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枫落1992
中国历来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但从来没有提出要走大国外交之路。这一身份定位与政策定位的错位迫使我们必须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持续快速发展，并且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解释清楚它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外奉行什么样的政策，的确会引起外界的高度疑虑。但是，如果我们的外交政策定位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身份不相符合，那么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将会更加严重。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可以解决外交政策与国际身份不匹配的矛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指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外交应以服务于国家发展为中心，更加积极有效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两个基本点是指中国外交要维护中国在世界上的正当利益和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 外交服务于国家发展是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升级版。国家发展比经济建设的含义更加丰富，除经济建设外，还包含社会建设、国民素质、环境质量等内容，这也与小康社会需要用综合指标评价相一致。两个基本点也是互不矛盾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在更深程度上相互依存，在更广范围内相互影响。这就要求中国外交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时候不能干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而是要综合考虑本国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设法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之源反映出“三个自信”，即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实践自信。这三个自信将中国的大国外交与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大国外交（特别是美国的大国外交）区别开来。 首先，在世界所有大国当中，只有中国是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理念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要求。比如，它明确要求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和搞政权更迭。其次，中国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可以为外交提供不竭的文化资源。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短六十余年的外交实践中提出许多堪称国际关系典范的政策主张和战略思想，它们将继续是中国外交前进的动力和指南。 我们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并不是要蓄意忽视世界大势而“另起炉灶”。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以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就应让中国投身于国际体系的变革，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推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 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
我看中国外交文化——以“和谐世界”为例【内容摘要】本文以“和谐世界”的分析为重点，论述了中国外交文化的民族风格，阐述了中国外交文化中体现的中华传统文化特征。【关键词】中国外交 外交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 和谐世界 “和”文化【正文】外交文化外交文化是最近几年出现的词汇，如何对它进行定义？严格的说，要先考察什么是文化，然后可能对外交文化就能比较清楚了。然而文化概念很难界定，其内涵宽泛而模糊，在此仅采取他人的研究成果“文化是人类改变环境、适应生存的能力和方式，是人类精神风貌的集中反映”① 。由此文化的定义出发，笔者认为“外交文化指在外交实践过程中的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财富”② 这一狭义的外交文化定义是比较恰当的。从以上定义可见，一国的外交文化的特征从根本上说来源于其民族文化，确切地说来源于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外交实践的结合。正是由于各国在外交实践中均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民族文化的影响或印迹，因此尽管外交实践与外交理论在各国都大同小异，但仍然呈现出不同的民族风格。例如俄罗斯的外交文化就因其独特的文明而具有西方化和东方情结，不安全感和扩张主义等特征③ ；又如美国的外交文化因 “美国例外论”等独特文化则具有普世主义、道德主义等特征④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蕴藏着丰富的外交文化资源。中国外交文化体现在中国外交理论和中国外交实践两个方面，如“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等理论，又如中国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对外经济援助等实践。中国外交文化内容庞大，涉及面广，笔者因能力与时间所限不可能一一涉及。本文仅取中国外交理论的最新成果即“和谐世界”作为重点，探讨中国外交文化的特征，着重于探讨中国外交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联系与渊源。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和谐社会”在外交领域的延伸，是中国提出的具有创造性的外交理论，它区别于任何西方的外交理论，体现了中国外交文化的民族风格，它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和”文化、“天下”文化等，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外交领域的硕果，也是对世界外交理论的贡献。和谐世界最早见于2005年4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非峰会上的讲话，其中提到“文化上，我们亚非国家要成为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合作伙伴。要发扬亚非会议求同存异的优良传统，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 任 火(1991)什么是文化——兼谈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渤海学刊，(2)，76-张宏喜(2006)打造外交文化世界知识，(16)，54-③ 赵淑芳(2004)俄罗斯外交文化的特点及影响东北亚论坛，13(4)，50-④ 刘丽云&张惟英&李庆四(2004)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①②1/4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⑤ 可见当时提及的和谐世界仅应用于文化领域，相对于“文明的冲突”而言，主张各国文化的和谐共存和发展。时隔不久，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丰富了和谐世界的内涵。此时的和谐世界不再局限于文化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个方面。它的具体内涵则包括：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⑥ 此后，和谐世界不断发展完善，成为中国外交场合频繁使用的标志性词汇，它作为中国外交新理念的地位得以确立。作为中国外交的最新理念，又时值中国迅速崛起之时，和谐世界理念受到学界的热议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据笔者调查，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搜索“和谐世界”得到的论文总数多达万余篇，在百度新闻中搜索“和谐世界”得到的新闻多达百万余条。和谐世界理念获得世人的认可，并且被认为极具中华传统文化特色。和谐世界与“和”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和”文化，追求和谐是中华文明重要的价值观。《周易·乾卦·彖》即有“保贞大和，乃利贞”，《尚书·皋陶谟》中也有“同寅协恭，和衷哉!”。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和”的词语诸如“和衷共济”、“和和美美”、“家和万事兴”等都包含着美好的愿望。⑦ “和”是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之一，“和”被张艺谋导演选为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向世界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唯一汉字。“和”文化内涵丰富，它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地球甚至于宇宙的整体和谐；又包括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⑧ 其中前两者是和谐世界理念的直接来源和基础。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以说是“和”文化的最高层次，也是最高目标，包括了“天下”、“天人合一”等思想。在西方视野中，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强调人的主体性，自然成为人索取资源和财富的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曾经促进了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