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小辣椒
[思路分析] 下面以文化的反思为例子 [解题过程] 波兹曼的诅咒 美国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的《把我们自己娱乐死》是一部声讨电视文化的著作。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确实时时听见一声声急切有力的喝问：难道我们真的要把自己娱乐死？ 无人能否认电视带来的便利，问题在于，这种便利在总体上是推进了文化，还是损害了文化。 波兹曼认为媒介的变化意味着并且导致了认识世界方式的变化。在文字一直是主要媒介的时代，人们主要通过书籍来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在书籍的阅读中，我们得以进入用文字记载的悠久传统。相反，电视则以现时为中心，所传播的信息越具有当下性似乎就越有价值。文字是抽象的符号，作为一种媒介，它要求阅读的同时必须思考。而电视直接用图像影响观众，它有时甚至忌讳思考，因为思考会妨碍观看。在波兹曼看来，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就是置身于人类精神传统之中进行思考。书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电视却会使我们背离这个目标。那么，电视究竟把我们引向何方?引向文化的反面——娱乐。一种迷恋当下和排斥思考的文化，我们只能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娱乐。 并不是说娱乐和文化一定势不两立，问题也不在于电视展示了娱乐性内容，而在于电视上的一切内容都必须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波兹曼的结论是，在电视的强势影响下，一切文化都依照其转变成娱乐的程度而被人们接受，因而在不同程度上都转变成了娱乐。“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到了这个地步，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就荡然无存了。 波兹曼是把美国作为典型来对电视文化进行分析和批判的，但是，电视主宰文化、文化变成娱乐的倾向却是世界性的。譬如说，在我们这里，通过电视剧学习历史，而历史仅仅作为戏说、也就是作为娱乐而存在，消灭历史的方式再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加彻底的了。又譬如说，在我们这里，电视也成了印刷媒介的榜样，报纸和杂志纷纷向电视看齐，蜕变成了“电视型印刷媒介”。且不说那些纯粹娱乐性的时尚杂志，只要翻开几乎任何一种报纸，你都会看到一个所谓文化版面，所报道的全是娱乐圈的新闻和大小明星的逸闻。这无可辩驳地表明，文化即娱乐日渐成为新的约定俗成，只有娱乐才是文化即将成为不争的事实。 赫胥黎曾预言：一旦无人想读书，无人想知道真理，一旦文化成为滑稽戏，文化就灭亡了。波兹曼认为，赫胥黎的预言应验了。这个结论也许太过悲叹，我相信，只要人类精神存在一天，文化就决不会灭亡。不过，我无法否认，对于文化来说，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是最坏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严肃的精神活动都不被严肃地看待，人们不能容忍不是娱乐的文化，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面对这样的行径，我的感觉是，波兹曼的书名听起来像是诅咒。 点评：当前电视文化席卷天下，针对“娱乐文化”风行天下的局面，作者针砭时弊，一针见血，对沉溺于电视娱乐文化潮流中的人当头棒喝，体现了作者的理性思考和社会责任感。采用了正反对比的手法，使文章观点鲜明，逻辑严密。“不在于……，而在于……”、“再也不可能有……”等句式和“无可辩驳”、“决不会”等词语，从而使文章富于严正直率的论辩色彩。 
铭记文化 生活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世人变得浮躁，浅薄，庸俗。如今，不是有句话说现代人“穷得只有钱了”吗？细细想来，此话真可谓一针见血。且看这样一种社会怪象：现在知道“周迅”的人越来越多，而知道“鲁迅”的人越来越少；知道“关之琳”的人越来越多，而知道“卞之琳”的人越来越少；知道“景冈山”越来越多，知道“井冈山”的越来越少……人们似乎面对流行的、时尚的便趋之若鹜，而对民族文化却越来越淡忘。 列宁说过：“忘记历史等于背叛。”那么，忘记民族文化，忘记一个民族的精神，这难道不算是背叛吗？诚然，恰当地追求时尚本没有什么不妥，这毕竟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然而，先人们所创造的伟大文化，是万不可忘记的。一个遗忘文化的民族就如失却了源头的溪流，如同没有了根本的树木，这样的民族是非常可怕的。 就在我们忘却鲁迅时，德国人却在反思：为什么我们没有“鲁迅”？就在我们只隐约记得春秋时有位叫孙武的名人时，美国西点军校却早已把《孙子兵法》定为必读教材，西方的商家也纷纷用《孙子兵法》来指点迷津；就在我们嘲笑别人学习雷锋时，雷锋却成了西点军人学习的榜样；也就是我们在对外来文化津津乐道之时，西方学者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个令我们震惊的命题——二十一世纪必将是儒学的世纪。 看来，我们确实到了该反思民族文化的时候了。 我们中华民族，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从延续至今的汉字到世代流传的古诗，从先民歌唱的《诗经》到近现代革命者谱写的诗章，从太阴历的制订到“神六”遨游太空，无不反映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无不反映出中化文化丰厚的底蕴。既然我们知道“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却为何要用“1314529”来表达感情？我们自古到至今就写着方块字，却为何要在文章中频频写出那与方块字极不协调的英文字母呢？身在文化碰撞与交流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明白，铭记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不忘过去，引领未来。因为泱泱大中华，上下五千年，其历史和文化是其他一切民族所无法比拟的。千百年来，不知汇聚了多少文化名人，如孔子、屈原、李白、毕升、陆游、成吉思汗、毛泽东……数不胜数，而他们留给我们的，便是中华民族在漫漫长路上创造的一部辉煌文化史，我们应该庆幸，先人们为我们留下这样一笔宝贵的财富。 我们也不能忘记，在法国服装博览会上，中国女子身着从秦朝到清朝的漂亮服饰，赢得了世界美誉。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中华文化赞不绝口时，难以言表的民族自豪感便油然而生，而我的弟弟第一次知道中国有这样伟大的文化，激动不已，第一次将他钟爱的日本动画片驱逐出境，手捧着《上下五千年》为中华文化叫好！人类自从有了文化便拥有了灵魂。铭记文化，让我们点亮了思想；铭记中华，让她辉映历史的长河；铭记中华文化，让她也似太阳般发出耀眼的光芒，去照亮人类灵魂的夜空！ 点评：本文结构严整又不失灵活，观点鲜明又不失辩证。入题自然，意蕴深远；选材恰切，开合有度；结尾有力，令人振奋。作者行文之冷静，思维之缜密，着实令人佩服！
文化的反思（张汝伦） 2010-09-28 09:13:53 来自: 豆瓣用户 文化的反思 读金克木先生的两部文化论集 张汝伦 在近年兴起的文化讨论中，表面的热闹却掩盖不住这样一个事实：真正有新意的见解还不多。而金克木先生的两本著作——《比较文化论集》和《印度文化论集》则显得格外不同凡响，引人注目。金先生深厚的学问功底和开阔的学术视界，以及这两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本身，使这两部著作极具魅力，但我觉得金先生这两本书对当前中国学术界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它不仅为比较文化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而且还提供了正确的文化观。 一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热衷于探讨文化问题，这不纯粹是出于学术兴趣，金先生在《比较文化论集》那篇令人难忘的“自序”中，以自身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生在一个中外文化、新旧文化猛烈冲击的时代，“毋忘国耻”竟是启蒙教育的一项内容，哪怕还是一个小学生，就已面对了亡国瓜分的大问题。严酷的现实往往使人早熟，一个东方少年，就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大国却会受小得多的日本的欺侮呢？……为什么印度这样的大国会亡给英国这样的小国呢？为什么犹太人那样有天才也会亡国呢？为什么古希腊文明会断绝而古埃及文明会只剩下金字塔和木乃伊呢？难道中国也衰老了，避免不了这种命运吗？那么文明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连文字都是从中国借去的日本竟然能‘明治维新’成功，而堂堂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归于失败呢？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人(汉族)会癖好裹小脚和吸鸦片以致被外国人看不起还‘自得其乐’不怕亡国呢？如此等等”。(《比较文化论集》第3—4页)总之，正是对于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思索，才引出了这样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金先生比较文化研究的目的是明确的：“探古为的是解今”，研究外国是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比较文化研究归根到底要回答的是今天中国的问题。 虽然促使金先生毕生探索这些比较文化问题的是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但他在具体着手研究时，却不是从狭隘的功利主义出发。事实已经证明，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狭隘的功利主义，并不能真正解决一个民族所面临的历史性挑战。金先生这两部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体现了一种正确的文化观，一种由深沉的历史眼光产生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健全心态。金先生从今天的现实问题出发，但却超越了狭隘的功利考虑，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从人类文明的全局着眼来考察一切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追根溯源，探隐索微，“不是只分析怎样，而且进一步追究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只找寻决定性的物质因素，而且探讨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不是只得出抽象模式，而是还发现具体典型。”(《比较文化论集》第187页)这样，文化与人类的根本关系就昭然若揭了。 从人类自觉地要解决自己面临的种种问题的那一天起，文化就产生了。文化既是人类观察、解释和表现世界的角度，又是人类对自己面临的问题所提出的各种各样解决方案或办法的总和。它既帮助人类解决了许多问题，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促使人们去寻找新的解决办法。文化是人类存在、困惑和奋斗的记录。文化一经产生，就成了人类生活最根本的部分，要想摆脱它，就象要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一样愚蠢。一种文化造就了一个民族，构成了它的历史。因此，当一个民族面临重大的危机和问题时，实际上是这个民族所属的那种文化面临危机和问题。当一种文化自身的各种因素在发展过程中走到了极限或走向了极端，或者与外来文化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它自身的弱点就会明显地暴露出来，它的社会功能也会越来越不正常，这时，整个民族也就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和挑战，需要反省自己的文化传统，从中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改进甚至重建传统文化，使之适应新的时代，解决随之而来的问题。 正如人类历史永远不会完美但趋向完美一样，我们对任何一种文化也应作如是观。它造就了一个民族，决定了它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它本身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生成。它既是人类对曾经面临的危机和挑战的勇敢回答，也需要在人类应付不断出现的新的危机和挑战中得到更新、发展和完善。把它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既定的东西，进而要么把它看作是一切危机和问题的罪魁祸首，要么把它看成是赖以“以不变应万变”的灵丹妙药，实际上都是一种不健全的、虚弱的心理状态。任何人都不可能置身于传统文化之外，作为一个民族的成员，他本体地属于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是它的一分子。当前的问题和挑战固然是传统文化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毫无疑问也就是他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问题和挑战的严重程度同他本人的素质与能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他不是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以自己命运的主人的姿态去回答问题和接受挑战，而是一味乞灵祖先或指责古人，这不是孱头又是什么？ 其实，正如金先生在《比较文化论集》中指出的：“文化上没有‘白纸’，人类只要组成社会就有维持这个社会所必需的文化，只有指文字之类的狭义的文化可以有空白而借自别人。”(第211页)所以，“有文化传统，万万不能忘记。只要物，不要人，即使富国强兵，最后也必然会一败涂地。这正象那可能源于印度的故事一样：骑在树枝上锯树，决不可锯自己骑的那一枝，否则必然摔死。……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会发展变化，还可以有革命性的变化，但抛弃不得；抛弃越多，失败越大；若彻底抛弃，必然彻底失败。历史不缺乏证明”。(第189页)即使那些大喊反传统的人，也只缘身在传统中才会去反，才需要反，光是这一点，也已证明传统无法割裂，更无法抛弃。既然我们把传统看成是一个我们参与其中的过程，那么就让我们义无反顾地负起我们的历史责任；利用它，改造它，发展它，重建它，这样才能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把传统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或应该完全推翻的“旧系统”，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和危机，反而会使问题越来越多，危机越来越严重。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墨守成规而得以自存的；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因完全抛弃传统而繁荣、兴盛的。 二 把传统作为明确固定的东西加以粉饰或痛骂的人，在持一种单面的文化观上倒是一致的，他们都把通过文字记录下来而流传至今的古代文献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价值观与它们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等同起来。但是，古代文献中所表现的东西只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一小部分，只是传统文化系统中的某一现象。而这个文化系统本身不仅不等于它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或某一现象，而且也要大于所有部分之和。正如金先生指出的：“社会是复杂的，我们不能以有限的较少数受过高深教育的人的在文献中表达的思想作为全社会的思想，对今对古都是如此。”(《比较文化论集》第100—101页)且不说古代受过教育的人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比现在小得多，也不说古代知识和文化传播的手段比现在落后得多，因此古代的典藉文献所表述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古代整个社会生活是大可研究的；即使是在上层人物和知识阶层间，那种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和文献上表达出来的东西也是大有出入，甚至往往背道而驰的。“我们不能把文献中的口号和理想当作实际。有时这些毋宁是实际的反面：正因为不能这样，所以才高呼要这样。”(《印度文化论集》第3页)所谓的“纲常名教”，只不过是古代知识分子提出的一种价值理想，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它在现实生活中会有所表现，但毕竟不等于现实生活。一部血淋淋的廿四史比这种价值理想复杂得多。在这种价值理想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持“宁可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的何止曹操一人；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无耻之徒，也比比皆是。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的古人囿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圣训，对发财不感兴趣，以致工商业长期不发达，使社会发展缓慢。其实，翻一翻廿四史，封建帝王横征暴敛，甚至借抄家自肥，文官武将既惜死，又爱钱，社会豪强兼并土地，鱼肉乡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何曾有什么不要“利”的君子(当然，淡泊自守的人任何时候都有，但总是极少数)。即如佛教那样似乎是看破红尘，超凡脱俗的宗教，也不仅要靠大商人“黄金漫地”买“精舍”捐献，让杀父的国王“归依”当“护法”，而且也要广开财源，自找生财之道，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寺庙经济。“物质利益和社会效益是根本的。古人并不是不要实利的超人。”(《比较文化论集》第212页)光从文献上表达的那种价值理想来理解传统文化，会导致怎样的谬误啊！ 实际上，即使是文献上表达的思想，也要将它放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放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来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死的书本记录是要同活的人联系起来才能明白的。”(《比较文化论集》第5页)“脱离古时社会实际而单看留下来的语言遗迹，难免会有许多不解之处。”(《比较文化论集》第108页)那种单面的、一维的文化观把传统文化很大一部分内容排除在研究和反思的视野之外，是不可能揭示文化的真正秘密的。一个世纪以来，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反省和批判之所以深入不下去，老是在对文献上所表述的上层文化的表面现象的描述与评价上兜圈子，打嘴仗，时代推移的轨迹只体现在概念和词藻的变换上，而实质性的变化并不大，关键在于对于“文化”的丰富涵义及其与人类的关系没有透彻深入的理解与认识。为了能够更好地回答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对传统文化提出新的问题，而且也要对这一百年来代代因袭的对传统文化的种种说法提出疑问。文献中表现的上层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究竟占多大比重？它与下层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上层文化是否构成了民族的心理一文化结构，抑或问题应该倒过来说，正是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才会产生这种上层文化，而它又反过来影响了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上层文化与实际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张力究竟如何？那件儒、道、佛三合一的外衣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岸身躯来说是否过于狭小了？ 三 尽管人们对于“文化”还没有取得一致的定义，但至少可以肯定，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维的概念。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文化的内容是由文字记载保存下来的，但文化本身远不止文字记载的那些内容。严格地说，以文字形式出现的只是文化的一小部分内容，日常生活中诸如“下澡堂、吃点心和谈事情”这类习惯往往更能看出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一个民族的传统心理。只有超出文字形式所表现的那些文化内容的范围，联系它们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使它们得以出现的当时的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种矛盾，我们才能从知其然进到知其所以然。任何一个文化现象或文化产品都不是孤立的，它同它所属的那个文化系统的其它现象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因此，只有把它放在它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中，才能真正理解。这样做不仅仅是个方法论的问题，而是有着文化发生学上的根据。 人类文化之所以得以产生，是因为它对于维持和发展人类社会是不可缺少的。任何文化现象的出现，都是为了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因而也必然有某种社会生活方面的功能。从表面上看，巫术和科学，咒语和诗歌，或者习俗和礼仪是非常不同的文化现象，但它们在都有维持社会生活的功能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它们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和层次满足了人类生活各种不同的需要——从物质到精神，从生理到心理，从家庭到社会，从感情到理性等等，构成了人类生活全部复杂的内容，并且在人类生活中起着各自不可缺少的社会作用，即维持人类生活整体的稳定，使其各个方面保持联系和平衡，进而促进它的完善和发展。当然，各种文化形式的社会作用或社会功能还应再进一步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即它们产生的背景及产生后的作用。也就是说，它们在产生它们的时代和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与它们在以后的时代与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但只要它们存在，它们的社会功能就不会消失。我们当然可以对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科学等文化现象进行狭义的专业的研究，即只关注它们本身的内容，而不涉及其社会功能。但如果我们是站在文化这个宏观的角度上，把它们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研究的话，就一定要从它们的社会功能，即从它们在人类生活中所起的社会作用出发，把它们放在它们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中来研究。这样，我们对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的理解就能从弄清“怎样”上升到追问“为什么”，从某一文化现象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作用出发，逐步把握它与其它各种文化现象及整个文化系统的关系，进而对整个文化系统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从金先生的这两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金先生文化研究方法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始终把一个特定的文化现象放在它所属的那个文化系统中，把它“当作一个开放的体系来分析研究它的内和外的各种联系信息。”(《比较文化论集》第62页)而不是就事论事地把它孤立起来研究。这样，他不仅比较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一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而且也指出了它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与其它文化现象的关系，以及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从而显示了那个文化系统在某些方面的一般特征。例如，在把《梨俱吠陀》和《诗经》进行比较研究时，他既指出了它们各自的社会功能，又根据它们的社会功能指出了诗与歌舞仪式，文学与历史，诗与巫术的关系，以及产生这两部作品的中印两国上古时代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通过这种具体深入的分析，中印两国古代文化某些类似之处和不同点，也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四 用文献上表述的上层文化来代表整个传统文化，从而对传统文化下过于轻率的结论固然是片面的文化观所致，但这后面仍有一种传统的心理习惯在起作用，即希望将一切复杂现象化繁为简，总想发明一个黑格尔式的绝对真理。结果往往是用一些企图说明一切，其实却什么也不能说明的笼统抽象的概念、公式或原理来解释一切复杂现象，不是把这种概念、公式或原理往现象上乱套，就是根本无视许多现象，以为这样一来，几千年文化上的疑难问题一下子都可以解决了。但是，诉诸这类法宝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却使文化研究的观点越来越独断，思想越来越封闭，方法越来越僵化，范围越来越狭窄。人们通过那些似乎是万能的公式或原理看到的只是一些歪曲了的事实，而大量有价值的文化现象根本就看不到。我们有传统的希望一下子找到最终定论或答案的心理习惯，以为非此就不足以表明认识或掌握了真理，这样，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往往激情多于反思，议论代替分析，口号取代论据，总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对不同观点往往持“汉贼不两立”的态度，缺乏学术上的宽容精神。 金先生文化研究的方法论立场刚好与之相反。他认为：“无论什么作法，背后总会有一个哲学体系的思想在指导，却不可以是先有一个既定的具体结论作为前提，否则就会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果。”(《比较文化论集》第199页)笔者从金先生近年发表的那些功力深厚、见解不凡的文章及与他个人的接触中，都深深感到，他具有极为广阔的学术视界和非常深邃的历史眼光，这种境界是很难企及的。然而，金先生并没因此而忽视了学问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他在《印度文化论集》的“自序”中说：“我对印度古代文献当初一开始涉猎，就感觉到原来自以为知道的多不可靠，而许多常见到的表述又往往同实际情况不尽符合。印度古籍和中国古籍类似，历来解说纷纭，断章可以取义，‘六经’可以注我，容易作‘各取所需’式的引用和解说。近代和现代的西方人和印度本国人的一些说法各有各的来源和背景，不能一概认为信史和结论。对古文献的研究又随着人类的科学和思想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不会停滞于一点。我依据这一点认识就注意言必有据，据必核对原来情况；重分析而戒笼统；同时又注意到边界的‘模糊’，注意各种文献‘信息’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 不轻下论断；要求分析而不割裂，概括而不含糊。”(第2页) 金先生文化研究方法论上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从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应当具备‘全局性’，着手点还得是深入的个案研究(indepth case study)”。(《比较文化论集》第210页)金先生写的所有文章，几乎都贯彻了这样一种方法论的立场，无论是分析《梨俱吠陀》的祭祖诗、、招魂诗，还是讨论甘地被刺案；无论是介绍符号学，还是谈论日本人，他都能在透彻地分析个别例子的基础上，引申出独到的见解。许多复杂的文化现象，象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甘地的经历及其命运等，不仅本身得到了清楚的说明，而且这些说明本身又提出了一连串更大更深的文化史上的问题。金先生相信科学的发展不只是解决问题，更是开拓了新的问题的领域。“似乎有关知识愈多，愈难有统一的认识。这其实是对问题认识深入的表现，是很自然的。”(《比较文化论集》第111页)金先生的文章与一些“见林不见树”的文章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它们提出的往往不是结论，而是新的问题，这是些多么深刻而有意思的问题啊！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金先生对于科学、对于真理难能可贵的开放态度，和他那充满青春活力，不停探索的心灵。 其实，衡量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的提出。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使问题变得简单，“甚至问题还会更复杂难解。这说明我们的认识随科学发展而进步了。认识深入才能再提出问题，才能走向新的解决途径。”(《比较文化论集》第96页)提出那种企图说明一切，解答一切的概念、公式或原理的做法，显然是违背科学精神的，这实际上使新的问题无法提出，这样，一切科学研究也就无法深入进行了。 五 金先生在分析印度古代文化时指出：“古代印度是一个很广大的地域，不可能只有一种单一的种族和文化。……同时，按照文化发展史分期的各别情况并不一定按照时间历史推移。既然资本主义时代可以有封建主义甚至奴隶制、氏族制的残余思想、文化，而且有的还很强烈，那么，为什么古代不会有不同发展程度的文化现象共同存在的事实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印度文化(包括宗教、生活、思想、风俗习惯等)中，古代传下的痕迹是多方面的，来源也是复杂的。当印度文化知识在西方主要是‘吠陀文化’而在东方又限于佛教时，当然容易把印度文化看成似乎是单一的，这反映了印度文化传统中统一的一面。重要的是还要认识它的分歧性的一面。”(《比较文化论集》第76页)我认为金先生这段话指出了比较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既要求同，更要寻异。 人们在进行比较文化研究时，往往过多地强调文化的同一性，而忽视了不同文化不可通约的根本差异，因为这样便于概括或归纳出所谓“普遍有效的一般规律”，满足上述那种心理习惯。但是，正如列宁说的：“现象比规律丰富。”“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哲学笔记》第160页，159页)就象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即使是相似的文化现象，也只有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种“家族相似”，而不可能完全一样。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理环境产生的文化现象，不可能有完全的一致，表现形式的相似不等于内容的相似，有时即使内容相似，但在各自的文化中意义和作用也不一样。如金先生介绍的印度美学中“艳情”这个范畴，就所指的内容而言，同译成汉语的“艳情”是相当的，但意义和作用却大不相同。在中国诗中这是低级的，在印度诗中这反而是高级的，有时甚至成为主要的“味”。比较文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和别人，而不是为比较而比较，更不是用“洋货”来吓唬自己的同胞，或用“国粹”去取媚洋人。因此，主要注意力要放在寻异，而不是求同上。当代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尽管一个部族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行为和邻居各族共同，但总有一点根本不同。这一点也许很小，但它对这个部族本身的独特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有重要作用”。只有抓住一种文化的特异点，才能真正了解那种文化，靠牵强比附、笼统归纳得出的东西，不会有什么认识价值。 相对来说，人们在进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时，还不大会完全忘记它们的不同点，但比较文化实际上不仅仅指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金先生认为：“文化既有古今中外之异，而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时期内，也有阶级、阶层、社会集团、氏族等各不相同的文化。大概认为人类有各种不同文化并以此为背景进行研究都可以算是比较文化研究吧？”(《比较文化论集》第1页) 持单面的一维文化观的人在对某一文化进行研究时，往往以根本不存在的文化上的“大一统”作为研究前提，而完全忽略了同一文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地理区域、不同的社会阶层和集团中的种种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巨大差别的表现形式。“事实上，历史有发展，前后不相同，并不是始终一贯的。”(《比较文化论集》第130页)在文化上尤其如此。同印度一样，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民族众多，不仅历来存在着各具特点的区域文化，而且也存在着与汉族文化相互作用、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化。虽然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母文化下的各种子文化，但正是这些绚丽多彩的子文化决定了母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即使是构成传统“精英文化”的儒、道、佛，在历史上也没有统一的形态，它们本身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集团中表现出不同的色彩，起着并非完全相同的社会功能。例如知识分子把道家思想作为一种哲学和精神方面的修养；封建帝王和达官贵人指望从它那儿习得“房中术”或寻到“长生药”；而普通百姓则靠它祈福攘灾。 把传统文化中的上层文化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域或某一阶层中的表现形式同整个传统文化相提并论，给传统文化加上“儒家文化”或“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标签，然后作一些简单的价值判断并不难，但这样我们对传统文化就只能有片面而模糊的认识，我们就走不出前人已经走过的那个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循环，我们就会永远为这种片面的文化观产生的所谓“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而苦恼。如果我们对传统文化没有新的理解和认识，又怎么谈得上重新规定乃至重建传统文化呢？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跑线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又一次反思时，我们同时也要对一个世纪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史进行反思，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重新调整我们审视、反省和批判传统文化的角度。当我们把传统文化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丰富的多面体和一个许多分歧的文化特点的统一体时，也许它会向我们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面貌，为我们面临的抉择提供新的、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可能性。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应该使我们的眼光比前人更敏锐、更开阔，因而能在传统文化中看到前人未曾见过的东西，否则，我们不是有负于历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