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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云/李明刚 “素质教育”这个词，目前在学校生活中和有关文件、文章中，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可是其中的“素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却有不同的解释。 一 到底什么叫“素质”？ 郝文武在《素质教育之我见》一文中，[1]是这样说：“素质，一指事物本来的性质，二是指素养、品质、资质。素养即平时修养而成的人的知识、能力、品德等。品质即人的行为、作风上所表现的思想、认识、品性等的本质。资质，一说人的素质，主要指智力；另说人的天资、禀赋。三为心理学所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的先天特点。综上可见，人的素质就是构成人身体和心理的主要因素，基本成份，结构和功能，即人的身心发展的基本质量。” 这说法还是令人费解的： 什么叫“思想、认识、品性等的本质”？ “人的素质，主要指智力”云云的“素质”和“素质一指……二指……三为……”云云中“素质”为什么都叫“素质”呢？ 什么叫“天资、禀赋”？它们和“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的先天特点”是一回事呢还是两码事？ 上述说法不费解么？ 娄赫民的《也谈素质教育》[2]则是如此解释“素质”的：“一个人素质是以生理和心理作基础的，如果个体生理和心理的成熟程度不同，那么就决定了个体素质上必然存在着差异。” 到底什么是“素质”呢？没有讲个所以然。只是说一说“素质以生理和心理作基础；生理和心理的成熟程度不同，素质就不同”；这等于没有对“素质”作任何解释。 燕国材在《素质教育问题研究》[3]（下简称《研究》）中，则有较详细的对“素质”的论述。他是如此讲的： “人的素质即人的本质、本性。据此，人的素质自然也就应当包括自然素质与社会素质两个方面。心理素质讲的显然是自然素质，仅涉及素质的一个方面。这样看来，素质的基本涵义应当表述为：人们与生俱来的自然特点与后天获得的一系列稳定的社会特点的有机结合称为素质。”“素质可以分为自然素质与社会素质两类。自然素质亦称生理素质，它既然是与生俱来的，可以说它属于纯先天因素；社会素质既然是后天获得的，可以说它属于纯后天因素。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介乎生理素质与社会素质之间的素质，可称为心理素质，它乃是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的‘合金’。” “素质的涵义已明。顾名思义，素质教育就是提高素质的教育。大而言之，就是提高民族素质或国民素质；小而言之，就是提高学生的素质。这是既简且明的事，根本用不着多费唇舌。” “根本用不着多费唇舌”，讲得多么明快！可是，《研究》的这番议论仍然令人费解： 何谓“人的本质”？《研究》在论述它的“教育人本论”时，曾这样说：“我所说的教育人本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学说为指导”。据此可知，《研究》所讲的“人的本质”是马克思所讲的“人的本质”。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的第六条中，对“人的本质”是这样讲的： “人的本质并不是某一个人生来固有的抽象的东西。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4] 很清楚，马克思所讲的“人的本质”不包括“某一个人生来固有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包括《研究》所说的“自然素质即生理素质”。“自然素质即生理素质”是“一个人生来固有的”。 《研究》把“人的本质即人素质”界定为：“人们与生俱来的自然特点与后天获得的一系列稳定的社会特点的有机结合称为素质。”这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界定是很不同的。《研究》的说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就逻辑而论，如果说“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心理素质”都是人的“素质”；那么，它们都应该具备有“素质”之所以为“素质”的“特点”或“属性”。什么是“素质”的“特点”或“属性”呢？照《研究》给“素质”所作的界定来说，这“特点”或“属性”就应该是：“与生俱来的自然特点与后天获得的一系列稳定的社会特点的有机结合。” 《研究》讲得十分清楚：“自然素质亦称生理素质，它既然是与生俱来的，可以说它属于纯先天因素；社会素质既然是后天获得的，可以说它属于纯后天因素。”纯先天因素的“自然素质”和纯后天因素的“社会素质”自然是不具备“素质”的上述“特点”或“属性”的。难道不是这样么？只有《研究》所说的“心理素质”符合它所作的“素质”的界定。 《研究》对“素质”所作的界定，和它对“素质”所作的分类是冲突的，其界定与其分类“打架，打得头破血流”！势不两立！ 准上两点，我们认为《研究》并没有把它所说的“素质”的涵义弄明白。“素质”的涵义都未弄明白，就去讲“提高素质的教育”，这很令人费解。 二 “素质教育”一词的产生，是作为“应试教育”的对立面而产生的。故而论“素质教育”者总是要提到“应试教育”的；而且常常引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一重要文件中的一段话作为论述“素质教育”的科学性先进性的论据。这段话是这样讲的： “发展基础教育，必须继续改善办学条件，逐步实现标准化。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 这段话中两次使用了“素质”这个词。这段话中讲的“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是不是就是“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轨道”的意思呢？要弄清这点，首先要明白“素质”这个词，在文件中的含义。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开宗明义就这样讲：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确定了九十年代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为了实现党的十四大所确定的战略任务，指导九十年代乃至下世纪初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使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特制定本纲要。” 这里讲得很清楚，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特制定本纲要”；而没有讲“提高什么什么素质”。“水平”二字，一目了然，不需要作任何解释。 《纲要》就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六个重要问题，讲了五十条，怎样才能“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 在共五十条的论述中，有这样的带有“素质”一词和“水平”一词的一些话语：“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劳动者素质”，“政治和业务素质”，“政治业务素质”，“全民族的素质”，“全民族素质”，“民族素质”，“思想文化素质”，“思想政治素质和政策、业务水平”，“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教师素质”，“农村从业人员的素质”，“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国民素质”，“一支人员精干、素质优良、待遇较高的师资队伍”。 就《纲要》的全文来看，“素质”一词的含义，在这里就是“水平”的意思。“劳动者素质”、“民族素质”、“国民素质”、“教师素质”和“农村从业人员的素质”等，都是指相应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身体心理的水平。“素质”就是“水平”之意。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中“素质”该如何解释？如果不把“素质”理解为“水平”，那么，“业务素质”和“业务水平”的区别何在？只有把“素质”一词的涵义理解为“水平”，才符合《纲要》在开宗明义的第一段中所谈的“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意思。 “素质”一词在《纲要》中虽然使用了二十次，却没有“素质教育”这一概念的影子。《纲要》第七条中有这样的论述：“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这里的“转轨”云云，并不是讲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而是：使只注重文化科学知识、片面发展的、面向少数学生、死板枯燥的“应试教育”转变为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生动活泼、全面提高其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观点和劳动技能、身体和心理水平的全面发展教育。这是很清楚的。 全面发展教育，不同于所谓的“素质教育”。就是提倡、推行“素质教育”的论著，也不认为“素质教育”等同于全面发展教育。——如果二者等同，“素质教育”的提出就没有必要了。 毫无例外，凡是论述“素质教育”的论著，都要把“素质教育”与人所共知的全面发展教育“挂起钩来”，并论证“素质教育”如何如何比全面发展教育更科学更先进。——如果没有这种科学性先进性，“素质教育”还有什么值得提倡的必要呢？ 有文章这样讲：所谓素质教育“是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的，它是以全面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劳动技能素质，培养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教育”。[5] “全面提高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劳动技能素质，培养能力，发展个性”这一事实，人所共知，在“素质教育”这名词出现之前，是全面发展教育的目的、任务。今天，把它说成是“素质教育”的目的，理由是什么？ 又有人说：“‘素质教育’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作为其基本内涵。[6] 事实是，在“素质教育”这一名词出现之前的许多年，在全面发展教育的理论中，就已把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观点和劳动技能、身体和心理的健康水平，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内涵了；而今却把此内涵说成是所谓“素质教育”的东西；请问：“素质教育”与全面发展教育到底是一回事呢还是两回事？ 上述问题都是需要认真回答的；不然，“素质教育”这一概念的科学性就很令人怀疑。 三 对于“素质教育”的理论的阐述，燕国材的《研究》是较全面细致的；从“素质”的界定到“素质教育”的涵义、分类、基本特点以及其有效实施等等，都费去了许多唇舌；而且把他的“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结合论的学习理论”也揉了进去。 关于《研究》对“素质”的界定，上文已经讨论过了，不再赘说。在此，仅就其“学生主体论”和A=F(I•N)这个公式讲一点我们的鄙陋之见。 “学生主体论。即主张学生是教育过程中的唯一主体。” 有什么根据说“学生是教育过程中的唯一主体”？ 《研究》是如此说： “在教育过程中，影响学生成长发展的因素（条件）是多种多样的，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两大系列，即外部（客体）因素（条件），简称外因；内部（主体）因素（条件），简称内因。……心理发展，这实质上仍为内外两因的相互作用……。条件——根据论。认为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凡是外部的客体的东西转化为内部的主体的东西，就叫做心理内化，如社会道德转化为个体品德……。从培养学生的角度说，在教育过程中，除学生主体属内因外，其余的一切因素，如政治要求……教师作用等等，都属于客体——外因范畴。这样看来，……以内因为依据，即札札实实地以心理内化论为关键，才能有效地实施素质教育。” 从这段论述中不难看出：《研究》把教育活动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与学生成长发展的“动力”同“条件”的关系，弄混淆了。 “主体与客体”是“用以说明人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一对哲学范畴。主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客体是主体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7]故此，在教育活动中，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在学生的学习活动中，学生是主体，学生所学习的东西就是客体。《研究》把学生的学习活动混同于教师的教育活动，说“学生是教育过程中唯一主体。”这是不是概念混乱？ “内因与外因”是“表明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同条件之间关系的哲学范畴。内因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即内部根据；外因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原因，即外部条件。”[8] 《研究》把学生的心理内化和教育活动混淆起来，把外因称“客体”，把内因称为“主体”，弄错了哲学范畴，“把张飞的胡子往岳飞的脸上安”，不知燕教授有何根据？ 关于公式A=F(I•N)，《研究》说：“公式中的‘其它条件’指客观条件，可用'E'来表示；'A'代表成功、成就；'F'为数学的函数关系；'I'代表智力因素；'N'为非智力因素。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成功，假定其客观条件是差不多的，那么，就是由他们的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共同来决定的。同时，事实告诉我们，学生的智力因素本身是无所谓积极性的，只有非智力因素才有积极性。”“智力因素的积极性来自非智力因素。” 把《研究》这段解释和燕国材的“IN结合论”的有关说法与这个公式相对照，不难发现A=F(I•N)这公式的错误。 (1)《研究》讲得明明白白：“公式中的‘其它条件’可用'E'来表示。”不知有哪一位读者能够在A=F(I•N)中看见"E"？公式中根本没有"E"，而要说有"E"；这是怎么一回事？ (2)根据众所周知的数学原理，A=F(I•N)中的"I"和"N"都是变量，不是常量，不是一个既定了的“定数”；可是，据燕国材的“IN结合论”的说法：“任何人的非智力因素都是后天培养、发展的结果。”[9]而人的智力水平则是“生来超常就是超常，中常就是中常，低常就是低常，”[10]“智力因素本身是无积极性可言的，只是非智力因素才具有积极性。”[11]可见，非智力因素是个变量，而智力水平则是一个“定数”，是一个常量。 例如，某学生学习三门学科，一门学科的成绩优秀，一门学科的成绩中常，一门学科的成绩低劣。照“IN结合论”理论来说：三门学科的成绩的差异的原因，不是该生的智力水平的问题（生来超常就是超常，中常就是中常，低常就是低常，是不会改变的）；而是其非智力因素（如动机、兴趣、意志等等）的积极性的发挥与否的问题。 "I"（智力因素）既是一个“定数”，是常量，怎么又被塞进变量的行列，与"N"（非智力因素）混在一起，冒充变量呢？这不是“IN结合论”的论述，和其提出的A=F(I•N)公式之间的冲突么？ 《研究》认为：“素质教育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定于教育工作者对教育人本论、学生主体论、心理内化论与IN结合论的理解与把握。”它又说：“学生主体论是教育人本论进一步的具本化。”“IN结合论又是心理内化论的进一步具体化。” 我们在上文已论证过“学生主体论”是个概念混乱的理论；如果“IN结合论”又是一个漏洞丛生的理论，我们教育工作者又将如何去把握《研究》所谈的“四论”呢？《研究》对“素质”的涵义都还没有讲清楚，就讲“素质教育的效果”，更不能使人捉摸了。何谓“素质”教育的“效果”？ 窃以为，讲“素质教育”，论“素质教育的效果”，首先应该辨明什么叫“素质”？讲“素质教育的科学性先进性”，应该弄清“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教育的区别，不能把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的东西说成是“素质教育”的东西；如此，“素质教育”这一概念才有生命力，素质教育的理论才有可能建构起来成为一种新教育理论。 作者单位：四川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魏知 [1][2][3][6]《江西教育科研》，1995年，第1期；1995年，第3期；1996年，第4期；1995年，第6期。 [4]朱光潜：《美学拾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75页。 [5]柳斌：《关于素质教育问题的思考》，《人民教育》，1995年，第7•8合期。 [7][8]《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第1240页；第646页。 [9][11]燕国材主编：《非智力因素的理论实证与实践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页；《前言》，第2页。 [10]燕国材、马加乐著：《非智力因素与学校教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4页。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名人是通过学习诗歌与儿歌接受启蒙教育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很小便在母亲指导 下接受诗歌启蒙。他从五六岁开始学诗，到了九岁，已经能够“谙识声韵”。十六岁便写出“离离原上草，一 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千古名句。柳宗元四岁开始由母亲口诵，进行诗歌启蒙，不久就能背 诵十四首古代辞赋，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自幼在父亲亲自指导下熟读《诗 经》《楚辞》，学习李白、杜甫、白居易、陶渊明等诗人的作品，并开始作诗。明代诗人吴孺子一生喜好《离 骚》，他的爱好与幼年所受教育密切相关。据说，在他小时候，父亲对他进行启蒙，一反当时用“经史”作教 材的传统，“独授杜诗一编”，“遂好为诗”，培养出了学诗的兴趣。清代著名诗人和画家、“杨州八怪”之 一的郑板桥，从三岁开始由父亲教识字写字，五六岁就学读诗背诗，十岁时就能与老师用诗唱和，而且应答如 流，受到老师称赞。 诗歌不仅有利于开发儿童的智力，同时对孩子的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宋代伟大爱国诗人 陆游，自小受到父亲陆宰的诗教，陆宰不但教儿子吟诗，作诗，并且聘请了如曾几这样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诗 人作儿子的老师。陆游从师长那里学到了作诗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做人的道理。在曾几等人教育影响下 ，他投入卫国抗金的火热斗争，写出许多反映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光辉诗作，成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民族英雄文天祥，青少年时代也曾受到诗教的陶冶，当时著名诗人江万里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江万里不 仅用自己创作的诗实施诗教，而且用一个爱国诗人的廉洁、正直的人格教育他。江万里以身殉国的壮烈行动， 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年轻的文天祥。文天祥后来宁死不屈，英勇就义，这种坚强性格和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 都是与他的老师江万里的教育影响分不开的。 明末爱国学者顾炎武小时候，也受到诗教陶冶。母亲王氏为他朗诵和讲解爱国诗人于谦的《石灰吟》一诗 ，对他形成坚强不屈的爱国性格起了重要影响。明末少年英雄夏完淳的成长也与诗教陶冶有关。其父夏允彝在 反清斗争失败后，留下一首充满爱国激情的绝命诗，对夏完淳的教育特别深刻。使他抱定继承父志、抗清到底 的决心，在斗争中成为一名爱国诗人和少年民族英雄。 用诗歌教育孩子符合儿童心理特点，容易激发他们学习兴趣。诗歌音调和谐押韵，琅琅上口，适合朗诵和 背诵，不但读起来给人以快感，而且又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方式。诗歌形象鲜明，富有意境，语言精炼，一字一 句都有显著的色彩，词语组织配合又非常严密，于短小篇章中，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不但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而且能使孩子于不知不觉中启迪思想，开扩胸襟，形成开朗乐观、豁达开阔的好性格。 由于诗教在教育年轻一代中存在许多突出优点，所以它一直受到许多有远见的家长与教师的重视，成为教 育与教学的重要形式。古人进行诗教，一般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选用前人诗作，对后代实行诗教，这种方法 从孔子开始一直被后人延用。大约从唐宋开始，不少诗人学者从古代诗歌中选编那些内容健康、语言浅显明快 的诗作，用做对儿童启蒙的教材。某些重视家庭教育的家长，为了有针对性地教育子女，还自编诗歌教材对孩 子进行诗教。 进行诗教，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好可以用于启蒙教育的诗歌。选择的标准，我们可以根据中国古代教子 实践归纳出这样几条基本经验： 一必须选择那些能够为儿童乐于接受，容易为他们理解的诗篇。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黄遵宪的曾祖母 的教育经验。相传近代卓越的爱国诗人黄遵宪自三岁开始就由曾祖母抚养。黄遵宪的曾祖母出身知识分子家庭 ，酷爱民间文学，尤其喜欢听当时流行的弹词。她在黄遵宪刚刚学会说话时就开始用儿歌对黄遵宪进行启蒙。 “月光光，秀才娘，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种韭菜，韭菜花，结亲家。亲家门前一口塘。放个鲤鱼八尺长 。”这样格调明快，轻松而又富有想象力、充满生活情趣的儿歌，给童年黄遵宪留下了深刻影响。对启发他的 智力，陶冶他的情操都有积极作用。黄遵宪的父亲是一位在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他不但以自己诗人气质和性 格给幼年黄遵宪以“润物细无声”的影响，而且特别注意用诗歌启发孩子的智慧。他有意选择与搜集像《千家 诗》那样的琅琅上口而又通俗易懂的诗让儿子学习和背诵。在曾祖母和父亲的启蒙教育下，黄遵宪很小就酷爱 诗歌。他在十岁那年，塾师以诗句“一路春鸠啼落花”与“一览众山小”为题让学生作诗，黄遵宪即写下“春 从何处去？鸠亦尽情啼”以及“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这样令当时家乡一带名士们有口皆碑的诗句。 二必须选择内容健康， 能够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诗篇进行启蒙。清代的郑板桥为了对儿子进行启蒙 教育，曾经特意为儿子抄录了一些思想进步、内容健康的民谣，用做教材。例如：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得放脚眠，蚊虫葛蚤出。” 郑板桥抄录这些具有人民性的民谣用以教育子女，目的是让儿子了解民众疾苦，自小培养关心群众改造社 会的报国之志，懂得怎样做人。 宋代王安石常常用抄诗的形式，规劝子弟奋发努力。他的弟弟王安国小时喜欢骑马击剑，不爱读书，王安 石多次劝他珍惜年华，可是他依然成天游荡，无心学业。因此，王安石就抄录了一首前人所作《时光》诗，贴 在弟弟的书房里。诗中写道： 江无回头浪，人无再少年。 年华若虚度，老来恨不浅。 时光容易逝，岁月莫消遣。 碌碌而无为，生命不值钱。 相传王安国看了这首诗，痛悔自己过去虚度年华，碌碌无为，决心从此振奋起精神，使生命更有意义。在 哥哥王安石的鼓励与帮助下，他一心寒窗苦读，终于中了进士，受到朝廷重用。 还有一次，王安石为了鼓励外孙勤奋学习，就在外孙的书案上抄写了两句乐府歌辞：“少壮不努力，老大 徒伤悲！”王安石的外孙看了这两句诗，从此抓紧时间学习，学问大进，后来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 另一种诗教形式是师长亲自为子女创作“教育诗”，这种形式较选用前人诗作更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相 传大诗人陆游就经常使用这种方式，对子女进行教育。翻开陆游的诗集，在他留下的九千多首诗中，大约有一 百多首都是写给孩子的。为了教育孩子认真读书，继承他的诗风，当他看到七岁的儿子创作了一首诗时，欣喜 地写诗对儿子进行鼓励： 喜见吾家玉雪儿， 今朝竹马绕廊嬉； 也知笠泽家风在， 七岁能吟病起诗。 为了向孩子们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传授学习方法，陆游用诗告诉孩子们：“通经本训诂，讲字极声形。 ”“文能换骨余无法，学但穷源自不疑。”为了教育儿子明确学习目的，告诉他们读书不是为了作官，而是为 了救国救民，他写道：“万钟一品不足论，时来出乎苏元元。”他特别注意用诗教陶冶孩子性格，使他们形成 良好的思想品德。他告诉孩子，一定要学以致用，身体力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古人 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书生事业期千载，得丧从来未易评”。有一次，当他的儿子子＠①向他请 教作诗方法时，他特意创作一首《示子＠①》的教育诗，总结了自己学诗的体会。诗中讲到他开始学诗，只注 意技巧和辞藻，走过一段弯路。直到中年以后才渐渐窥见到广阔的意境，有了深刻体会。他明确地指示儿子：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意思是说：你果真要学习写诗，应该首先在诗歌以外，书本以外多下功夫。这 是大诗人陆游留给后代的至理名言。 陆游还经常教诲孩子要保持和发扬陆家的优良家风：“汝曹切勿坠家风。”在他的诗里，多次把他的家风 内容向子孙交代，还希望能为诸孙作出榜样：“夙夜常相勉，诸孙待典型。” 尤为可贵的是，陆游一生坚持不懈地用爱国思想教育子孙后代，直到病危还写下一首《示儿诗》：“死去 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七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读这首《示 儿诗》时，仍然为诗人的伟大爱国思想所感动，可以想见，它对于陆游子女的教育是何等深刻了。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千百年来不仅留下了丰富的具有人民性的古典诗词可以用于诗教，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创作的许多充满革命激情的“教育诗”也是用作诗教的好教材。有条件的师长还可以像革命老人徐特立 那样，针对孩子的实际问题，自己创作诗歌对他们进行教育。这种教育方式生动活泼，很受年轻人欢迎，只要 运用得法，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个性发展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