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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背景日本方面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当时的日本，正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因此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但由于日本国内本身的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加之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浓厚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为此，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而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中国方面 当时的中国处于清朝晚期，正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清政府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因此清王朝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景象。清朝于1888年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力量，即使欧美列强也放缓了侵略脚步。但清政府并未像日本那样变革国家制度，因此所谓的“中兴”也只是回光返照而已。此时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军队外强中干，纪律松弛。19世纪末的东亚地区，一个是回光返照的老大帝国，一个是喷薄欲出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日本必定不能避免一战。 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都带来极大影响，对中国而言无疑影响是负面的，对日本来讲虽然表面上是获利者，但是也有损失，所以以下将讨论甲午战争的几点影响。 第一，甲午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候选国—中国与日本的命运决定战，战胜国日本加入了帝国主义阵营的末班车，成为亚洲唯一晋升帝国主义之国家；战败国中国转为半殖民地的地位，变成列强争夺利权的一块肥肉。日本在一八九八年五月得到的赔偿有：军费赔偿二亿两、威海卫守备军费三年份一百五十万两、辽东半岛退还补偿三千万两，合计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英镑三千八百○八万余）。中国在甲午战争时岁计不到一亿两，战费和募集内债都不成，只好向英德借外债六百六十三万余英镑。战败后对对巨额的赔偿更形无力，只好再更依赖外债 [7] 。 第二，甲午战后日本以钜额赔偿金作为战后经营，在战后经营期，编入岁入一般会计的赔偿金是二亿円余，约为岁入总额的10%。赔偿金的一半以特别会计处理，过半投入扩军费用，也若干使用在「殖产兴业」方面。一八九五年十月的财政计画，七年间的军舰、武器海外支付预定额一亿七千三百四十九万円。一八九八年四月，井上馨藏相继续支付预算中支付外国二亿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円。日本为军舰武器的购入费用年年增大，大半以在伦敦的赔偿金为结汇支付。日本政府为此，向清廷交涉赔偿金在伦敦以英镑接受，经半年交涉得清廷同意。日本即以此黄金为基准的英镑赔款，建立金本位制，从此加入欧美列强的金融体系，这等於是以牺牲中国民众的前提下建构的。 第三，甲午战争的赔款除了使日本除了工业化、扩张军备，并建立金本位制之外，在市场与关税方面日本也获得极大好处。中国市场从此开放，对日实行最惠国待遇，中国的货物税限於5%，日本则均课税20%以上。且获取台湾让日本得到了米糖的好处，因为米糖为日本工业化所缺，半糖进口占总额10%以上外汇，且可以平抑物价，并扩大税基间接税：消费税及专卖税。所以甲午战争其实是帮助日本现代化，助长了日国内轻工业 [8] 的发展，造成日本第一次产业革命 [9] 。 第四，中国则自此堕入半殖民地位，五年之内面临被瓜分命运。包括：俄国租旅顺、大连，德国占领胶州湾，法国占领广州湾，英国占领威海卫及九龙半岛。日本则因为三国干涉还辽而进入对俄十年准备战争，一九○二年英日同盟成立，打破「满韩交换」 [10] ，一九○四年对俄宣战，最后因日俄战争成功而取得满州。 第五，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日本固然在战后得到以上好处，但是也有对其不利的影响。甲午战争对日本最直接的不良影响，是封闭了日本的立宪主义向民生主义发展的道路。日本在一八八九年公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一九八○年实行第一次众议院选举，到一八九四年对中国开战的四年间，代表市民利益的政党，在议会提倡「节俭经费，休养民力」，以预算案的审议牵制政府的作为。然而，甲午战争爆发后，一向为民喉舌批评政府的议会突然安静下来，从来以「责任内阁」、「财政改革」、「藩阀打倒」为口号而自负的政党，突然转变成为「打倒支那人」、「攻取万里长城」的闹哄哄声音。一八九五年秋天，自由党改变态度与伊藤博文合作，同意政府的扩张军备和增加税收，因为，蚕食中国并成为东亚的支配者，已成为日本全体的至上目标了。 第六，日本走向民主主义的道路，因为甲午战争的胜利而遭封锁；相反地，日本军国主义的风潮，随著战争胜利而成为一大势力。尤其是战利品台湾的据有，使得军部有机会超过政治的范畴，而进入政治的领域。一八九五年的台湾总督武官制，是军人在外地实施专制政治的开端，随后朝鲜的合并、到「伪满洲国」的成立，随著殖民地不断扩大，军部可以在这些日本国内立宪主义或议会主义管辖不到的地区，完全独裁统治。 最后，甲午战争的结束，虽然为日本政府带来财富和发展，替军部带来扩张和活跃的地盘，但是一般国民的生活并没有转好，反而更加穷苦。因为在不断膨胀的国家财富中，军费占了很大的比例。战争的确可以促进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在军国主义底下，日本的资本主义化只肥了依靠政府保护而成长的财阀，一般国民仍然贫困不堪。 
时光倒流，我竟然来到中日甲午海战的现场。快看，战争正激烈进行着。啊，不好，致远号朝吉野号撞去，可它攻击速度不及吉野号躲闪快，狡猾的日本人发射了鱼雷……我一看，顿时吓了一大跳，急忙喊：“小心！鱼雷！”可是枪炮声淹没了我的话音，致远号上的人没听到。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眼看就要击中致远号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致远号猛地躲闪了过去。那颗鱼雷扑了个空，一下子扎进了水里。我的心平静了一些，真是有惊无险，总算逃过了这一劫！可是哪知，日本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又以极快的速度发射出了第二颗鱼雷。幸好清军眼疾手快，又避开了。我站在岸上，心想：这不行！日军攻，清军守，如果形势一直这么延续下去，肯定会对清军十分不利，因为他们必须万无一失，千万不能被鱼雷击中，时刻都必须警惕。这可不行，清军会吃大亏！我想，我应该去帮帮清军，让他们快点实施总攻！于是，我跳进水里，朝致远号游去，可是，一个日本人发现了我，他立刻用手中的枪瞄准我，我一头扎进水里，日本人慌忙向水里打枪、扔炮弹，不过我早就逃远了。他们真笨，白费了那么多力气!再说为了我一个人，耗费那么多枪弹，值得吗？笨！！
战争背景日本方面 1 日本为解决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问题，制定了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2 此时处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日本的侵略行径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3 1894年日本出兵朝鲜 镇压东学党起义 蓄意挑起战争4 清政府寄希望于各国的调停 而不认真备战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当时的日本，正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因此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但由于日本国内本身的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加之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浓厚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为此，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而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中国方面 当时的中国处于清朝晚期，正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清政府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因此清王朝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景象。清朝于1888年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力量，即使欧美列强也放缓了侵略脚步。但清政府并未像日本那样变革国家制度，因此所谓的“中兴”也只是回光返照而已。此时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军队外强中干，纪律松弛。19世纪末的东亚地区，一个是回光返照的老大帝国，一个是喷薄欲出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日本必定不能避免一战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都带来极大影响，对中国而言无疑影响是负面的，对日本来讲虽然表面上是获利者，但是也有损失，所以以下将讨论甲午战争的几点影响。 第一，甲午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候选国—中国与日本的命运决定战，战胜国日本加入了帝国主义阵营的末班车，成为亚洲唯一晋升帝国主义之国家；战败国中国转为半殖民地的地位，变成列强争夺利权的一块肥肉。日本在一八九八年五月得到的赔偿有：军费赔偿二亿两、威海卫守备军费三年份一百五十万两、辽东半岛退还补偿三千万两，合计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英镑三千八百○八万余）。中国在甲午战争时岁计不到一亿两，战费和募集内债都不成，只好向英德借外债六百六十三万余英镑。战败后对对巨额的赔偿更形无力，只好再更依赖外债 [7] 。 第二，甲午战后日本以钜额赔偿金作为战后经营，在战后经营期，编入岁入一般会计的赔偿金是二亿円余，约为岁入总额的10%。赔偿金的一半以特别会计处理，过半投入扩军费用，也若干使用在「殖产兴业」方面。一八九五年十月的财政计画，七年间的军舰、武器海外支付预定额一亿七千三百四十九万円。一八九八年四月，井上馨藏相继续支付预算中支付外国二亿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円。日本为军舰武器的购入费用年年增大，大半以在伦敦的赔偿金为结汇支付。日本政府为此，向清廷交涉赔偿金在伦敦以英镑接受，经半年交涉得清廷同意。日本即以此黄金为基准的英镑赔款，建立金本位制，从此加入欧美列强的金融体系，这等於是以牺牲中国民众的前提下建构的。 第三，甲午战争的赔款除了使日本除了工业化、扩张军备，并建立金本位制之外，在市场与关税方面日本也获得极大好处。中国市场从此开放，对日实行最惠国待遇，中国的货物税限於5%，日本则均课税20%以上。且获取台湾让日本得到了米糖的好处，因为米糖为日本工业化所缺，半糖进口占总额10%以上外汇，且可以平抑物价，并扩大税基间接税：消费税及专卖税。所以甲午战争其实是帮助日本现代化，助长了日国内轻工业的发展，造成日本第一次产业革命。 第四，中国则自此堕入半殖民地位，五年之内面临被瓜分命运。包括：俄国租旅顺、大连，德国占领胶州湾，法国占领广州湾，英国占领威海卫及九龙半岛。日本则因为三国干涉还辽而进入对俄十年准备战争，一九○二年英日同盟成立，打破「满韩交换」 [10] ，一九○四年对俄宣战，最后因日俄战争成功而取得满州。 第五，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日本固然在战后得到以上好处，但是也有对其不利的影响。甲午战争对日本最直接的不良影响，是封闭了日本的立宪主义向民生主义发展的道路。日本在一八八九年公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一九八○年实行第一次众议院选举，到一八九四年对中国开战的四年间，代表市民利益的政党，在议会提倡「节俭经费，休养民力」，以预算案的审议牵制政府的作为。然而，甲午战争爆发后，一向为民喉舌批评政府的议会突然安静下来，从来以「责任内阁」、「财政改革」、「藩阀打倒」为口号而自负的政党，突然转变成为「打倒支那人」、「攻取万里长城」的闹哄哄声音。一八九五年秋天，自由党改变态度与伊藤博文合作，同意政府的扩张军备和增加税收，因为，蚕食中国并成为东亚的支配者，已成为日本全体的至上目标了。 第六，日本走向民主主义的道路，因为甲午战争的胜利而遭封锁；相反地，日本军国主义的风潮，随著战争胜利而成为一大势力。尤其是战利品台湾的据有，使得军部有机会超过政治的范畴，而进入政治的领域。一八九五年的台湾总督武官制，是军人在外地实施专制政治的开端，随后朝鲜的合并、到「伪满洲国」的成立，随著殖民地不断扩大，军部可以在这些日本国内立宪主义或议会主义管辖不到的地区，完全独裁统治。 最后，甲午战争的结束，虽然为日本政府带来财富和发展，替军部带来扩张和活跃的地盘，但是一般国民的生活并没有转好，反而更加穷苦。因为在不断膨胀的国家财富中，军费占了很大的比例。战争的确可以促进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在军国主义底下，日本的资本主义化只肥了依靠政府保护而成长的财阀，一般国民仍然贫困不堪。 甲午中日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①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②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清政府大借外债，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③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 ④允许在华投资办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 ⑤《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灾难。甲午中日战争是决定中、日两国命运，决定东亚历史格局的重要战争，它虽然过去一百多年了，但其意义和影响值得我们进行讨论，加深认识。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对中华民族造成重大的冲击，使得人们从封建主义的沉沉大梦中觉醒，重新观察周围的世界，重新评估自己的地位和能力，重新选择应该走的道路。所以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全国震动，一片沸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前所未有的议论、争执、探寻。历史上的胜利往往随之而来会有失败和倒退，而历史上的挫折也会增长人们的智慧，锻炼人们的力量，而得到未来胜利的补偿，甲午中日战争的情形就是这样。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全国的悲愤和抗议，三年以后，发生了戊戌变法，五年以后，发生了义和团反帝国运动；十六年以后发生了辛亥革命。这证明了中华民族经得住严重的挫折和失败，能够从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摔倒以后迅速爬起来，寻觅新的道路，作出新的努力。1、北洋水师的覆灭使得中国彻底丧失了在列强面前的防御能力。北洋水师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产物，清政府画了大量的白银组建了这个采用现代装备的海军。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以及整个官僚体系的崩坏，使得这个被称为先进（其实只是装备的先进而已）并没有起到保卫国土的责任，于是清政府只有通过《马关条约》来的维持苟延残喘。 2、马关条约的大量的战争赔款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日本通过这次战争从我国共掠去白银3亿两，约折合6亿日元，等于当年日本国库收入8千万日元的四倍多。 3、割让了台湾及附属岛屿，造成了长达半个世纪台湾被日本强占，给台湾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使得日本对台湾的影响巨大。所以今天从岛上传来一些仇中亲日的言论也就不奇怪了。4、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救亡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康梁变法和孙文革命都起源于甲午战争之后。如果说，中国人当时受西洋人欺负已经习以为常，那么被东洋人欺负则让中国人无法接受。可以说，日本给中国人打了一记强心针，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在甲午战争后空前高涨。可以说，中国从甲午战争后才真正开始了社会转型。 5、甲午战争中，中国不但失去了台湾，还失去了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这就加快了俄国在外蒙、法国在越南的吞并步伐，最终，中国失去了所有的从属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我提供的材料，非常的充分，3600多个字这样，我不知道你的论文的中心思想偏向哪方面的，不好乱提供材料，但以现在我现在提供给你的材料来看，你写论文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从我给你的资料里拿，希望这个答案对你有帮助，谢谢
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各种势力集团演出了一场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悲剧。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如果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话，甲午战争则使其近代化的进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视角重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重评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总结教训、经世致用。 一、洋务运动的结束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吁请修备储材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 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笔者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71页。》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10，第128～130页。》。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二）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28，第11页。》 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言，这种承包具有进步意义，但结果却不尽然，尤其是大型钢铁、矿务企业更是如此。因为，首先这是一次国家资产的廉价大甩卖。由于重型企业受资本、经营条件的限制，一般工商业者不敢问津，而清政府又急于甩包袱，所以条件一降再降。例如投资达580多万两的汉阳铁厂终于让盛宣怀以100万两承包，又许其享有十年免税权、产品专卖权等。《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828—836页。》又如贵州清溪铁厂，国家投资30余万两，结果被道员陈明远以3万两承包。不仅效益差的企业被清政府视为包袱，效益好的企业如开平煤矿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包。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异、经营不善，使重工业没有得到发展。如盛氏接办汉阳铁厂后，虽享有种种特权，但工厂仍然亏损，该公司职员半数为其亲戚党羽，这些人营私舞弊，远甚于官办之时。不仅公司靠借债度日，1913年盛宣怀竟以该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把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卖给了日人。《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484—485页。》陈明远承办青溪铁厂后，也经营不善。《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536页。》至于原本效益较好的开平煤矿被张翼搞得负债累累，1990年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由上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挫折。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则变得更为薄弱了。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维新运动的早产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国将不国，何以图存，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中涌起了救国的激情。他们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是“补漏弥缺”，是“小变”、是“变事”，从而发出了“变法”的呼声，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维新思潮本来孕育、成长于洋务运动之中，甲午战败与洋务运动的结束使其脱离母体，形成了早产。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维新运动的不成熟： （一）缺乏阶级基础。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据张国辉先生统计，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86页。》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民族资产阶级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逝得也快。 （二）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由于以上原因，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不仅如此，维新派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批判。指责“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吏”是“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将”是“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兵”是“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民”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这简直是向整个社会宣战，该文刊出后“阅者人人惊骇”。《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74页，中华书局1961年。》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354—355页。》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三）组织上不成熟。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几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 总之，从主观上看，维新派尚不成熟，而客观环境也根本不能容纳这一早产儿，其失败是必然的。维新派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迫切无疑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败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历史一时出现了倒退。 三、仇洋排外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练兵、筹饷的调子，但其反对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场则始终未变。甲午战前，洋务派势力如日中天，顽固派人数虽多，在统治集团中并不起支配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局面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太后宠臣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掌握中央兵权。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1897年，许应骙出任工部尚书，足见顽固派势力直线上升。尤其是刚毅，成为此时顽固派的中坚，洋务派人士在书信中愤愤道：“刚（毅）为人昏庸浅愎，一无所知，……近来一事不能办，实坐此人作梗耳。”《《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1900年军机大臣由如下8人组成：世铎、刚毅、启秀、载漪、荣禄、赵舒翘、王文韶、鹿传霖。《甲午战后清廷人事变动主要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归纳。》其中除王、鹿二人外，其余6人均为顽固派，这种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大钊选集》，第566页，转引自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于是，仇洋排外情绪在民间蔓延着，而甲午战败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无疑进一步煽动着这一情绪。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35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四版。》其他顽固派也“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世纪的最后时刻，山东义和拳树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老资格的顽固人物徐桐激动地称：“中国当自此强矣”！《《清史稿》（四二），卷465，第12750页，中华书局1977年。》农民仇洋排外是对深重灾难的本能反抗，是朴素、真挚的爱国感情的表现。而顽固派仇洋“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脧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义和团》（四），第180页。》他们痛恨洋人惊扰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惧怕洋人入侵导致的社会变革损害他们私利。可见顽固派的仇洋与农民的仇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二者毕竟有共同之处。于是，本来对立的两个阶级暂时取得了某种一致。在这种大气候下，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对外强硬起来，对人民仇洋活动实行了姑息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陆续撤职，随即又委以新职。李秉衡去巡阅长江水师，毓贤改任山西巡抚，新上任的袁世凯则受到中央的警告：“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页，中华分局1959年。》可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确与顽固派有一定的直接关系。为了“招抚”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宣传义和团“术甚神”；为了向洋人宣战，他们居然敢伪造照会，大敌当前，他们组织义和团攻打使馆，完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尽情地发泄仇洋情绪。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转引自《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4页。》1900年春夏，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灭洋战斗。他们发誓要消灭中国境内的所有洋人、洋教、洋货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中国人。这种笼统排外的斗争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告结束。中国近代化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政治上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军事上处在列强的监管之下；经济上空前的赔款使财政崩溃，北方近代交通、通讯、工矿事业大多被破坏。今天回首这段历史，仍让人痛心疾首。 历史的波澜早已消逝，笔者认为，比讴歌或谴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教训。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本世纪初，当饱经暴风骤雨的历史航船再次起锚启航时，清政府、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个势不两立的舵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航向。于是，历史航船在舵手们的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