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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诗叫“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秦始皇，一位伟大的帝王，结束了战国分裂的局面。统一全国。221年，定都咸阳。他可以说是足智多谋，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强者。他统一度量衡，将全国纸币改为圆形方孔铜钱。又率蒙恬将军修筑了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在防御匈奴方面取得了进步。他又命人开凿了灵渠。还进一步统一了全国思想——焚书坑儒。汉武帝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皇帝。他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采用推恩令的方法削弱藩王实力。又在京城创办太学，还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又改造五铢钱，将冶铁、卖盐权收归中央。收回了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 
最好自己写，你看他们的回答大部分都是直接“粘贴”“复制”的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在周遭平和的环境中，你是否也会有过痛心疾首的感受？然而我有过。我不能忘记在参观禁毒展后那种不可竭制的愤恨中夹杂的阵阵心痛。那种感受是沉重的，是刻骨铭心的。而不能忘记的还有那些千疮百孔的残躯，抽搐扭曲的表情和犹在耳际的呻吟。不愿接受，但事实却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在我们身边，在这片阳光之下，潜藏着的毒品犯罪正无孔不入地吞噬着我们的同胞。然而就在这些不幸者之中又有多少是正值风华的同龄人？而这一切又该引起我们怎样的思虑？ 这个世上没有真正的神灵，却的确存在着恶魔。毒品就是这魔鬼的化身。如果你了解这种白色瘟疫诞生至今所酿成的惨剧，你就会明白这绝不仅是一个比喻。因为吸食毒品者被毒品所剥夺的也绝不仅是金钱和健康，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是灵魂沦丧，家庭破亡乃至生命消逝。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每年为这白色恶魔所害的是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一个人做错事，甚至违法乱纪，世人社会都会公正地给他一个补救，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毒品犯罪者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公敌。毒品犯罪绝不是一般犯罪。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我国，禁毒立法的中心思想就是对毒品犯罪实施严刑峻法。然而更为严峻的事实是，作为一名吸毒者，自身将因毒品本身所具有的成瘾性特征产生对毒品身体，心理上的双重依赖，而无法依靠现代尚不完全的戒毒手段和个人意志走出深渊，终身成为毒品的俘虏，永远地失去做为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因此，可以说吸毒者既是不可救药的罪人，又是无药可医的病人。 也许面对未知的毒品，我们的好奇心总是在叫嚣，但一次下不为例的浓度将注定人生悲剧的开始；也许有人说那是一种飘然欲仙的享受，但在罂粟美丽的迷梦里走向的却是不归之路；也许我们对自己的意志信心十足，但小视魔鬼的诱惑，在失去理智之后，终将失去自我……这样高昂的代价，年轻的我们又怎能轻易就范？ 然而正因为年轻，无知、好奇、冲动、叛逆、天真、自负……任何一种不成熟的情绪，都是无形有威胁。而这一点也正被那个躲在黑暗中幽白的恶灵所利用着，根据我国禁毒组织统计，我国35岁以下的青少年吸毒者已占到了吸毒者总人数的1%，如此之高的比例又怎不叫人为那些迷失方向的年轻生命心寒呢？然而，那些尚且纯真，尚未成年，还无法明辨善恶真假，还无法自我保护的孩子们又该怎么办呢？ 唯有八个字应该紧记：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因此我们该做的很多，而且必须从小做起。然而认清毒品的真面目并彻底与其化清界限不仅仅需要若干的禁毒知识，更加需要的是有意识地培养健康的心理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是谨慎地择交朋友和高度的警觉和自制；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也唯有将预防毒品从意识转化为行动，再由行动上的拒绝升华为精神上的排斥，从生命的高度去抵制这中食人瘟疫的诱惑，才有可能做到远离毒品而不受侵害。 人生有的一次生命是无价的，也是脆弱的。它承载着你的亲人，朋友和整个社会赋予你的责任，所以它绝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它承受不起任何不负责任的冒险，所以请珍惜你的生命—为自己，也为所有人——永远拒绝毒品！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 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 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 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一百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
这是第一个司马迁评价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 就是说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残暴，但是没有得到秦朝灭亡的结果。听了很不舒服吧？咱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位帝王。 秦朝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促进了中国的统一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都是你知道的。还有什么呢？ 秦人酷爱修路。以咸阳为中心，道路延伸向四面八方。战车从咸阳能够三天三夜奔到长城脚下，司马迁走到这条古道前，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因为在他面前出现的是一条夯实的大陆，司马迁用“执行hang”两字评价这条路，它穿山越岭，笔直笔直，仿佛诉说着秦人一往无前的气概！直道今天，这条路上依然很少杂草丛生，因为地基实在太夯实了！ 陇西（汉中）、齐地（山东）是秦朝三大粮仓之二，为将这两地的粮食以最快速度运到首都，秦人开天辟地的在长江和黄河的支流最近处修建了“灵渠”，把长江和黄河连接了起来！ 此外，秦人修建的长城并不是单纯的防御工事，它是军事物资的集散地、兵员的集结地，其实是进攻的前进基地！ 秦人在工作中实行责任制，军器上要写明工匠姓名、场长（注意不是厂长）姓名、以及宰相姓名——工人对场长负责，场长对宰相负责。这样如果军器出现质量问题，责任人都要受到惩罚。 秦人第一次发明了标准化大生产，全国几百万将士所用的武器都是按照一个标准建造的，这样就方便了拆下完好的部件更换和保养。国家对粮食的播种、洒水、收割有明确的法律和量化，稍有错误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秦朝是社会化大生产、军事体制和军事装备军事战术、建筑水平极大发展的时代，确是个体极端悲哀的时代！ 再来看看汉武帝吧。 武帝最大的功绩是反击了游牧民族的入侵，他把中国的版图极大地向外拓展。他把一只以步兵为主的防御型军队锻炼成了一只高级动力、高攻击力，纪律极为严明的军队！ 武帝是帅中之帅，元帅统御兵将，武帝统御元帅。他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将中国高度集权化，便于高效率的集合全国之力办成大事。 但是，因为汉武帝连年用兵，中原地区经济民生受到极大打击，十室九空，国家经济濒临崩溃。 武帝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晚年颁布了《轮台罪己诏》，深刻反省了自己的过错，并将国策从对外征战转为发展经济。 所以汉朝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走暴秦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老路。 开篇提到的司马迁对此二人的比较，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 这是第二个 贞观之治，关键在于“作为之治”，即是有所作为，而且是积极作为。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作为的方向不是奉己，也不是一方阶级之利，而是天下百姓受益。这一点尤为值得中国的今天汲取，（以便中国能够积极参加到全球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建设大业中去）。贞观之初，国家犹在战乱之余，到处千疮百孔，人民流离失所，然而经过太宗与群臣和各地官员的精心治理后，不到几年，就出现了社会景况的迅速好转：流散者回归家乡，土地再度获得耕耘，农业连年丰收，当时的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出现了“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盛世景象。社会治安、人民温饱、政府吏治、商贸发展等等，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就连行旅在外的商贾和奔考科学的学生们，往来各地间都可以不带粮食，可以取给于途，这样的景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也是鲜见的。盛世繁荣，人民幸福，在1380年前，中国就是啊。 对于自我检省和体察，太宗也有着惊人的客观角度，以致使许多良臣敢于直谏。他通过谏言而进行自我对照，时时修正检点，这种襟怀犹为可贵。如前所说的那个大夫魏征，有时直谏到当众冒犯篾君的程度，令太宗甚为恼怒，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想杀了魏征（这一点可见封建制度的不宽容），然而终于还是被国家大义所止怒，魏征去世时，太宗不禁大哭。在对魏征的评价上，太宗结合自己与国家经略，这样说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可见太宗对待良臣的态度和客观体己的真诚。 对于历史尊重可以表现出一个国家的积极态度和深度思考力。这一点，以世界各国在各自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上而明确表明了出来。这种历史尊重并不是一味追忆和迷信，也不是对过去历史的全然忘却，而是从历史的汲取出其文明的精萃，予以继承和发扬光大。所以，尊重历史首先将得益于学习历史，而学习历史则将得益于方法，方法的取舍则得益于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因为尊重，所以学习，这是一个好态度。唐太宗对于历史，就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他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是很好的范例。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忙于经济也忙于企业，而其本质并非是真正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更多情况下是失去了判断。失去历史的判断，其结果就是皮毛的货色了。一个社会如果只是仅存皮毛，其利必不长久。这是第十个1840年2月，一只庞大的队伍潜入了中国海岸，筹划着一场狂妄的侵略战争。6月初，他们向广东、澳门进犯，爆发了一次恶劣的“鸦片战争”。这支队伍就是由英国军舰十六艘，运输舰二十八艘，武装汽船四艘，载炮五百四十门，士兵四千人组成的的“东方远征军”。说起这次鸦片战争，那可真是中国人的耻辱，可这“耻辱”带来的也不仅仅是危害，甚至可以说，这危害还“拍醒”了“沉睡”着的中国人民呢！其实，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就计划着“劫掠”中国，从事毒品鸦片的贸易，从而牟取暴利，是大量的白银流入英国。他们贪婪的计划，的确给了中国人民造成了危害：民众体质下降，军队战斗力低下，社会风气败坏，白银流失，国家贫困……就在大家沉迷于昏暗世界中时，大臣林则徐站了出来，领导了“虎门销烟”这一伟壮斗争。于是，就有人说，会爆发鸦片战争，一切都怪罪于林则徐，如果他不实行禁烟，鸦片战争就不会爆发。可我个人认为，这并不全是林则徐的错，他的“虎门销烟”只是爆发鸦片战争的导火线。大家不妨想一想，如果没有林则徐，当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中国已是沉迷于鸦片的“享受”中了，还有哪位战士可以英勇作战呢？就算有了强大的队伍，中国又怎么会有白银去支援呢？那时所有的白银都已流入了英国人的腰包了，又何谈战斗？中国，就是一块案板上的肉，英国人要割多少就割多少，哪有能坐下来谈条件的机会？所以说，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显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林则徐，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可想而知，英国开始担心自己的如意算盘会被打乱，于是提前爆发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在我看来是中国人的一次警钟，它敲响了中国人的昏庸无能，骄傲自大，闭关锁国，才会落后。后来的洋务运动，虽然那是一次失败的自救运动，但中国人已经有了开始反抗的意识，有了开始希望富强的意识了！所以说，鸦片战争，既是中国人的耻辱，也是中国人的教训。我们甚至应该感谢英国，是他们的残暴，让我们意识到了落后就意味着挨打，开始打开大门，望眼世界，而不再“闭关锁国”。让我们重新走入那段历史，品味一下那时的酸，那时的甜，明确未来的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