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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2、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3、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4、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5、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6、精妙的语言艺术 苏轼是一位散文大家，也是一位语言艺术的巨匠。他驱遣语言的本领是很高的。他的语言艺术，被后人评为“晓畅、疏放，而又波摇浪起，如海如潮。”晓畅、疏放，正是苏轼散文语言的特色。他语言的这一特点，有别于欧阳修的抑扬、宛转，和王安石的峭拨、凌厉和苏洵的简练、高古。如《前赤壁赋》读之有如乘顺风之舟，航行于汪洋大海之上，坦坦荡荡，不可遏止。行文之晓畅，疏放，真给人以无穷的艺术享受。 苏轼散文不仅文从字顺，而且善于使用各种修辞手段，使语言鲜明、生动、形象，增强感染力和说服力。苏轼散文善于以夸张的语言状物写景。《画水记》用“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阴风袭人，毛发为之立”“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把水画之妙写得声势俱在。《后赤壁赋》以“江流有声，断岩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把古战场的冬景刻画得有声有色。《众妙堂记》用“手若风雨，而步中规矩，盖焕然雾除。霍然云散”把洒水、剃草者的动作形容得微妙微肖。 苏轼散文擅长以巧譬善喻剖析事理，增强说服力。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他首先以人之寿夭喻国之长短，接着又来了个推理性比喻。把“国之长短在风俗”作本体、“人之寿夭在元气”作喻体，指出决定人之寿夭和国之长短的关键所在，接着对喻体加以发挥，描述了爱护元气和不爱护元气这两种情形及结果。褒贬分明，最后自然地引出了劝陛下爱惜风俗的立论。 苏轼散文用语精练，往往以很少的笔墨便赢得很好的艺术效果，显示出作者在语言艺术上的功力。《超然台记》以“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暖”便概括了超然台的特点。《秦太虚提名记》以“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便把常景写成奇景。《石氏画苑记》用“长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画道中剑客而步尘埃中，若有所营”几句便活画出石幼安的风貌。《前赤壁赋》用“肴核既尽，杯盘狼籍”八个字便写出酒酣之乐。这种精秒的语言艺术，的确使他的散文达到了“无难写之景，无不达之情”的高度。 扩展资料：苏轼的诗词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轼 
苏轼散文的风格特点：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扩展资料：苏轼散文的经典化历程及其文化内涵在1127年前，对苏轼散文予以高度赞誉的人大多与苏轼的文化活动有较为明显的关联性。这些人当中包括李廌(1059-1109)、黄庭坚(1045-1105)、秦观(1049-1100)等苏门后学，以及道潜(1043-1106)、惠洪(1070-1128)等佛门人士，他们都从创作状态、历史地位、气度涵养等多个角度，高度推崇苏轼的散文。北宋末年“元祐党禁”的政治事件，使得苏轼诗文的传播受到了客观的阻碍。不过，这并没有减弱苏轼文章在读者心中所占有的崇高地位。1127年后，苏轼散文所受到的关注与认可程度较之以往都有了明显的提升。这方面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将苏轼散文标举为经典的人群主体，从层次与广度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和扩展。标举、赞扬苏轼散文的价值，是1127-1279年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共识。南宋的帝王与中国南北方的士大夫，都在表示自己对苏轼文章的认可与喜爱时不吝赞扬之辞。苏轼的价值并没有被限制在“文章家”的畛域中，文化精英对苏文的欣赏，跨越了政治地位、学术传统与地域的阻隔。入元之后，一批原来活动于宋、金的士大夫依然秉承了过往的态度，包括具有理学背景的刘埙(1240-1319)、吴澄(1248-1333)等人，苏轼作为儒家“文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的地位近乎完全奠定。
苏轼的散文创作。可分三类，其中之一为论述文（包括政论文与史论文）。代表作有《留侯论》与《教战守策》等。其主要特点是：自由畅达，随物赋形
苏轼散文中议论文汪洋恣肆，记叙文结构谨严，明白条畅，如《石钟山记》、《放鹤亭记》等与《赤壁赋》、《后赤壁赋》同为传诵名篇
苏轼的散文代表了宋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欧阳修散文与王安石散文的综合与提高。 苏轼在理论上强调文章要有“意”（观点、意图、情感等），认为“意者，钱也。为文若能立意，则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用”。也就是要求文章应有中心，围绕中心作文。与此相联系，他还提出了“辞达”和“自然为文”的说法，即写作时，根据自己的艺术感觉，“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然地把对事物的感觉和理解写出来。 苏轼的散文创作印证了他的散文理论。在内容上，苏轼的散文几乎涉及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一点上，此前任何散文家都无法与他媲美。以前根本不能写入文章的很多内容，均能在苏轼的散文中找到。在艺术上，苏轼散文不仅文体多样，而且如他的诗歌一样，触处生春。议论时，能像王安石一样，鞭辟入里，发人所未发，如《留侯论》。《留侯论》是一篇史论，论述的是西汉时的著名人物张良，重点写了他受书於圯上之老人的事。这件在过去众说纷纭的事，在苏轼看来，只不过是圯上之老人对张良的考验，张良之所以得到兵书，是因为他能忍。而他辅助刘邦最终打败项羽，是因为他教会了刘邦学会了忍。由此认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观点虽然片面，但也不能不承认有一定的道理。写景时，能像欧阳修一样，以寥寥数语，写出景象的特点，营造出富有诗意的意境，例如《石钟山记》、《前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以《前赤壁赋》第一段为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一段文字描写的是月夜游赤壁的情景。作者用简洁的笔墨，十分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引人入胜的月夜图，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艺术功力。 他极善于将写景、议论、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自然而不露痕迹。不妨来看一下《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篇短小的写景抒情散文表现了作者闲适的心态。其洒脱的风致、简洁的风格，颇有魏晋人的风范。文中所写之事，所写之景，所抒之情均未加浓墨重彩，只廖廖几笔，便令人神往。 总之，苏轼的散文变化多端，没有固定的程式，充满活力，毫无陈腐气，且有特殊的情韵，确为中国古代散文中的珍品。 曾巩与苏轼的父亲苏洵、弟苏辙虽然也被列为散文大家，但今天看来，他们的作品除苏洵《六国论》、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等少数名篇外，就总体成就而言，与其他散文大家相比，无疑就逊色一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