的《古画品录》，是一部品评体的绘画史籍，他在总结传统绘画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品画的艺术标准——“六法论”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唐代张怀瓘的《画断》中提出了“神、妙、能”三品来品评鉴赏绘画的见解，而李嗣真的《续画品录》中提出了“逸品”的说法，和他们俩同时代的的朱景玄著的《唐朝名画录》中就结合了张怀瓘和李嗣真画品论断，提出了“逸、神、妙、能”四品，认为“自然者为上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上”。在书品方面，或分品论述而第其高下；或不分品第而评其优劣，是早期书论中的一种体裁。作者见解多只通过品评书法家及作品来表达，虽时或摘录书家小传、逸事，但着重于阐发或说明其艺术特点、人品风貌，而不同于书史之偏重记载生平事迹。这种体裁是受魏晋时期士族阶层对人物进行识鉴、品藻的习尚影响而产生的，盛于六朝、隋、唐，元明之后著述渐为稀少。南梁袁昂奉撰《古今书评》，凡列25人，各以简括语句评其风格，是为书品之发端。庾肩吾《书品》，载汉至齐梁能书者123人，冠以总序，效《汉书·古今人表》之例，分上中下品，每品中又分上中下，合而为九品，各系以论，体例严谨。南朝复有齐王僧虔《论书》等著。唐李嗣真撰《书后品》，加逸品一等，载80余人，文辞绮错，条理井然。张怀瓘《书断》，3卷，卷上列书体10类，述源流，附之以赞，次为总论；卷中卷下，始分神妙能三品，各以体分，评百余书家，前记小传，后为评鉴，畅论古今，论辨精当，皆为前载所不及。其他如北宋米芾《海岳名言》，为平日论书语录，则别为一体，虽于古人多所贬议，却不乏精审、独到之见地。随着书法理论发展的深入，其后论书之著多不拘泥于品评一体，而渐融于内容更为广泛、繁富的书论之中。
《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启蒙卷》顾恺之著，均已佚。魏晋南北朝时期提出“绘画六法”，奠定了中国绘画理论基础，是一般评论家批评作品时的标准。谢赫《画品录》黄钺的《二十四画品》米芾《画史》王元恢《玉堂嘉话》《南阳名画表》《画鉴》《墨绿汇观》《大观录》《石渠宝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