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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安(公元320—385年)是东晋著名的政治家，字安石。唐代诗人李白(公元701—762年)仰慕谢安，以诗人特有的方式表达其仰幕之情。李白对谢安的生平事迹和兴趣爱好十分熟悉。他赋咏谢安的诗歌内容，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咏谢安隐居东山 “小隐慕安石，远游学屈平。”这是李白在《秋夜独坐怀故山》一诗中的开头两句。谢安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出身士族，西晋末年，谢氏家族随王室南迁，谢安落户会稽上虞，隐居东山。虽然一度曾赴扬州应卯任职，但他不久就称疾辞官，回东山隐居。李白既羡慕小隐的谢安，又要学远游的屈原。何谓“小隐”?“小隐”是与“大隐”相对而言的。“大隐”是“隐”得无影无踪；“小隐”则是虽过隐居生活，却还是与人来往的。《晋书·谢安传》说他“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鱼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 谢安喜爱音乐、舞蹈，在他隐居东山期间，家里就热闹非凡。艺妓为他唱歌跳舞，谈笑风生。李白在《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一诗中有“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的诗句。如花的艺妓，不仅金屏笑坐，而且跳舞、唱歌。李白在《书情题蔡舍人雄》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尝闻谢安石，携妓东山门。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清猿。” 谢安不仅在家中听唱观舞，还出门游山玩水。为了便于登山越岭，他使匠人特制了一种屐，也就是木履。后来，他那喜爱山水的侄孙谢灵运(公元385—433年)，在登山越岭时常著这种屐。沈约(公元441—513年)在《宋书·谢灵运传》中说谢灵运“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严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李白把这种木履叫做“谢安屐”或“谢公辰”。他在《登梅冈望金陵，赠族侄高座寺僧中孚》一诗中，有“吴风谢安屐，自足傲履袜”的诗句；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在政治上受挫之后，更喜欢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他喜爱歌舞、山水。携艺妓，听歌观舞，游山玩水的兴趣，与谢安相似。所以，他赋诗咏谢安隐居东山，是可以理解的。 二、咏谢安东山再起 “蜀主思孔明，晋家望安石”。这是李白在《赠友人》一诗中的诗句。谢安是东晋著名的政治家，举足轻重，是众望所归的人物。而谢安确也不负众望。李白在《江夏送倩公归汉东》一诗的序中说“昔谢安四十，卧白云于东山；桓公累徵，为苍生而一起。”李白这里所说的“桓公”，指的是征西大将军桓温(公元312—373年)。桓温曾多次请谢安出山，谢安终于答应。他为的是什么呢?李白认为，他为的是“苍生”。在《赠韦秘书子春》一诗中，李白有这样的诗句：“谈天信浩荡，说剑纷纵横。谢公不徒然，起来为苍生。”在《送裴十八图南蒿山》一诗中，也有“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的诗句。“苍生”，指的是百姓，百姓也叫“黎元”。在上面提到的《书情题蔡舍人雄》一诗中，继“尝闻谢安石，携妓东山门。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清猿”的诗句之后，李白还有这样的诗句：“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余亦爱此人，丹霄冀飞翻。”正因为谢安出山为的是黎民百姓，所以他的出山显得潇洒自豪。李白在《山妓金陵子呈卢六》的诗中有“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的诗句，生动地描述了谢安的这种神态。 谢安四十余岁出山从政，桓温死后，谢安执政(孝武帝时，位至宰相)。他与桓温之弟时任荆州刺史的桓冲同心协力，保护晋室。谢安对内采取“镇之以和静”的治国方略，使东晋朝内部出现所前未有的和睦气氛；对外，则加强军事防御，抵抗外敌入侵。公元383年(太元八年)，前秦苻坚大军南下，江东大震，谢安临危不惧，谈笑自若，使谢玄等将领奋力抗击，取得淝水之战的辉煌胜利。之后，谢安又乘前秦国崩溃之际，使谢玄等将领北伐，于次年(公元384年)收复徐、兖、青、司、豫、梁六州。这样，既保护了晋室江山，又使黎民百姓免受战乱之苦。足见谢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功臣，李白赋诗加以歌颂是完全应该的。 三、咏谢安功成身退 “安石在东山，无心济天下。一起振横流，功成复潇 。”这是李白在《赠常侍御》一诗中的诗句。对于谢安的功成身退，李白一再赋诗称羡。在《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一诗中，李白有一个简短的序言：“此墩即晋太傅谢安与右军王羲之同登，超然有高世之志。余将营园其上，故作是诗也。”以下是诗的全文： 晋室昔横溃，永嘉遂南奔。沙尘何茫茫，龙虎斗朝昏。 胡马风汉草，天骄蹙中原。哲匠感颓运，云鹏忽飞翻。 组练照楚国，旌旗连海门。西秦百万众，戈甲如云屯。 投鞭可填江，一扫不足论。皇运有返正，丑虏无遗魂。 谈笑遏横流，苍生望斯存。冶城访古迹，犹有谢安墩。 凭览周地险，高标绝人喧。想像东山姿，缅怀右军言。 梧桐识嘉树，蕙草留芳根。白鹭映春洲，青龙见朝暾。 地古云物在，台倾禾黍繁。我来酌清波，于此树名园。 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 李白的这首诗写出了谢安出山从政的历史背景，突现了谢安临危奋起，力挽狂澜，普济苍生，功成身退的历史功绩和政治风度，值得反复吟咏。 关于谢安功成身退之后潇洒生活，李白在《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一诗中有所描绘，并且表示其爱慕之情：“安石泛溟渤，独啸长空还。逸韵动海上，高情出人间。灵异可并迹，澹然与世闲。我来五松下，置酒穷跻攀。” 对唐代诗人李白来说，功成身退的东晋谢安毕竟早已作古，对照他所随带的如花艺妓，谢安的艺妓也早已成古坟荒草。今昔对比，不禁使李白怅然悲凉。在《东山吟》一诗中，李白表达了这种悲凉之感，这首诗的全文如下： 携妓东山去，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 白鸡梦后三百岁，洒酒乏舟同所欢。酣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紫绮冠。彼亦一时，此亦一时，浩浩洪流之咏何必奇。 要说明的是，李白在这首诗中提到的“东山”，不是会稽上虞的东山，而是“去江宁城二十五里”的东山，但却也是“晋谢安携妓之所”。李白游到谢安曾经携妓歌舞过的这座东山，触景生情，赋诗咏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诗的结尾，歌咏了“浩浩洪流”，使人想到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回味无穷。 
在大唐多若满天繁星的诗人中，李白是唯一被人们誉为既有侠肝义胆，又有仙风、道骨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传奇的一生，豪放飘逸的诗风，确实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使我们一说起李白，就可以想见一个飘然不群的诗仙形象。 其实自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起，李白的形象就定型了。然而这种定型化了的诗仙形象，也使人们与李白产生了一种近乎膜拜者与偶像之间的距离，一种雾里看花、云中观月的可望而不可及的隔膜限制了我们走入李白心灵的殿堂。 现在让我们走进李白的思想。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他一方面接受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要求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道家遗世独立的思想，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一切。他还深受游侠思想影响，敢于蔑视封建秩序，敢于打破传统偶像。儒家思想和道家、游侠本不相容，但李白却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李白生平浪迹天下，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他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这就养成了他崇尚英雄的性格。反映在诗歌中，他从无数古代英雄的风度，气派中吸取力量，把现实的理想投影到历史中去，从而在诗歌中建立起英雄性格的人物画廊。他歌颂草泽，际会风云的英雄，如《梁甫吟》，写太公望：“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八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歌颂视功名如草芥的义士。这反映了他敢于反对封建秩序，不畏强权的游侠思想。 在李白的身上，兼备了儒道侠禅各家的特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儒家的傲岸坚强；“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道者的避俗离浊；“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侠者的任性狷狂；“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禅者的玄思独绝。真是难以想象，在一个人的身上，怎能呈现出如此丰富的景观，且并不是流于表面，而是从心灵深处透出来的一种融合万物，顺应自然的美。也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或多或少的受着各种流派的影响，各种思想在我们的头脑中交锋，有的被杀死，更多的是在冲突中走向融合。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各种思想流派的分别，他们本来就是构成热的整个思想的各个零件，就象万物组成了世界的自然和谐。人为的硬生生的割裂并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
一篇关于李白的论文 李白的文化性格与待诏翰林政治失败漫议 诗人李白的一生，可以说始终都是以追求政治上的成功为其毕生奋斗目标的，而天宝初受玄宗征召并被命为翰林待诏，则可说是最接近政治成功同时又与成功失之交臂的一段经历。从天宝元年秋奉诏进京，至天宝三载春离京，其实际居京的时间仅一年半左右，旋即被“赐金放还”，离开了长安这个政治中心。就李白的一生而言，这次进京的荣耀与离京的失落，不仅构成了他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而且其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对于这样一次最接近政治成功却又以失败告终的经历，不论是倾慕李白的同时代人，还是后代热爱李白的读者，无不表现出某种同情、慨叹乃至痛惜，并从不同的角度为李白的政治失败做出诠解。但是，如果将李白的从政方式放在盛唐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则可以发现李白的政治失败，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必然性。生活于盛世的诗歌天才的政治落魄，实际上凸现的是一种由文化疏离与冲突所造成的文化性格的悲剧(1)。 一 就李白的仕进道路来看，一个众所熟知的事实是，李白没有像一般士子那样，试图通过科举之路进入仕途。他从一开始就有着与众不同的选择，这就是希望以奇人名士的风采耸动天庭，进而直取卿相，甚至幻想成为帝王师式的人物。从李白天宝之前的行迹来看，他的一切活动，似乎都是围绕着培养自己的名士声望而展开的。 在中国士文化传统中，“名士”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并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大约始于东汉后期（2）。桓、灵之际，当宦官、外戚干政造成东汉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时，士人以对黑暗政治的对抗与批判，展示了其独特的操守，从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形成了一批虽遭迫害但却在个人品格上受到尊敬与仰慕的名士群体。《后汉书·党锢列传序》即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藩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故、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精神品格的卓异而著称的名士群体。至魏晋六朝，名士在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仍很活跃，虽然由于时代的变化，他们所呈现的精神风貌与其品格内涵已有所不同，但却仍是作为政治与文化的精英而受到士林的宗尚的。据《世说新语·文学》载，当时袁宏曾作有《名士传》一书，其书今不传，详细内容无从得悉，但刘孝标在为《世说》作注时则云：“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可以大致了解其时名士的概况。《世说新语》一书，记录的多是汉末迄魏晋名士的言行，除上述刘孝标注所提及袁宏《名士传》中的人物外，还有其他一些人物，也常受到称赏，后世士人所乐道的魏晋风流，就是由这一群魅力独具的名士构成的。这些名士，也许性情、思想、趣味、作风不同，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名士，原因却并不复杂，那就是一定要能够超越世俗的平庸，显示出自己精神、品格或才性上的迥拔流俗，而率性、洒脱乃至任诞，又往往是他们最显著的标徽。也由于此，由对名士的崇拜，甚而导致一些人视任诞、放浪为名士，“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但总体看，魏晋六朝名士群体的个体风貌并不相同，其或者才华超群、或者潇洒风流、或者任诞不羁、或者品德高尚，而不论何者，都构成了他们赢得士林声誉并为朝野所瞩目的重要因素。 大致也是李白谪仙人称号出现后，中国人对谪仙特征的理解。但这已与唐前有关谪仙形象有了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由于谪仙人李白的出现，原来的谪仙观念已被重新改写增加了新的内涵。人们对它的认识与理解，已脱离了仙传文化的传统语境，而更多地带有了由李白所产生的直觉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