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3732933
《银贵钱贱对1843-1856年中国外贸的影响》，《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1840-1849年的清朝财政》，《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2年第2、3期连载。《铜钱小史》，《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甲午战后清朝财政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中国会党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萍浏醴起义与洪江会》，《史林》1988年第1期。《塞防海防与清朝财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19世纪60-90年代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清末内债的举借及其后果》，《学术月刊》1997年第3期。《“朱九涛考”补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青莲教的源流及其与天地会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早期青帮的起源和性质》，《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从陈宝琛论清流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从官制改革到丁未政潮》，《江海学刊》1988年第4期。《康有为寓所金顶庙考》，《京华史迹揽胜》，文物出版社2008年出版。《法华古寺话风云》，《京华史迹揽胜》，文物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贯道前期历史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收入《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7月版。《辛亥革命与游民社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收入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中华书局1994年3月版。《开埠初期上海游民社会研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关于清代厘金创始的考订》，《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清末〈各省厘金创办年月及人名表〉的订正与评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关于上海历史教科书问题——对北京几位历史学家批评的回应》，《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国民性认识与孙中山的民权道路》，《中山思想、多元文化与公民社会》，台北国父纪念馆丛书，2008年12月版。《论孙中山民主理论的发展》，《孙中山与现代文明》，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辛亥革命时期的“江苏统一”——兼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苏沪行政关系》，《史林》2002年增刊，并收入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华书局2002年版。《己亥建储与义和团运动》，《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收入《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义和团兴起初嘉祥县的民教冲突形态研究》，《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收入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暨直隶总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晚清财政与经济变迁》，《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风雨八十载——魏建猷传》，姜义华主编《史魂——上海十大历史学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389页。《纵观金融历史风云，把握市场经济脉动——“20世纪的上海金融”读后》，《近代中国》第十五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民国时期一个文坛巨子乩笔下的灵界》，《民间宗教》第1期，台湾民间宗教研究室编，1995年，第37～56页。《清代天地会的钱币与鉴别》，《中国钱币》1999年第3期。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代理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代理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代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代理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代理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代理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代理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代理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代理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