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zishui1982
一、循环经济与法的价值的一般分析循环经济的理念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思潮兴起的时代，当时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可以说是循环经济理念的早期代表，但是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一词是1990年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DPearce和RKTurner在其《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一书中首次提出，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区别。 工业社会的传统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是一种高开采、高消耗、高利用、高排放、高污染的“牧童经济”，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过度的消费方式，造成了资源的过度利用与浪费，导致资源枯竭与环境的不断恶化。为此，人们开始把源头预防与全过程治理作为国家环境与发展的政策，实行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模式。“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对自然环境资源实行闭路循环应用的经济发展方式。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具体说，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是由“资源—产品—再生资源”所构成的物质闭路循环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应当遵循生态学规律，通过优化物质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循环和能量流动，减少资源输入和污染输出，使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从而在经济增长中保护环境，实现经济交流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循环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经济形态，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和‘共赢’发展的经济活动理想模式”， 它倡导“低能耗、高利用、再循环”，反对滥采滥用资源与“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它恪守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与废弃物再循环（Recycle）的三次基本原则。循环经济兼顾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更加合理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进一步节约了资源和能源，促进了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法律对人的作用、效用、动能或意义。……第二，人对法律的要求和评价。” 有的认为：“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张文显先生认为法的价值“一方面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法之间需要和满足的对应关系，即法律价值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法所具有的、对主体有意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 沈宗灵先生认为法的价值包括三种含义：“第一，它指的是法促进哪些价值；第二，指法本身有哪些价值；第三，在不同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法根据什么标准来对它们进行评价。” 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也是该法的目的、该法的理念，是依赖循环经济法律所要促进与实现的基本价值和基本使命，也是作为循环经济法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评价标准。制定任何一部法律，其首要条件应当是使实定的法律尽量符合立法者的应然标准，也就是符合立法的目的、立法的价值取向。为此，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是立法者通过循环经济法律所要促进和实现的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的终极目标，这是循环经济立法的终极价值，它与立法中所体现的制度价值一脉相承。“法的价值是法的制定的必需，是法的实施的需求，是防止法的失效的屏障，是校正恶法的准则，是法的演进的动因。” 因此，明确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具有重大的基础与指导意义，它是确定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任务、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等的基础与前提。循环经济立法的政策性比较强，我们不易具体细化它的制度价值，但可以抽象概括出它的终极价值目标。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在世界各国以及每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与目标，它本身是不断发展的。为了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需要研究明析外国与我国其他时期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相关立法的价值追求，以资借鉴。 二、中国已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相关立法的价值追求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起步较晚，没有全面、综合规范循环经济的基本法律，但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专项法律法规。早在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中就提出了努力改进生产工艺，不产生或少产生废气、废水、废渣，加强管理，消除跑、冒、滴、漏等要求。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决定》强调要把“三废”治理、综合利用和技术改造有机结合起来。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均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支持采用能耗物小、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体现了保护环境与资源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1995年《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1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该法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很显然，它仅把“防治”作为废物治理的首要目标和终极目标，这是立法价值定位上的缺陷。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条提出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997年《节约能源法》第1条指出立法目的是“推进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保护环境，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1984年《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修订）第一条就指出立法目的是“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以保障人体健康，保证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002年6月29日，我国通过了《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清洁生产相对于“末端治理”方式而言，是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的优先性。《清洁生产促进法》的立法目的是促进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学者对清洁生产法的基本目的（即其价值追求）作了探讨，认为清洁生产法在总体上相当于污染控制法与经济法之间的交叉领域，本质上乃是工业污染预防法、环境经济法，因而理所当然属于以维护环境公益与经济公益为己任的“社会本位法”。具体说来，清洁生产法所维护的公共利益乃是建立在尊重和体现生态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共同要求之上的，是环境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体，属于多类型、多层次的复合性公益，而非单一性公益。 三、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应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终极目标由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日益严重，我国制定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就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而对循环经济立法价值追求的研究关系到整个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走向与制度架构等，我们必须提出其终极价值目标与制度价值。对于制定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立法目的，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的认为是“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循环型社会或生态社会的建立”； 有的认为“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基本目标是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减少资源的利用和废弃物的排放。” 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本质上应该属于环境法法域，因此整个环境法的价值追求与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就必然会有密切的关系，国内就环境法价值追求的传统观点认为是通过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的生存与生活环境以达到保护人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旨趣，由于“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冲击与挑战，有学者认为环境立法的目的应当是在不排除保护人类自身权利与利益的前提下，在树立以全球生态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衡平世代间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利’”这两大目标。 综观国内外现有蕴含循环经济理念的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即其制度价值）以及有关学者对循环经济立法目的与环境法价值追求的研究成果，基于生态学、经济学、伦理学、法哲学的基础，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应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终极目标。（一）确保发展的终极价值发展的涵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更新，GNP或GDP增长的发展观认为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变化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指在生产和就业中，农业部门份额减少，工业和服务业份额上升的现象和过程；也有学者把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评价发展的标准，努力超越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从全球的视角和一体化的趋势上，力图沟通、平衡与和谐；著名学者托达罗（MPTM）在其《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将发展定义为“一个社会或社会体系向着更加美好和更为人道的生活的持续前进。”还有学者认为发展就是满足人类不同需求层次，应该考虑可持续的问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本身的更全面发展，这种协调式的发展观追求人与自然的互利互生和协同进化，从而使自然界有可能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以人为本位的发展要求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共存、共生、共荣，尊重自然规律和自然权利与价值，要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1986年12月4日，第4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程，宣布“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项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笔者认为，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发的生态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行为，不得不感受到人类对于自然界、生态环境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与道德责任，为此，我们势必推行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循环经济立法所确保的发展之价值追求有其特定的内涵，这个发展不同于经济上的发展，也不同于人权之一的发展权，发展既是一种不断向良反复前进的过程，又是评判该法律制度的一种标准，它是循环经济立法所要促进与维护的价值之一。发展不仅仅是人类的发展，也是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展的主体是多元的、全面的，仅有人类的发展是不够的，资源具有有限性、稀缺性，而人类的发展需要不断地供给资源与利用环境，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确保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发展本身包括可持续的含义，如果是不可持续的发展，那就不能称其为发展，发展是不断向前向优向好迈进的过程与态势。循环经济立法确保发展的价值追求就是要确保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只有这种全面多元的发展才是循环经济立法所要促进和维护的，而且符合实行循环经济所要达到的目标。发展的价值追求是维护与实现法的正义价值的重要保障与表征，有发展才有实质正义，法的正义应该是含有发展之意的正义，否则法的正义价值追求只能是徒有其表。美国法学家E·博登海默在其著作《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阐述了法律的巨大作用：人往往有创造性和惰性两种倾向，法律是刺激人们奋发向上的一个有利手段。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制裁、惩罚或抑制，而是激励人们进取与引导人们为正当合理的行为，循环经济立法确保发展的价值追求就是要在全社会激励人们在追求人类自身权益发展的同时，也要正当合理地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以实现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环境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二）确保协调的终极价值协调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里的含义是指配合得适当。欧盟要求环境政策要确保协调，在这里协调的含义是指“欧洲联盟的其他政策应当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必要的考虑因素，从而确保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协调一致，从而确保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具体谈到了欧洲环境政策与地区政策、交通政策、竞争政策、能源政策、税收政策、农业政策、农产品自由流动政策以及贸易政策的协调。 发展循环经济要求减量化，从源头控制废弃物的产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的消耗量，从而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与持续发展。环境危机的实质就是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关系矛盾的尖锐化，环境与经济的极不协调将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我们要倡导“经济与生态双重存在”的思维，现在已经进入了生态时代，这是指导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基础思维，“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思维是生态时代指导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核心思维，经济与生态的协调是生态时代的基本特征，并且指引着当代发展经济的正确方向。生态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活动中，经济与生态两者，不但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只有两者协调，才能使整个生态经济系统处于平衡稳定状态，才能保证人们的经济活动正常持续地进行。 推进循环经济能促使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并最终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相得益彰、协调统一。循环经济立法所确保的协调之价值追求就是指通过循环经济立法旨在促进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按照科学合理的比例发展，不能因为某一方面的超度发展而危及到其他方面的发展，促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相互协调，使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支撑，具备整体性，从而最终实现经济、环境与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利益的不平衡就会导致不和谐，固有的社会秩序就会受到冲击，而法律就旨在创设一个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社会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这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 循环经济立法追求协调的价值，就是要通过立法来衡平各种利益，使它们达到协调的状态，最终形成一个稳定且有利于发展的正义秩序。（三）确保环境效益的终极价值效益就是效果和利益，环境效益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环境后果的衡量，环境效益有正效益、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之分。从根本上来说，环境效益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则是环境效益的后果。环境法保护法益论中的地球益学说体现了环境效益的价值追求，1992年里约“地球研讨会”的《NGO地球宪章》在原则1作出了如下规定：“为了保护地球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一致同意尊重、促进、保护和修复地球生态系统”。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具有综合性、政策性与特殊的公益性之特性，坚持“社会本位”的思想，注重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平衡与公平分配，它必然要体现确保环境效益的价值取向。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体，我们要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要把环境效益作为前置效益，因为资源是有限稀缺的，而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行为是无边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经济与社会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之外无可估量的生态价值，保护资源与环境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高环境效益最终有利于提高环境质量。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讲，废弃物也是资源的一种存在形式，它具有重复利用的价值，当人类对废弃物进行科学有效的回收利用时，它们就会以人类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当人类没有对它们进行有效利用且又不按自然法则进行处理的时候，它们则会以人类所不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对环境造成危害。 美国那什在其《自然的权利》（1989年）一书中谈到：“人类的利益与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同一的。……判断善恶的标准不在乎个体，而在乎于整个生命共同体。……自然所具有的生存权可以归属于伦理的共同体。……应将伦理平等的概念扩大到全体生态系统中去。……自然具有与人类同样明确且值得敬畏的权利”。而当前的环境危机也是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所造成的，大家纷纷意识到与承认自然本身的价值与权利，并形成一种以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理念，这种理念主张人类应当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与能源，在发展经济的活动中实行资源与能源的循环利用，实现废弃物向环境的“零排放”。由于企业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市场缺陷与政策失误，环境效益必然会受到损害，循环经济立法就是要在宏观上对经济活动主体在生产、服务与消费的过程中从事盲目、自发而对环境造成污染或其他损害行为时，进行适当的禁止、限制或矫正，保护污染受害者和生态系统的平衡，防止人类社会为追求经济效益而牺牲环境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立法确保环境效益的价值追求，这就要求各种法律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在确保环境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与社会效益。循环经济立法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它需要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适度干预经济活动，以维护体现为环境效益的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可以说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体现生态规律的客观要求，以维护环境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法律。（四）确保生态安全的终极价值当前，我国由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引起了资源安全问题，资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当代人还是后代人都可以稳定、及时和经济地获取自然资源，同时又使人类发展所赖以依存的自然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处于良好或不遭毁灭性破坏的状态。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引起的环境安全与资源安全问题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循环经济立法有利于解决生态安全的问题，循环经济立法必须以生态安全为自己的价值取向。2000年底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将生态安全作为环境保护的目标，纳入到国家安全体系。生态安全是指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是一国生态环境在确保公民生命健康，为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和保障能力的状态。构成生态安全的内在要素包括：充足的资源和能源、稳定与发达的生物种群、健康的环境因素和食品。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将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条件，并指出生态安全主要包括四大问题，即国土安全、水安全、环境安全和生物安全。“从战略意义上来看，生态安全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防止由于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主要指环境质量状况低劣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和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防止由于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短缺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导致国家的动荡。” 为了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与保障生态环境安全，需要发展循环经济，“人类活动必须符合生态学规律，不得超过两个极限：一是从自然界索取资源的速度、强度不能超过资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繁殖能力，即生态承载力，二是排放到环境中的废弃物不能超过生态系统的自净（纳污）能力，即环境容量。” 否则，就会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问题，从而危害人体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等，进而威胁到国家与整个地球的生态安全。因此，循环经济立法确保生态安全的价值追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霍布斯（Hobbes）认为“人民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安全有助于使人们享有诸如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等其他价值的状况稳定化并尽可能地继续下去。促进安全除了在作为实施和巩固法律秩序中其他价值的一种工具方面的效用以外，还服务于它本身所具有的一些颇有价值的目的。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会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 生态安全是法的安全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确保生态安全不仅是循环经济立法重要的价值取向，也是评判循环经济立法正义与否的标准。立法者创制任何一部法律都不是凭空臆想杜撰出来的，任何法律都具有法应当具备的正义、利益、秩序的价值，同时还具有自身特殊表征的价值追求。缺乏明确的价值追求，法律的创设就无法达到立法的美好意愿；不了解法律的价值追求，就不能理解法律的精神，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合理、适当、有效地实施法律。我国在进行循环经济立法时，笔者认为应当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其终极的价值追求，在制定促进循环经济方面的成文法典时，可将立法目的（即制度价值）规制为：“为促进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推进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协调，保障环境效益，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相互协调，维护生态安全，特制定本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水污染防治是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和谐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当前我国水污染形势十分严峻，防治水污染任务非常艰巨，为了确保人民喝上干净的水，保障经济、社会和环境和谐协调发展，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走循环经济之路。用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探寻防治水污染的措施，保护水资源永续利用，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水污染严重产生的根本原因面对水污染的严峻现实，要求我们积极寻找其产生的原因和对策。我国水污染严重，究其原因，既有硬件的问题，又有软件的问题；既有经济实力不足和防治设施落后问题；也有认识跟不上和管理落后的问题；既有经济增长发展模式的问题，也有政策上的弊端和法制不完备的问题。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是受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发展模式的影响和束缚。（1）长期以来，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单向流动的线形增长经济发展模式来发展经济，以资源高开采——高消耗——高污染来带动经济的高增长，结果导致水资源的高度破坏，造成水污染严重后果；（2）受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在工业经济增长发展中不是以提高废弃物的最大利用率，提高水的资源化程度来减少污水的排放，而是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弃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结果增加污水排放总量，加剧水的污染。（3）错误地将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在经济发展中先经济后环保；先污染后治理，结果污水处理设施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污水处理设施严重不足，污水处理率低，中水不能很好的回收利用，污水综合利用差，水污染不能有效控制。解决水污染防治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循环经济解决水污染防治，保护好水资源永续利用必须转变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发展模式，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循环经济的核心是最有效利用资源，在经济发展中保护环境。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生态与环境污染治理目标的决定性举措。我们必须很好地学习、掌握循环经济，运用循环经济的理念去探索水污染防治的措施。用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探索水污染防治措施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最大限度的减少废弃物排放，逐步使生态步入良性循环，努力建设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生态示范区、生态省。”这些重要指示为我们发展循环经济，搞好水污染防治，保护环境指明了方向。走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运用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探索水污染防治措施是保护水资源，做好经济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1、用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推进企业清洁生产，发展以清洁生产为主的生态产业。清洁生产是一种对生产原料、生产过程和产品售后服务全过程进行预防控制达到资源利用率最高，环境污染最少的科学方法。它既着眼于减轻水污染，保护环境，又重视节约水资源，发展经济。同时它实施生产全过程的控制，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力求做到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废弃物（污水）的最小排放。以达到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统一和可持续发展。2、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建立由共生企业群组成生态工业园区，形成循环经济产业链，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在工业园区内，根据生态学原理组织生产，通过企业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集成，形成企业间的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使上游企业的“废料”成为下游的原料，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污水集中综合处理，中水四用，实现废水零排放，大大提高水污染防治能力，保护水资源永续利用，保护环境。3、在一些区域流域积极开展循环经济的试点工作，用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探索区域流域水污染防治的措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防治水污染。三、以循环经济观点防治水污染的具体措施 当前我国各区域的水污染形势有了新的发展。不仅有工业点源污染、城市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村污染也日益加剧，江河湖库的内源污染迅速上升，水生态系统严重蜕化，自我修复能力大大降低。 没有水资源保障，循环经济将无法发展。必须按流域保护水资源。区域水污染防治的创新考虑的出发点是：从大系统的观念出发，各部门协作，整体规划，防治并重，以防为主。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清洁生产、资源循环，把污染挡在上游；与此同时，在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陆地和水体，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农业污染综合治理；把处理后的中水有效地回收利用，形成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在可能的条件下，大力稀释、清淤，加强水生态系统建设。1．建立负国内生产总值参照体系，以产业结构调整为防污主线 有条件的区域可以先行建立水污染的负国内生产总值参照体系，对产值较高，表面经济效益较好的产业和企业，按循环经济的原则规范。促进发展循环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使企业真正产生循环经济的效益；不能保护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治污，表面、片面上有产值能赢利的企业。初步、简单地统计负国内生产总值约等于国家、地方政府治污的投入。2．建立行业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定额指标体系，真正实现污水减量化 目前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用水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美国的8倍，是日本的25倍；而《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中有的地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也就是说，是日本的75倍！而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如此大的耗水量，如何支撑得了？如此多的污水，如何处理得了？只有使行业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定额进入国家和区域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有了法定的约束，才能真正实现污水减量化。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如果仍然允许如此之高的耗水量存在，势必形成高耗水、高污染的产业向我国转移，污水量进一步增加，使我国的水污染形势进一步恶化，大大降低国际竞争能力。3．以饮用水源地水质标准的制定带动治污标准的提高，保证人民身体健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目前还没有从人体健康出发的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标准，应由水利、卫生、建设和环保部门联合起来，抓紧制定，以此严格要求，提高污水处理标准，从源头保证自来水达标，让居民饮用水和生活用水的质量有可靠的保证，生活质量有所改善。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应是区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上海自来水市北公司已于2001年2月按国际惯例向用户公布年度水质，应在其他特大城市推广。4．清淤、输水加强水生态系统建设 水利部门要利用自己独特的优势，通过水利工程手段进行河湖本底清淤，不要先污染后治理，把二次污染即内源污染消除在上升阶段。 同时，要在排污总量超标的枯水时段，通过水资源的统一管理调水输水，稀释污染，使得水体达标。 以上两方面都是水生态系统建设，即整治已蜕变的水生态系统和防止对水生态平衡的大冲击，从而保持一个可以承载人类生存环境的良好水生态系统。5．将中水回收利用纳入区域循环经济体系 目前我国的大多数污水处理厂没有正常运行，生产效率低下，如此也造成没能真正实现中水回收利用，考虑建立良性循环的水生态系统的需要，应将中水回收利用纳入区域循环经济体系。中水回收利用的办法：一是在水费中征收污水处理费，上交作为地方政府污水治理和中水回收利用管路的投入。二是由污水处理厂出售中水给市政环境部门、企业和用户，作为污水处理厂的成本和利润。三是地方政府制定一系列鼓励中水回收利用的政策，鼓励中水产业。6．在特定区域试点节水型产业的循环经济 太湖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有投入能力；水污染严重，全面治污迫在眉睫的地区，应按新思路制定一个全面的水资源规划。先建立污染负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参照指标体系和行业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定额指标体系，用这两个指标体系约束、限制以至禁止高耗水、高污染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控制点源污染。做到生活污水截流，工业废水减排，农业污染控制，引水清淤修复水生态系统，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以上述两个统计指标体系为标准，在上述地区以流域为单元，根据水资源状况提出纳污总量，按地区和企业分解，实行总量控制，保证地区经济发展；划分水功能区，实行区域控制，鼓励效益高、污染少的产业、企业和农户，控制面源污染；进行系统分析，科学计算来确定排污口，监测地下水质，充分利用水体自净能力，保证水质污染积累不再增加；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湖库清淤，河道疏浚，采取工程和生物措施控制内源污染。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利用高新技术集中治污，促进中水回收利用。 在全面防治污染方面贯彻循环经济的理念，是水资源保护的新思路，是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