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可亦可
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表明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使唐朝中期以来极端混乱的税制得到统一，是我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 
两税法 中国唐代后期用以代替租庸调制的赋税制度。开始实行于德宗建中元年（780 ）。由于土地兼并逐步发展 ，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安史之乱以后，赋税制度非常混乱 。赋税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大历十四年五月，唐德宗即位 ，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到次年（建中元年）正月，正式以敕诏公布。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的原则征租 、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这是中国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一大变化。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由国家规定的土地兼并限额（畔限）。同时征税对象不再以人丁为主，而以财产、土地为主，而且愈来愈以土地为主。具体办法：①将建中以前正税、杂税及杂徭合并为一个总额，即所谓“两税元额”。②将这个元额摊派到每户，分别按垦田面积和户等高下摊分。以后各州、县的元额都不准减少。③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因此被称为两税。④无固定居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1／30征税。⑤租 、庸 、杂徭悉省，但丁额不废。 两税法把中唐极端紊乱的税制统一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是实行中的弊病也不少：①长期不调整户等，不能贯彻贫富分等负担的原则。②两税中户税部分的税额是以钱计算，因政府征钱，市面上钱币流通量不足，不久就产生钱重物轻的现象，农民要贱卖绢帛、谷物或其他产品以交纳税钱，增加了负担。③两税制下土地合法买卖，土地兼并更加盛行，富人勒逼贫民卖地而不移税，产去税存 ，到后来无法交纳，只有逃亡。于是土地集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农民沦为佃户、庄客者更多。由于没有更好的税制来代替，这种税制就成为后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的基本税制了。 -----780年（建中元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就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它的主要内容是： （1）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户税和地税。 （2）量出制入，政府先预算开支以确定赋税总额。实际上， 唐中央是以779年（大历十四年）各项税收所得钱谷数，作为户税、地税的总额分摊各州；各州则以大历年间收入钱谷最多的一年，作为两税总额分摊于各地。因此，户税、地税全国无统一的定额。 （3）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征钱，户等高的出钱多，户等低的出钱少。划分户等，是依据财产的多寡。户税在征收时大部分钱要折算成绢帛，征钱只是很少一部分。 （4）地税按亩征收谷物。纳税的土地，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 （5）无论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因为夏秋两征，所以新税制称为两税法。 （6）对不定居的商贾征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 两税法是一项有着重要意义的改革。首先，在均田制下，国家对租调徭役的征敛，主要依据是丁身；两税法则主要是依据土地多少征税。两税中的地税是履亩征粟，户税虽说依据资产，但土地是资产中的重要内容，所以也主要是依据土地征税。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均田制破坏后，土地占有情况愈来愈不均，于是舍人税地就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舍人税地也意味着封建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其次，在“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下，不管是地主、贫民，他们向国家纳税的数量却完全一样，这当然极不合理。两税法推行后，没有土地而租种地主土地的人，就只交户税，不交地税。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 再次，租庸调是以均田制为基础，流亡客户因为不在当地受田，所以既不编入户籍，也不纳税。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管土户、客户，只要略有资产，就一律得纳税。又因为贵族官僚原来就得负担户税和地税，所以也得交纳两税。这样，两税法的推行就极大地扩大了纳税面，即使国家不增税，也会大大增加收入。 在推行两税法时，由于租庸调及各项杂税都已并入了户税和地税，所以唐政府规定取消各种杂税。但这种局面只维持了极短的时期。不久，腐朽的统治者又想尽办法搜刮，增添了许多苛捐杂税，再加上其它原因，人民的负担成倍增加，生活比以前更加困苦。
虽然古今中外不乏从赋税角度观察思考国运兴衰的观点，但就集中这么多学力，通过联合攻关方式，以几千年中国赋税历史史料为梳理考察对象，探索寻绎中国版“赋税与国运兴衰”的相关性规律，并有如此厚重的成果集结而言，这本书当属开山之作，拓荒之作，其功德值得肯定与期待。 从秦至清，正如本书“绪论”中所言：“除了中间断断续续几百年分裂时期以外，中国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君主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且，“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虽然充满了腥风血雨，历史发展变化过程虽然纷繁复杂，但是透过历史变迁朦胧的层层面纱，我们依然可以寻找出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某些内在的，以及重复征税出现的带有周期性的客观规律。”而这些规律大致有如下共同的特征：每个朝代的前期，大多会接受前朝的教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赋税政策，减轻百姓的赋税与劳役负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每到王朝的后期，统治者就会骄奢淫逸，横征暴敛，与民争利，折腾得老百姓背井离乡，陷于水生火热之中，进而天下大乱，民变四起，血流成河，从而结束一个旧的王朝，再同质复制又一个无法摆脱同样命运的新王朝。然而，对老百姓而言，不过如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所感叹的：不过“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已！ 问题是，为何几千年来中国一直跳不出这个“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率呢？无疑，本书从赋税轻重的视角，已经给出了一个初步的答案。确实，前朝赋税都较轻，晚朝赋税大多都很重。而且，前朝多能体恤民力，修生养息，浪费腐败较少，后朝往往唯利是图，滥用税权，不顾百姓死活。问题是，赋税轻重仅仅是税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健全的税制，还包括其他主要、根本的要素，比如，赋税权力的主导以及监督制衡等问题。简单地说，如果一种税制是经过纳税者同意的，赋税的轻重还是影响国运兴衰的根本问题吗？！当然，在政体既定的前提下，赋税轻重与国运的兴衰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赋税越轻，国民的负担越小，越有利于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相反，如果赋税越重，则国民的负担越大，就会阻滞他们的生存与发展。但这一结论的逻辑悖论在于，是不是赋税越轻就越好呢？赋税作为国民与国家之间就公共产品供求交换价款缔结、履行契约的活动，在理想条件下，交税多少是与其可能获得的公共产品质量与数量成正比例关系的。即就是说，国民享受较高公共产品（福利），是以付出较多税款为前提的。由此可见，赋税轻重并不是影响国运兴衰的根本要素，只是一个主要因素而已。 因此，透过形形色色的历史迷雾，治乱循环的更深原因或在于——几千年不变的君主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体。因为在这样国家里，最高赋税权力是被皇帝一个人独掌，而且基本不受外在条件有效约束地独掌。因此，一切以国家名义征收的赋税，体现的都不过是皇帝一个人，或者是一家一姓，及其少数依附者的赋税意志而已。自然，在这样的专制赋税制度下，老百姓不过是会说话、能赚钱的工具而已。即就是所谓的“民本思想”，也不过是为了皇帝一己之私的江山万年长而已，不过是以民为“资本”而已，和老百姓养鸡养鸭是一个道理。而这一赋税的权谋真谛，朱元璋则是从养蜂人的生活经验受到启发的。他毫不遮掩地说道，牧民、收税和养蜂是一个道理，不能一次将蜂蜜掠夺完，否则，来年就不会继续收获足够的蜂蜜。 事实上，根本说来，专制君主治下的治乱循环，周期折腾，不过是其极端不人道、不自由、不公正、不平等、不法治恶政之先天性遗传暗疾的周期性发作而已。或者说，透过赋税轻重的“晴雨表”，我们仅仅只能简单地预知和判断一个国家国运的兴衰。如要确知“治乱周期律”的根本所在，必须借助逻辑的力量，才可能感知抵达历史深处的逻辑湍流：这就是——透过一个税制的优劣，我们可以预知一个国家的文明进程与位阶。这是决定国运兴衰的根本和关键要素。优良的赋税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最高赋税权力一定是由全体或大多数公民掌握的，恶劣的赋税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最高赋税权力是由少数公民或一个公民掌握的。而且，这仅是判定一个赋税制优劣的最高标准。其次，判定一个赋税制优劣的根本标准则在于——公正平等原则的制度性“嵌入”程度。当然，判定一个赋税制优劣的终极标准在于——这个税制增减国民福祉总量的大小，人数的多少。 坦率地说，在“赋税与国运兴衰”的主旨下，我们还应该探寻不同税种，比如直接税与间接税组合格局与国运兴衰之间的关系，探寻“用税”机制与国运兴衰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或许，这是本书在倾力于拓荒之责后留下的一点遗憾。因此，如果要继续深化拓展这一重要课题的话，至少应该关注那些更为重要的问题。毋庸讳言，这些问题才是相对比较关键与核心的，能够决定国运兴衰之根本财税因素。 总而言之，不论怎样，《赋税与国运兴衰》一书作为开山之作，其拓荒性已经填补了赋税史论研究的学术空白，而且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得享其在学界、出版界应有的殊荣。而其现实的功德，如果假以时日，也值得期待。特别是对一些渴望进一步了解中国赋税历史基本脉络的读者，这本书则是近年来比较难得的参考著作。 笔者以为，在赋税历史的深处，一定有着迷人的国运兴衰之逻辑与镜像。如果有缘潜入，定会忘情于其美轮美奂、跌宕起伏的图景。历史自有其自然发展演进的逻辑与规律，而且，正是因为赋税与国运之间的历史性纠结和缠绵，历史才会呈现出另一种迷人的身段与气质。在历史的深处，原来本就存在着永远无法忽视的赋税骨感之美，永恒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