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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个绿色GDP核算报告9月7日问世，以价格化的形式计算出环境污染损失和虚拟治理成本。尽管这一成果还是阶段性的、初步的、探索性的，但它必将激励各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好地处理环境、生态和资源的关系。它也预示着我们的天更蓝，水更绿，空气更清新。 用以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幸福指数”，已经摆上许多地方政府官员的议事日程。北京将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体系之中;深圳已经制定出该市的“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囊括了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关爱、社会安全、生态文明6大指标;由上海市政治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制定研制的“和谐社会指数”，今年初也已经成功通过测试。 还有，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城市生活质量指数…… 所有这些，都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旗帜下涌现出来的新气象、新成果、新举措。它们也正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生动诠释和伟大实践。 观念更新 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重大战略思想，又是重大理论创新。创新理论一旦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带来观念的变革，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观念更新是需要引导的。而健康向上的、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观念一旦形成，又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牢坚实的基础。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贾建芳认为，伴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我们党的治国理政观念和全国人民的价值观、道德观、家庭观、社会发展观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创新，以及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文化等一系列新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正在带来执政党和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我们的社会生机勃发，我们的人民活力四射。 学者们分析，观念更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人本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高价值理念。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这在我们党的重要文献中是第一次。学者们认为，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和以官为本位的封建主义残余的根本否定，是我们党执政理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标志性成果。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根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此后，胡锦涛同志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并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以人为本，要求党和国家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求社会公民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见物不见人、盲目追求GDP的政绩观的否定，是树立正确政绩观、权力观、群众观、人才观的基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观念变革的“总开关”。 公平观。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党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否定了平均主义的平等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第一次分配要注重效率，第二次分配要注重公平。十六届五中全会则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2月19日的重要讲话中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总要求中一个重要方面。学者们指出，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科学公平观的确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发展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引发了价值观、发展观、利益观等一系列观念的变革。 荣辱观。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道德价值观的重要内容。2001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2月19日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学者们认为，2006年3月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作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基本规范，是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道德基石，是凝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 和谐文化观。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同时，胡锦涛同志倡导树立和平、和睦、和谐的观念，提出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2006年5月，胡锦涛同志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树立共同理想、打牢共同思想基础，特别是要宣传和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学者们谈到，和谐文化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的优良传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和谐社会的灵魂、黏合剂。建设和谐文化，着眼于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全社会倡导和谐精神，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维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用和谐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规范行为，就可以形成心齐、气顺、劲足、实干的良好氛围。 体制创新 奠定坚实发展基础 理论和观念的创新与变革，必然引起体制机制的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是一切创新的根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说，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体制机制的不适应成为产生诸多不和谐因素的根本性原因。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在200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青连斌认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是完全一致的，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也是完全一致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对“十一五”期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做出了具体规划。9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六项要求。这六项要求，既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又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 认识的深化，观念的更新，使各地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深入开展，从而在体制机制的创新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可以说亮点频频。这里只说两点。 其一，在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上不断提出新思路。专家们介绍，2004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要紧紧抓住四个着力点，“十一五”规划再次强调了这四个着力点，即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出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党中央的这些重大决策推动着有关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在河南，率先为保障农民工权益立法。7月21日，全国第一部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为宗旨的地方性法规《河南省进城务工就业人员权益保障条例(草案)》正式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作为农业人口大省的山东省，从2003年起就开始了新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探索。湖南省长沙市，正努力打造“全民就业”服务平台。今年8月1日，他们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就业再就业政策，就业服务从国企下岗失业人员一个重点转向“全面开花”，着重扶持农民、城镇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以及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等。 其二，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学者们指出，以往，人由单位管，是单位人。随着改革的深化，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新的职业不断产生;同时，户口松动，社会流动人口增加。正是根据这一变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建立健全新的社会管理格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并要求政府要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其职能要向服务型转变，同时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加强社区建设。 在这方面，各地体制机制创新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北京积极探索社区卫生服务新机制，在全国率先实行收支两条线、药品零差率、人员有进有出。在江苏淮安，通过机制体制创新，2005年与2001年相比，全市进京信访量下降52%，赴省集体上访下降91%，到市集体上访下降79%，越级访市内化解率达99%。在浙江，今年5月，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心脏地带的越城区，大力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内蒙古包头市，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取得了显著成效。联合国人居署考察团负责人称赞“包头是改善人居环境的典范”。陕西省西安市，将提高市民的“幸福指数”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成为衡量西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标准。 学者们纷纷指出，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和观念更新推动的体制机制创新极大地改善了社会管理和社会环境，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同时也应看到，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依然不少，体制机制的创新步伐还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才刚刚起步，我们任重而道远。（ 
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我国已完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涉及到民主政治领域。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生什么影响？我们应如何应对？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外力 如果说，加入WTO前，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力主要来自国内的民主诉求的话，那么，加入WTO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又多了一种外来的客观要求，增加了一种强大的外力助推。 经济全球化要求我国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促进国家权力的社会化。 国家权力的社会化既是人类历史进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WTO的宗旨是倡导经济贸易的自由化，由此出发，它必然要求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必须适度，反对政府过分干涉市场经济。显然，我国目前的体制还不适应WTO的要求。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国家－社会”一体化，“国家本位”的特征十分明显。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打破了国家权力一统天下的局面，国家权力的分流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权力逐渐增强，但从总体上说，国家权力一元化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适应WTO的要求，我们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理顺各种职权关系，推动国家权力合理分权，还政于社会、还政于民，使社会由“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经济全球化要求我国扩大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自由度和增强自主化。 WTO要求市场主体和公民个人的发展是自由的，包括企业的投资自由、进入自由、退出自由、生产自由、经营自由、买卖自由，公民的发展自由、迁徙自由、择业自由等。目前，我国市场主体和公民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程度距WTO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市场主体的贸易自由和公民个人发展的自由还受到许多传统的体制性和非体制性因素的障碍：审批事项过多过滥仍在严重地阻碍着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和公民活动的自由；国家在一些行业、领域的垄断阻碍了国内外市场主体的自由进入；过度行政干预妨碍了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的自主经营、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部门和地方为了局部利益而设置的市场壁垒限制了外单位和外地市场主体进入的自由；过去形成的户籍制度和人事管理制度限制了公民的择业自由和迁徙自由。经过这些年来的改革，上述限制有所松动，但未根本改观，适应WTO的要求，进一步放松管制，扩大自由度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改革任务。 经济全球化要求扩大我国政治生活的公开化。 公开性是民主应有之义，是现代民主的基本价值，“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1]WTO要求各成员方遵守“透明度”的原则，包括：(1)要求各成员方公布所有与对外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协议、协定、条例、决定、政策、司法判决等及各成员国间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的协定和条约。(2)要求各成员方政府设立信息咨询点，给其他成员方的政府或政府机构、企业及公民提供相关的信息服务。(3)要求各成员方政府向WTO的有关机构报告其所采取的有可能对协议的各成员方产生影响的贸易措施。(4)规定对各成员方的对外贸易政策进行定期审查，以增强各国国内政策法规的透明度，使各成员方的国内法律制度符合WTO的需要。 过去由于我们长期处于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权力的行使具有内部性、隐秘性。政策、文件等政治信息自上而下内部传达，政治行为“暗箱操作”，决策过程秘而不宣，公众对重要政治信息知之甚少。这使政治过程缺乏应有的监督，导致“幕后交易”、“寻租”等腐败现象不断滋生，同时也助长了不良的政治文化，小道消息、谣言满天飞，政治被神秘化，民众对政治疑惑、猜忌。这种状况既有悖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也不符合WTO的“透明度”要求。接受WTO的透明度原则的约束，我们必须加快推行政治公开的进程，让人民充分享有知情权。 经济全球化要求扩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平等化。 “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2]。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待各种经济成分上，不能做到一视同仁，重公轻私，未给予国内非公有经济一个参与平等竞争的条件和待遇。非公有经济企业在市场准入、贷款、税赋、进出口、人才使用、司法保护、享用公共服务以及企业经营者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等方面享受不到同国有、集体企业同等的待遇。在发展问题上，采取允许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倾斜政策，客观上带来了政策上的不统一，造成了竞争条件的不公平和发展环境的不一致。在吸引投资上，重外轻内，内资和外资存在着不同的待遇。这些都与WTO规则相距甚远。加入WTO，就应兑现“国民待遇”原则，确立平等对待国内外各方当事人、平等对待各成员国公民或组织的机制和观念。 经济全球化要求政治过程的程序化、法治化。 民主政治是程序政治和法治政治的统一。程序的民主价值就在于它通过法定的步骤、方式、时限、顺序把权力的运作、民众对政治参与纳入到了规范化、制度化的渠道，实现现代民主精神的制度化、法制化。WTO的规则理念对我国政治的程序化、法治化提出了新的要求。WTO是由一整套规则体系构成的，它要求各成员国的政府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作，按通行的程序办事，与国际惯例接轨，树立规则观念和法制观念。我国传统的政治和行政方式是以权力为中心运作的，其运作的程序化、法治化程度较低，无序运作、非规范运作、随意运作、违法运作严重，这是与WTO规则相冲突的。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我们需要加快从以权力为中心的运作方式向以规则为中心的运作方式的转变，建立符合国际规则、与国际惯例对接的管理模式。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带来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入世后我国民主需求的迅速增长与民主制度化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 一方面，加入WTO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强力助推，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民主。同时，随着这些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公民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法制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期望大增。国内外的民主诉求呼应、叠加使我们的民主诉求在这个特定的时期骤然增加。另一方面，我国民主制度化的有效供给不足。这是因为在现代政治中，政治参与需求的增长速度总是快于创设政治参与渠道（即制度化）的速度。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健全WTO所要求的一切制度，再加上我国原有的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渠道不多、不完善。这一切造成我国目前不能满足民主需求的“瓶颈”。如果不能解决这个“瓶颈”问题，就可能对政治稳定构成威胁。正如亨廷顿所说：“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的速度偏高，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的速度偏低，其结果只能是政治不稳定和无秩序。”[3]这是因为，如果参与渠道不畅通，公民的参与欲望得不到渲泄，就会导致公民的挫折感，民众对政府就会产生离心离德的倾向，社会缺乏凝聚力，政府权威和合法性就会缺失。同时正常的民主渠道阻塞，民众就会寻求体制外的政治参与，这势必影响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 经济全球化增大了西方民主观念和模式传播蔓延的机会，“西化”的威胁性增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建立其主导的世界秩序，历来强调其民主的普适性，力图按照它们的观念来塑造世界。而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为西方民主观念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地球成了一个网络化的空间，这十分有利于西方价值观的传播。中国加入WTO后，西方可能会借助于WTO的组织形式对我国实施“西化”影响。西方国家会通过自己控制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及游戏规则，打着“贸易自由化”的幌子，推行其全球治理模式。同时，入世后，随着西方企业更多地进入中国，随着旅游、服务、文化等产业的逐步开放，中外人员往来更加方便、频繁，西方敌对势力可能会运用这些交流方式进行“西化”渗透，对此，我们要有所防备。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主权、人权构成现实威胁。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削弱值得注意，跨国公司为实现其市场目标和利润目标，必然会利用其超强的经济势力去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仅如此，跨国公司还经常以其强大的“经济主权”去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政治主权”。我们看到，跨国公司直接介入国家政治、外交甚至军事领域的事屡见不鲜，进行院外活动、行贿政府官员的丑闻时有披露就是有力的证明。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种所谓的“全球主义”思潮在西方兴起。它贬抑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原则，鼓吹“国家主权过时论”、“国家主权有限论”、“人权高于主权论”等。其实质是借经济全球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现全球政治的一体化、西方化。少数发达国家以“人权”为借口，粗暴干涉他国内政，肆意践踏别国主权就是对“全球主义”的实践。主权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平等的前提，也是一国人民当家作主、内政自主以及人权保护的前提。破坏了主权原则，不仅导致国际关系的混乱，也使民族国家的民主难以实施，人权难以保障。事实上，由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风险加大，客观上需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强化国家主权，而不能淡化主权，贬抑主权。全球化时代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首先要捍卫国家主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4] 三、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观 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和全球性的思维来考虑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自觉地把我国民主建设置于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从中把握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方向，从中改革创新，吸取营养，建设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政治。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 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大潮流，我们既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也要追求政治民主化。但我们的民主化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而决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曾针对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主张照搬西方民主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5]我们之所以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就在于，社会主义民主从本质上说要比资本主义民主优越，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代表了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先进方向，并且适合我国的国情。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自己的国情，盲目接受了西方民主，结果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引发了这些国家持续不断的政治动乱和社会危机，经济停滞倒退，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这些教训足以值得我们记取。 面对全球化时代西方民主观影响加大的现实，我们首先要牢牢把握舆论阵地，进行正面宣传，加强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教育，除了要利用传统的媒体，如广播、报纸、电视外，尤其是要利用好网络这一新的媒体，积极抢占网络这一新的思想阵地。其次，加强对互联网等媒体的管理，积极寻找抵御西方价值观渗透的技术，强化对西方媒体传播信息的屏障能力。再次，坚持国家主权原则的当代有效性，坚决批判和抵制“主权有限”、“人权高于主权”的霸权主义论调，揭露少数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我国的企图，坚决同侵害我国主权和人权的现象作斗争。 适应WTO的要求，加快改革的步伐，积极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完善和创新。 (1)推行公开政治。首先要扩大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除了涉及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外，有关会议、法律、决策、人事、审批、收费、许可、发证、登记、收支、招标、采购、评议等信息都应及时向人民公开。为此，需要强化信息公开的“刚性约束”，制定一部《政府信息公开法》，对信息公开的目的、原则、适应范围、限制以及不公开的法律责任等都明确予以规定，使政府信息公开有法可依，使公民的知情权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其次要完善政务公开的制度体系。应完善行政许可、审批、收费公开制度，工程招标、政府采购公开制度，社会保障公开制度，社会评议政府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以及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群众代表议政制度等等。再次，完善政务公开的形式。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推进政务公开。可在公共信息网上设立“政务公开栏目”和“公众评议政府栏目”，以增强政务公开的时效性和透明度。 (2)倡导参与政治。人民民主不仅体现在人民以委托的形式治理国家上，还体现在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生活上。为此，政府首先应根据市场经济和WTO的要求，准确定位自己的权能，减少过度干预，理清并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将不属于自己管的事全部交给社会去做，交给市场去做。扩大社会的权力，给社会更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其次，吸纳公民全方位参与政治过程。一是赋予公民、基层、下级组织群众团体及中介组织以参与决策的权力。国家应通过建立重大决策的建议制度、提案制度、咨询制度、公众讨论制度、听证制度、公决制度，把公众纳入决策过程，使决策民主化。二是要加强公民对执行过程的参与。在国家法律、政策和重大决策的执行过程中，应吸收公民参与执行的监督，防止执行不力，执法混乱、行为不规范。三是加强公民对执行后果评价的参与。要允许公民对执行结果、执行绩效发表意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执行后果评价的根本指标，改变执行绩效由“官方”自我评估的趋向，以及由此带来的虚报浮夸，“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不良风气。 (3)强化服务政治。从人民主权来说，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源于人民的委托，它与人民之间本质上是一种服务关系，而不是一种“管制”关系、“命令－服从”关系。过去，我们虽然确立了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并不强，政府提供服务时，总是一副“施舍者”的姿态。加入WTO凸显出政府服务至上的理念，这要求政府的角色要来一个转变，由原来的“管制者”的角色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重塑政府服务者的新形象。“民主政府是为它们的公民服务而存在的。”[6]政府应抓住入世的契机，走出“管制”的误区，增强服务意识，健全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使政府不再是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管僚机构”，而是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4)健全责任政治。责任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这是由人民主权原则所决定的。人民把管理国家的权力委托给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得到人民授权的同时，必须承担作为“公仆”的责任，它们必须对人民负责，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承担道义上、政治上、法律上的责任。民主政治必然是责任政治。过去我们的责任政治观念不强，国家的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国家机关行使权力多，承担责任少，要求公民履行责任多，政府尽义务少，甚至不少执法部门和执法者滥用公共权力，权力与责任严重脱节导致权力异化，严重背离了人民民主。加入WTO呼唤着责任政治的回归。第一，要强化责任意识。通过经常性的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法制教育和岗位责任教育，强化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观念，第二，理清各种政治主体间的职责关系。从大的方面说，要党政分开，划清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和责任关系；要分清政府各职能部门间的权责关系。各政治主体之间的职责搞清楚了，才能各负其责。第三，健全党政机关首长责任制。这是建立责任政治的关键。第四，健全责任体系，包括道德责任制、政治责任制、工作责任制及法律责任制。第五，健全对国家权力监督机制。通过完善的监督机制保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好其职责。 (5)厉行法治政治。在我国的国家管理上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人治现象。加入WTO要求我们进一步转变“人治”观念，树立法治观念，严格依法治国，由权力政治转向规则政治，由任意裁决转向依法办事。特别是针对一些执法者头脑里存在依法治国就是依法“治民”、“治事”的观念，更要强调依法治权，依法治官。这要求国家权力的行使机关要依法立法、依法执政、依法司法、依法监督。 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借鉴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某些文明成果。 全球化时代要求我们打破封闭保守落后的政治发展观，树立开放的发展观，吸取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高类型的民主不可能脱离世界历史潮流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而独立发展。它必须继承以往人类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才能真正实现对以往政治文明的超越。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方向，不随“西化”逐流，并不意味着我们全盘否定资本主义民主的某些进步因素，相反，对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中那些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体现民主政治共性和普遍性的某些具体形式和做法，我们应大胆的吸收和借鉴。具体说，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些原则，如主权在民原则、自由权利原则、人权原则、平等原则、分权制衡原则；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些具体制度，如选举制度、公务员制度、舆论监督制度、法律制度等都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当前应对入世的要求，我们还急需要引进WTO的一些规制，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我们应承认和遵循经济政治和行政领域里的国际惯例，包括各国协议的形式、谈判的形式、行为的规范、决策结果的公布和实施方式等；遵循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标准，包括行政行为标准、行政道德标准、行政决策优化标准、行政效率标准、行政考核标准等；借鉴一些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行政体制和法律制度。只有以开放的姿态，博大的胸怀，善于借鉴和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才能建设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成为世界最好的民主制度。
咱社会主义就是和谐啊，躲猫猫啊倒钩啊拆迁啊都挺和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