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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早在1984年的著名的中央1号文件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的政策，但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热点问题中，农民如何进城、农村小城镇如何建设的问题并不引人注目。只是随着九十年代中国地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之中各地“开发区热（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各地大办开发区导致经济高速增长）”滥占耕地引发出的矛盾愈演愈烈，小城镇建设及其相关的政策问题，才逐渐引起国内外的广泛讨论。 1995年4月，中国国家体改委、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财政部、建设部、农业部、民政部、公安部、统计局、国土局等11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农村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并于当年11月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小城镇建设高级国际研讨会”；1996年，该11部委又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约180万美元的研究资助，还与各省协商确定了首批57个国家级试点城镇。到1997年末，国家级试点城镇已经扩大到100个。 本文作者作为农业部的代表，参与了11部委对该项目的协调指导，以及上述国际组织资助的合作研究和试点。由于长期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强调指出：考虑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中国农村小城镇建设在人口压力大而资源严重短缺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之下，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城镇，而是通过城镇发展过程中资本的集聚和人口的集中，逐步解决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即：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改革农村社区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通过培育城镇积累功能和自我发展机制，使已经非农就业的、过剩的农村人口进入小城镇，从而减轻有限的农地已经超载的农业人口负担，以保证中国农业有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然而近年来大量的调查研究已经使我们意识到：在本世纪末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地方政府资本原始积累导致城镇建设大规模占地已经不可逆转。而且人们不得不承认，目前这种制度软约束条件下的行政控制，实际上不能有效抑制各级地方政府在财政严重亏损压力下，对耕地“农转非（从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巨额增殖收益的渴求。为此，写作本文之目的在于立此存照，并再次提醒各方面政策制定者应承担的历史责任：长期受制于资源短缺之苦的中国人，必须能够找到一种相对较低成本的制度类型，以便在不可遏制的现代“圈地运动”中，得以说服地方政府采用某种既对国家、集体、农民三者都有利，又能有效地促进地方城镇化和二三产业发展的新办法。 一、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紧约束 1、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 上下5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农业长期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几千年来农业生产技术发达，在土地资源被高度开发的同时，也客观上支撑了中国人口的高速增长。自明朝(1303年)中国人口突破6000万。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人口已达2亿。其后数百年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因此形成了中国最基本的国情矛盾——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 从中国历代人口与耕地变化表中可以清楚看出，人均耕地面积由盛唐时期的8亩不断下降到1949年的7亩，下降了7倍。 表1 中国历代人口与耕地变动情况 公 元 年 人数(万) 耕地(百万亩) 人均耕地(亩) 西汉2 5900 827 88 东汉105 5320 535 09 盛唐755 8080 1430 88 宋初976 4040 255 37 明朝1381 5900 367 31 明朝1600 12000 500 17 清朝1662 8300 713 59 清朝1774 26800 986 69 清朝1840 42027 1365 25 清末1900 44571 1437 22 1920 48855 1516 10 1935 53276 1588 98 1949 54167 1468 71 资料来源:1840年前数据转引自郭庆:《现代化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P43; 1840年后数据引自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P195。 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大多以垦荒、屯田来振兴国力。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也大面积垦荒造田，而且一度使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但在人口政策一度失误而且人口基数过大的作用下，已经不可能扭转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的趋势。 表2 新中国建立以来人口与耕地变动情况 年份 1949 1952 1957 1965 1978 1987 1990 1994 总人数(亿人) 42 74 46 25 62 93 43 98 总耕地(亿亩) 68 18 77 53 90 38 35 23 人均耕地(亩/人) 71 82 60 14 55 32 25 1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计算。 2、耕地资源的横向比较 我国虽然国土面积略大于美国，但属于人均耕地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横向比较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3%，美国的2%，巴西的5%；即使与同样属于人口大国的印度相比，也仅相当于印度的2%。 表3 耕地占国土面积比重和人均耕地对照表 国别 总面积(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亿人) 耕地面积(万公顷) 耕地比重(%)人均耕地(亩) 世界平均 13584 8 8 92 69 美国 3 55 2 84 93 中国 0 72 9565 96 22 印度 5 62 16630 90 89 巴西 2 56 5180 09 9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P735-736 据国家土地局新近的调查汇总，1990-94年平均每年减少耕地面积940万亩，约相当于每年新增的耕地。而据宋健和于景元的研究，中国人口到2050年人口达到15～16亿时才可能停止增长（ 宋健、于景元《人口控制论》科学出版社P238-240）。在当前经济和技术条件下我国可开发利用的后备耕地资源只有约6亿亩；更为严峻的是其中可开发成耕地的极其有限，仅为94亿亩。 因此，人地高度紧张将一直是中国在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基本国情矛盾。 3、小农经济条件下人口过剩危机的必然性 在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小农经济结构和传统的子嗣间平分财产的制度，使农村人口增长的同时农地规模越来越小，土地不断析分细化。 小农经济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资本的平均利润和地租都不会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只有在他扣除实际成本之后，付给自己的工资才是绝对的界限。这使得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习惯以大量不计报酬的家庭劳动投入替代资本投入，在维持了中国农业土地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并不计算人口增加的成本。因此，我们这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所固有的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必然带来人口过剩危机。 
生态城镇是按生态学原理建立起来的一类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其中人和自然环境和谐共处、互惠共生，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建设生态型小城镇必须牢牢把握四大生态环保体系： 一是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它主要涉及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三大产业。发展生态工业，要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工艺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有条件的地方可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发展生态农业，要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为主导，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态服务业，必须办好生态旅游、绿色饭店和各种绿色服务业。 二是城镇基础设施体系。重点包括水系统、能源系统、交通系统和建筑系统。 水系统。要积极治理和预防水、旱灾害，变对抗性为适应性，建镇建房不能随便把一些湿地、河塘沟渠、洼地填起来搞开发，更不能用水泥板把河沟盖起来，在上面搞建设，水虽可通，但暗沟的防洪生态功能远不如明渠；要保护好饮用水源，让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尽量减少使用地下水，防止地表下沉；要增强节水意识，发展节水农业、节水工业、节水服务业，建立节水型社会；要树立“亲水”意识，建好城镇水网，形成良好的河流景观和滨水环境，既能为居民娱乐活动提供适宜的场所，周边地价也可随之提升。 能源系统。能源是生产生活正常运行的动力和重要基础。要大力开展节能降耗工作，推广再生能源，推广使用沼气、太阳能；在山区要大力发展小水电；在有地热的地方，要发展地能热；在沿海区域，要发展潮汐能；在有风力能源的地方，要发展风能。 交通系统。交通是小城镇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要根据小城镇远期发展的人口规模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科学合理设计城镇道路的布局网络，保证交通的安全、畅通、舒适、节能、无污染、节约用地；要注意把道路建成生态大道，并做到“六好”，即路修好、树栽好、房盖好、田种好、清洁生产抓好、安全文明卫生搞好。 建筑系统。要积极使用环保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妥善处理好建筑垃圾；要有鲜明个性和地域特色，并与周边自然环境相互协调；要充分考虑与水系统、能源系统、交通系统相适应，做到整体性、协调性、适应性。 三是生态环保体系。小城镇的绿化不能光种草，要做到乔灌草花科学搭配，针阔叶树种混交；要讲求树种结构选择的生态性、适应性、经济性、需求性、观赏性，形成一个多品种、多层次、相互和谐稳定的生物群落；在小城镇外围还可建设成片森林或森林带，发挥森林调节气候、清洁空气、保持水土、美化环境等多项生态功能。 建设生态型小城镇，还应实施雨污分流，在不可能都建污水处理厂的情况下，要在“小微”环境上作文章。由于沼气池厌氧发酵处理污水的成本低、效果好，可以大力推广。经沼气池厌氧发酵处理后的污水，可达二类水质，完全可以作为中水回用。要将小城镇生活垃圾管理体制置于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大系统中，通过对垃圾产生源到最终处置各环节的全过程集成管理，逐步实现生活垃圾处理对环境无害、对资源回馈、对经济不增加过度负担。 小城镇建设选址要充分考虑自然灾害因素对城镇建设的影响，避免因选址不当，屡受自然灾害困扰。如避免在地质灾害频繁的地方建设城镇；在水库下游建设城镇要做好防洪措施；不要占用河床、河道等。 四是社会事业体系。小城镇建设要统筹规划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尤其要抓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注重经济与社会、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人及自然的协调发展，注重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