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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西厢记长亭送别》借景抒情艺术赏析 [摘要]本文从《长亭送别》的景物描写入手,以文本细读的鉴赏方式,深入细致的探讨了景物描写的特点和作用,总结了中国古典戏曲中借景写情的成功经验。 [关键词]借景抒情 情境交辉 乐景写哀 化腐朽为神奇 过渡、引起情节 引子 借景抒情或曰借景写情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常用的手法。然而在中国古典戏曲中借景抒情也十分常见。以《西厢记》为例,曲词中就有景物描写的唱词。虽然不多,但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就具体探讨《长亭送别》中几处写景的作用。 《西厢记》是古典戏曲中情境交辉的最好的典范,尤以《长亭送别》为最。写情而能“沁人心脾”方为最佳。情因景生、境因情现,二者不能割裂。其写景虽少,却对表“情”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体看来,这出戏中的景物主要是造境,它把莺莺的离愁别情放在四种不同的环境(即下文谈到的景一、景二、景三、景四)中作了境异情殊的描写,为角色的喜怒哀乐创设一个特定的环境。这种环境的确立主要作用是使情与境融合,避免了刻意写情产生的浮泛。从而使人物具有生活的具体性和真实感。《长亭送别》总是在情节转折之处,用秋景显现环境。 景一:这是赴长亭前之景。这样就把莺莺在途中的离情别绪,包笼在一径秋光之境中了,形成了情与境的交融。 景二:这里写得是秋郊长亭的离筵。不是小庭深院的团聚,所以首先渲染出暮秋凄苦之情,把整个离筵用秋的萧条气氛笼罩起来,使秋境和离情统一,愈显悲苦。 景三:这一景语,把上面全部形象都包容在苍山落照的秋境之中了。金圣叹评之为“笔力雄大”。 景四:此又一境,又一情。景随人远,情随恨长,情境关合,丝丝入扣。 《长亭送别》是一首真挚的抒情诗,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是一支撩人的离歌,给人以深沉的美感享受,凄艳动人。 景一:十里长亭路,相思慢慢行 [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这支曲词是历来公认的写景名句。相传王实甫写完此句后,思虑殚尽,扑地而死(晕厥)。曲子写的是秋景,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是通过萧瑟的景物烘托了人物悲凉的心情,这值得商榷。我认为这幅秋景的基调不是悲凉萧瑟的,此曲所本的范仲淹的《苏幕遮》词为“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这里,碧云,黄叶,绿波,翠烟,构成一幅的美丽画面。最能代表秋之萧瑟的“黄叶”在范仲淹的笔下尚且不悲,何况是色彩更加绚丽的“黄花”呢?因此,“碧云天,黄花地”二句一高一低,一俯一仰,展现了际天极地的苍莽秋景。再加上漫山的红叶,真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是一幅由蓝、黄、红构成的立体感极强的绚烂秋光图。 那么,怎样理解此处景物在表现人物心情方面的作用呢?其实,范仲淹的词上阕的景物虽然色彩斑斓,但还是为了表现的悲凉的思绪,这是以乐景写哀情。此手法在古典诗歌中是很常见的。如杜甫《绝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抒发了伤感的思乡之情,而前两句却勾画了一幅幅浓丽的春日画面,极言春光融洽。这是以乐景写哀情。“端正好”曲词用的也是这种手法。曲词中的一个“晓”字告诉我们,长亭送别是从早晨开始的。“碧云天,黄花地,雁南飞,霜林醉”正是刚走出家门的崔莺莺去长亭的路上看到的景色。坐在车里,看到这大好的秋光,莺莺无限惆怅。自然的美景和人生的美景从此都不会属于她。“北雁南飞”,那南飞的大雁,是要回到自己温暖的家的,而她崔莺莺的家呢,那是一个没有自由、讲求门第、热衷功名的深宅府第。况且此时她是客居途中,丧父的悲伤尚在。和张生“腿儿相挨,脸儿相偎,手儿相携”的温存稍稍使自己的心情得到些许宽慰,没想到……她甚至更会想到,假如张生此时不是上京赶考,而是与她去郊外游玩,那该是何等的惬意和幸福啊!没想到母亲却对张生说:“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母亲啊,你为什么要逼张生求取功名,世人啊,你们为什么重利轻情?”这是此时此刻崔莺莺在心里的呐喊。由此,在她的眼中,那枫林自然就洒满了离人的红泪。这幅画面,色彩热烈。热烈的色彩下,一对儿恋人踯躅于即将分手的路上。自然景境与人物心境形成强大的反差,这是以美的意境营造悲的气氛。 正因为他们的“马儿迍迍的行”,因此,快到长亭时,已是“疏林挂着斜晖”了。“端正好”和“滚绣球”这两支曲子一个早上,一个晚上,时间跨度如此之大,作者用心良苦。十里长亭路,这对儿小夫妻从早晨走到了晚上,足见难舍之情。当然这里面包含了夸张的成分。 景二:短暂饯行宴,有言难表白 [脱布衫]下西风黄叶纷飞,染寒烟衰草萋迷。 这是第二幅画面:西风,黄叶,寒烟,衰草。夕阳西下,西风渐紧,“黄叶纷飞”,叶子落得又多又急,不是“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的温柔状态,而是肃杀的,是秋风扫落叶,一股冷嗖嗖的感觉袭上身来。再笼以寒烟、缀以衰草,一动一静,愈觉凄冷。饯行之宴就在这样一个冷风冷色的场景中开始了。 这是通过莺莺眼看到的秋景。这是一场沉默的晚餐,除了几个人物应酬性的对话外。在即将分别的筵席上,二人有多少知心宽慰的话要向对方表白啊,可是一切都是沉默,只剩下两个人的叹息声。这沉默和叹息埋藏着莺莺心中无限的“怨”。目睹眼前瑟瑟的西风、黄叶、寒烟和衰草,莺莺的怨情滚滚涌出。 “幺篇”曲词怨张生“轻别离”“情薄”,甚至不希望他进京赶考。“满庭芳”曲词怨母亲“供食太急”,在本已很短暂的饯行宴上居然还不肯回避,弄得莺莺和张生不能温存话别,只能“暗送秋波”。“朝天子”曲词中莺莺痛斥世人追逐名利的心态,充分表现了她珍视爱情、鄙视功名利禄的思想。极目是黄叶纷飞,眼前老夫人面沉似水。西风瑟瑟之中一片沉寂。“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暖溶溶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这恰恰是莺莺怨极产生的幻觉。 “霎时间”言筵席时间很短,可是读者却同曲中二人一样感到这场沉默的饯行宴是那样地漫长。而他们在赴长亭的路上,走了一天却显得时间那么短,这也许就是情人心中的时间辨证法。 景三:把酒相告别,情殷意切切 [四边静]两意徘徊,落日山横翠。 [四煞]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宴席结束,余人散去,唯有一对恋人和红娘。“两意徘徊”言二人依恋难舍,但“落日山横翠”,又不得不分手了。看到眼前的横山,又心里不禁一沉,因为没有山的阻挡,分手之后,还能以目相送片刻,使思念之情得到慰藉。 莺莺再也无法沉默了,刚才筵席上被压抑的情感此时一下子释放了出来——用泪。莺莺“把酒”向张生告别。她有太多的话想说,却又不能在这即将分别的瞬间全部倾吐出来,一时语塞的莺莺有的就是泪。一个“哭”字确实胜过千言万语。“哭”中甚至有些绝望的成分,“知他今宵宿在那里?有梦也难寻觅。”莺莺觉得自己剩下的只有梦,她寄希望在梦中与张生相见。果然,下一折戏(第四折)就写了莺莺做梦追张生到草桥店要与其一起上京的情节。然而,一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对即将远行的丈夫,确实是不能“一个'哭'字了得”,如此岂不太“低俗”了。所以当莺莺心情平静下来时便有殷殷的嘱托。尤其“五煞”曲词的嘱托,说得多么一往情深!情意切切,让人不忍卒读。此时的莺莺,她是那么地软弱、孤独、无助、温柔又伤感,让人挥之不去。 而当她莺莺连梦也没有的时候,或曰梦也不能圆她见张生一面的时候,她就只有望眼欲穿了。于是便有了“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的描写。这个场景说不上新颖别致,在古典诗词中很常见。可用在这里却化腐朽为神奇,十分真切地表现了莺莺的孤独思念之情,这是莺莺的大痛苦和大悲凉,也是中国古代妇女的大痛苦和大悲凉。 一个女子,西楼独倚,怅望古道衰柳,心上人迟迟不归。这个形象很使人想起古代的弃妇。从而自然带出“二煞”曲词中莺莺对张生些许的请求,或曰乞求。莺莺害怕自己倾心的爱全部付出后被玩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出身名门的崔莺莺未必不懂得这个道理,张崔的“两情”,在莺莺看来,就怕不是“久长时”,那么她就更要在乎朝朝暮暮。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悲剧可见一斑。 景四:独自长徘徊,心愁车难载 [一煞]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 [收尾]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 这是后两只曲子。这个场景写莺莺送别张生后,迟迟不肯归去,怅然若失、徘徊反侧的情景。精彩之处是情景交融,细腻地刻画了莺莺几起几伏的思念之情。 “青山”三句写莺莺刚刚送走张生后,始终目送他渐行渐远。直到张生转过一片山,山、树和暮蔼淹没了张生。此时莺莺转过眼睛,西风之下,她看到的是夕阳古道,只剩自己孤独地站着。“无人语”有二说,一是古道无人,寂静荒凉;一说张生已去,再无人与莺莺知心相谈。总之,这句是写莺莺思念的心情开始渐渐平缓下去了,就要回家了。可就在这时,她却突然听到了一声“马嘶”。这马嘶无疑告诉莺莺她的心上人此时就在路上,这使她已经平静了的心骤然又涌动起离别的悲苦之情。她又不忍心马上回家了,这才有了“懒上车儿”的想法。这是“一伏一起”。 随着马嘶声的渐渐远去,莺莺的心情又开始慢慢平静下来。再加上红娘在一旁的催促,莺莺要动身走了。当她就要抬脚登上车子时,下意识地再一次环顾四周,也许她在寻找什么,而她看到的只是四面暮蔼沉沉的青山。她也下意识地望了一下张生离去的远方,那里是一轮如血的残阳即将没入山巅。而突然间,“一鞭残照里”,这是莺莺万万想不到的。残阳的余晖中瞬间出现了一个黑色的起马人的剪影。他正跃马扬鞭,他是谁?是张生。莺莺两度平静下去的心情再一次空前地激荡不已。这是“再伏再起”。本已相思之极的她此时真是“遍人间烦恼填胸臆”,眼前的车子是如何也载不起的了。 关于“一鞭残照里”,也有二解。一说写实,即如上文所言;一说写虚,即莺莺幻觉。二说均可,幻觉亦表明莺莺的思念之切。或许,被莺莺误看成的残照中的“一鞭”,就是一头暮归的牛呢! 结论:以景造境,情境交辉 《长亭送别》中的景物描写不是零散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整体——这就是秋景。从时间上说是从“晓来”之晨到“疏林挂着斜晖”,再到“落日”,最后至“残照”;就空间而言是起于“长亭路”,继而是长亭外的近景,然后是亭外远山、古道、田野,最后终于“残照”的天边。正因为景物之间具有纵的和横的关联,所以既独立又作为整体一部分的几幅清秋图便构成了秋的整体意境,又兼过渡、引起情节的作用。 《长亭送别》中的景物描写,又围绕着一个“情”字展开,以景造境,情境交辉,反复烘托渲染人物心理,十分生动细腻地刻画了崔张二人尤其是莺莺依恋、哀伤、悲苦、关切、忧虑、孤独等复杂的心理。这折戏把男女之情写到了极致,崔张二人就是在长亭这样的意境时空下“话别”,从而演绎了一曲“两情若是久长时,也在朝朝暮暮”的情爱恋歌 
鲁迅,现代作家,原名周樟寿,后来改为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鲁迅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鲁迅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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