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小奋
人属于自然，想干什么就干，人永远是在控制之中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关系之一，是自然界内在关系的最高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就是人类对自然的不断改造和对自然界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与此同时，各种与生态环境有关的社会矛盾逐渐突出：物质经济日益丰富，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协调；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但多种欲望的诉求又往往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因此，在对待人与自然问题上，应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客观认识休闲对生态环境具有的重要影响，树立生态休闲方式，这对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一何谓休闲？从构形上看“，休闲”二字中的“休”即倚木而息，强调当下摆脱体力劳动的自由，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闲”本意是“放着不用”，引申为娴静、安宁，淡定神闲。《现代汉语词典》把“休闲”解释为“：（可耕地）闲着，一季或不种作物”，《辞海》中则把“休闲”解释为：“农田在一定时间内不种作物，借以休养地力的措施”。如果将“休闲”的主体“农田”改换为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实体，并结合“休”字的本义，那便可以相应地赋予休闲这样的涵义：人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平和、放松，不安排工作，借以休养人力，达致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谐的措施，从而表达了人类生存过程中劳作与休憩的辩证关系，又喻示着物质生命活动之外的精神生命活动，使人与自然浑为一体。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正向我们走来，休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正在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中国自 1995 年起开始实行 5 天工作制，年 9 月实施了“三个长假日”，2007 年 11 月又对国家法定节假日做出了调整。在这个方案安排中，国家法定节假日的总天数不仅有所增加，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还被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增多，休闲在生活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休闲活动的内容和方式的更加丰富，使休闲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实际上，休闲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休闲思想和休闲文化，并对其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把它定义为“不需要考虑生存问题的心无羁绊的状态”。美国学者约翰·凯利则把休闲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社会空间”“，在人的整个一生中都是一个持久、重要的发展舞台。”从一般意义上讲，休闲是指人们在劳动和生理必需时间之外的自由支配时间里的行为或活动。休闲有四种含义：一是从时空意义上，指人的闲暇时间在特定空间的消费指向；二是从行为意义上，指人的休闲活动的满足指向；三是从生命意义上，指生命自我处在一种自由、自主的生存状态；四是从意识活动意义上，指人的闲适精神的实现。一个人的休闲，与其说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不如说是人内心世界的一种追求，是一种生活实践和生命体验，是人生的一种智慧，是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或者从某种意义上，休闲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是人类对自我生存状态的反思和向大自然的回归，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人们在休闲中感受文明、融于自然、理解文化、陶冶情操。二在现代社会里，休闲必然会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休闲是具有类本质的人的一种存在状态，是人内心世界的一种追求，是由休闲主体的自由意志所决定的。休闲关系是一种动态且相对开放的过程，在休闲活动中，休闲主体可以影响和操纵社会规则，休闲活动的个性化、商业化等趋势也将自我、个人身体投射到休闲活动与经验的前沿，从而赋予现代休闲关系独特的形式，并进而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休闲的良性运作有利于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在人性预设上，休闲是向自然的复归，天人合一的再现。从人性的意义上说，休闲就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意识（精神）属性相互作用的和谐状态及其层次的提升过程和境界“，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和谐，人的社会属性的和谐，人的意识属性的和谐，以及这些和谐之境界不断提升的状态”，其最大特点是人文性、社会性、创造性。它使休闲主体在精神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因此，按其本性而言，休闲并不意味着大规模的物质消费，休闲活动在主观上不以获取物质财富为目的，在客观上不必然以消耗大量的物质资源为代价。实际上，最满意的休闲方式与过度消费并没有必然联系，也不意味着要破坏生态环境。所以说，休闲是人性实现自身和谐的过程和能够达到的境界，人性系统的丰富性、整体性和全面性客观上要求保护生态环境，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次，休闲可以提升人的素质，养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休闲活动不仅可以帮助社会大众抒解生活压力，丰富生活体验，促进社会交友，增进家庭亲子关系，实践自我理想等，而且使人通过与自然的接触，铸造一种坚韧、豁达、开朗、坦荡的品格。使人的生命既丰富多彩，又获得人格的完善、素质的提高和价值的提升，并进而建立起与自然丰富多样的全面性关系。而人与自然全面性关系的确立，有助于在把人从片面和畸形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养成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促进人与自然的交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所导致的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生态哲学的精致理想、可持续发展的高瞻远瞩，既是提高人的生命质量的需要，也是在令人惊异和令人惊喜的感受中完成对日常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自我超越。另一方面，休闲的异化又会导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为人类的休闲活动固然可使行为者获得愉悦、满足，但并非全然都是正向的，我们延续多年的生活方式也并非都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不是所有的休闲活动都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和谐。法国学者波德里亚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称为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休闲被异化了，无辜地沦为幻觉，被符号化为不受生产性劳动的约束，身处消费社会中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一符号系统。消费社会不仅使人丧失了应有的自然机能，而且使自身的精神价值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从人的灵魂深处无情地抽掉了人生的真正价值，把人间的真情、乐趣、亲情、友谊等属于人类本真的东西置于金钱交易的屋檐底下，使人的尊严和本性消失在价值失落的刺激消费之中。休闲的本意是要寻求实存的意义，然而在消费社会中，作为“成为人”的过程的休闲不复存在，人们休闲得越多，实存消失得越快，且一切出于经济目的的休闲，必将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奢侈性休闲倾向。人们过分看重消费的符号意义，在消费过程中沦为社会符号表征。认为休闲就是权力与金钱的象征，美好的休闲生活就是无限制地拥有私人空间、休闲物品、昂贵的服饰以及永远保持对异性的吸引力，因而带有明显的奢侈性、浪费性。这种与真实自我需求相违背的消费与休闲，使得人们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往往为表象所迷惑，看不到自我真实的需求，或者即使看到了也由于自我评价体系与外界价值相悖而选择放弃，成为消费主义社会背景下生态环境危机的“贡献者”。奢侈性休闲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不道德的休闲消费方式，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认识到对财富的过度追求会严重影响到人们过好生活的能力。然而，物质的满足是没有止境的，人们注定要无止境地追逐消费的象征符号。这样，当人们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后，又会无意识地使自己成为技术、时间、金钱、权力和信息的奴隶。自我价值的追求被一系列形式化的、表面性的东西所蒙蔽。奢侈性休闲主体对社会资源的过度占有，必然会压缩他人的生存空间，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和谐。而社会生存空间被压缩，人就转向自然要空间；生存资源受侵害，人就转向自然要资源。现代人这种在物质财富“占有”过程中的异化，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日趋激烈，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因此，如何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休闲观，养成合理健康的休闲方式；如何在发展休闲业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使生态与游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所有问题都指向了当前休闲理论研究的重点———生态休闲。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论从什么角度上讲，保护生态环境，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之路，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在这一进程中，生态休闲具有重要的作用。三所谓生态休闲，就是通过人类群体所特有的生态行为规范、生态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情感、关爱生命的伦理，创建生态文化意境，通过保护生态环境，从而达到个体身心和意志品德的全面发展。它既是一种自觉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文明的休闲形式，又是人的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人类保护自然的一种积极措施；它要求减少人类对于自然的物质变换，抑制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降低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它强调人们尊崇自然的异质性，充分感悟自然，把自然作为一个有个性的独立生命来看待，达到与自然的和谐交流。人们的休闲实践表明，充分健康的休闲方式是符合生态规律的，必然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在全球人类面临着生存环境的危机，人们的环境意识日益彰显的情况下，生态休闲作为绿色休闲消费，一经提出便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其内涵也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得到充实。如针对目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将生态休闲定义为“回归大自然休闲”和“绿色休闲”；针对现在休闲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生态环境问题，将生态休闲定义为“保护休闲”和“可持续发展休闲”。中国各级政府也根据各地的实际，开展各种生态休闲，发展各具特色的生态休闲产业，使休闲与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然而，环境美德的养成、生态休闲方式的确立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为了确立生态休闲方式，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地强化和改变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是反对消费主义宰制下的奢侈性休闲，养成生态休闲意识，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休闲意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第一意识，也是人们在休闲活动中应当自觉培养的文明意识。在分享大自然带给我们的休闲快乐时，应恪守环保理念，有意识地去保护生态环境，不去损害休闲对象和周围环境，在理性休憩的前提下从事休闲活动并从中学习自然知识和放松身心；在寻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对自然美景的享受和对民族历史文化了解的同时，爱护供我们享受、给我们知识的休闲环境。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生态休闲属于绿色消费，而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消费绿色，不能以山水被污染、草木被践踏、鸟兽被杀戮为代价。只要人类的发展思维摆脱盲目的经济至上观念的控制，就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本质意义上的休闲，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因为在经济至上观念的操控下，人们似乎永远没有足够多的时间用以休闲，亦无暇审慎地思考休闲的真正意义，更不用说通过休闲来寻求生活本身的意义、保护生态环境了。从人生的意义上说，休闲不单是一种活动，而更主要是一种境界，一种理想，一种氛围，一种不断超越既存现实和自我的努力。当人们休闲地徜徉在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活氛围中，人类不会感到孤单，世界不会变得荒凉，自然更不会与生命背离。只有真正坚持“人倚木而休”这种生活态度，则一种不仅顾及人类利益与价值，同时保持自然之利益与价值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活动与生产活动才会成为现实。其次是要充分发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作用。在全民生态意识还有待达到自觉自愿水平之时，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作为，是实现生态休闲的重要途径。为此，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制定与完善相应的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成立专门的休闲服务管理与监督机构，做到对休闲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与利用，同时加大法律监督和执法力度，并建立起有效的考核指标体系和监控制约机制。尤其是在这个休闲日益高涨的时代，适当地增加投入并有效地规范相应的制度是一项明智之举。否则，很容易出现所谓的“公用地悲剧”。同时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还要加强对休闲主体的教育。休闲的异化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而休闲异化的根源在于现代性的危机。从叔本华、尼采到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甚至包括法兰克福学派，都倾向于把现代性危机理解为一种精神危机或文化危机，其根源在于理性主义传统对于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是消除异化、寻找生存意义的根本途径，这其中包括对休闲主体进行生态休闲的教育。亚里士多德曾向那些统治者和决策者明确提出把休闲教育融入理想国家的建议，美国着名生态伦理思想家利奥波德也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知道他自己仅是生态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他敏锐地意识到当代经济消费对过好生活和生态环境健康所造成的障碍，而休闲则可以作为克服这些障碍的适中力量。因此，国家和各级政府必须通过教育和其他措施鼓励户外休闲，教育人们学会休闲，教育那些通过休闲获得愉悦的人在从事休闲娱乐活动时随时提醒自己，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大自然“痛苦”的基础上，不要建立在损害他人以及后代人满足其休闲需要的基础上。让人们从内心深处真正体会到生态休闲才是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健康稳定持续的经济效益的有效出路，逐渐做到自觉维护休闲的“生态性”。倡导生态伦理和生态行为，提倡生态善美观、生态良心、生态平等、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等。如果人们在从事休闲活动时都对大自然充满爱，人与人之间就会充满关爱，生态环境保护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总之，人类只有拥有生态休闲的理念，把对生态环境危机的思考提高到文明批判的高度，才能真正找到解决和克服目前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的方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这不仅需要调整人类的政治经济制度，还需要调整人类的价值观，树立尊重自然的基本态度。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人类终将以自觉的意识，构建起一种适应新时代的休闲文化观，树立生态休闲方式，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参考文献：[1]高扬，谢怀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休闲[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06，（1）[2]转引自[美]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M]康筝，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3][美]约翰·凯利。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M]赵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4]郭旭，郭恩章，陈旸。论休闲经济与城市休闲空间的发展[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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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资料，希望有所帮助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人事必须顺应天意，要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顺应天理，方能国泰民安。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将“自然”这个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所谓“道法自然”，指得是“道”按照自然法则独立运行，而宇宙万物皆有超越人主观意志的运行规律。老子认为，自然法则不可违，人道必须顺应天道，人只能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诚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中国佛家提出“佛性”为万物之本原。宇宙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本质仍是佛性的统一。而佛性的统一，就意味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中国早就有自己的“环境文化”。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中国今天的环保事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世界环保理念的吸收和创新。总体上看，“道家侧重于倡导‘天道主义’，儒家更注重‘人道主义’。天道与人道的互补合构，孕育了‘天人合一’的大思维、大理念、大文化、大命题，充分体现了炎黄子民超时空、贯天地、通物我、保太和的大智大德。所以，‘天人合一’是儒道哲学所期许的宇宙生态和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文化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定‘天人合一’理念不仅是科学的宇宙观，而且是进步的人生观、价值观。”中国台湾学者李亦园将这种“天人合一”观念称作“致中和宇宙观”这种和谐生态观，可被视为中国生态主义思想演进过程中的“逻各斯中心”。从深层内核看，环境问题是个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问题。“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境界。此一深层价值内核在今日中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具体到环太湖地区的经济发展，其重大理论借鉴意义就在于促使我们考虑如何在通向基本现代化的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协调，营造太湖儿女共同生活的美好家园。马克思指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其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是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它“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在这种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中，“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实践基础上，达到了真正的统一。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都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思想。他们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互相依存，具有同根性、整体性和平等性。如《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儒家也因此倡导“仁民爱物”，如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着意强调万物与人为同类（“与”），应当推己及物。理学的创始者之一程颢也说：“人与天地一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同上，卷二），等等。汉儒以阴阳五行说大讲天人感应，其间附会于社会历史、政治、人事等方面者多为迷信之属，已经遭当时著名思想家王充尖锐而深刻批判（见《论衡》）。然其被吸收于医学中者，则成了中医重视自然环境对于人的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的重要基础理论。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的破坏或失调，可以说是人得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反之，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保证人的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体现于中医的治疗中，则无论是诊断还是处方，都首先参之以时令节气，乃至于严格到选择药材之产地产时。这种把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的观念，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科学的理论。同时，这种观念也告诉人们，为了人类自身的健康，必须要全力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这在当今世界尤有其十分重要和积极的意义。此外，儒家还有许多关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节约消费的思想，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例如，荀况把“节用”与“御欲”联系起来，提出人们在生活消费中必须要有“长虑顾后”的观念，而不应当任人之欲。那种“不顾其后”，随意奢侈浪费的人，乃是一些“偷生浅知”之徒（见《荀子·荣辱》）。这是很有深远意义的见地。佛教提倡“护生”，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们都强调不为不恃，因任自然。这种对自然的态度，就其消极一面讲，诚如荀子所批评的，是为“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即忽视乃至放弃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过，“因”的思想中并不完全只是消极的，它至少包含着这样两方面的合理因素：一是不以主观的好恶或意愿，随意地去违反或破坏自然及其规律，而遭自然界的报复；二是主动地去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环境。在“因”的理论中，包含着“权变”和“因时而变”的思想，所以一些道家思想家就强调说：“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又说：“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忤者，谓之不知权 。不知权者，善反丑矣。”（《淮南子·汜论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看起来与原来的环境不合，然却与变化了的环境相合，这叫做懂得权变；相反，就是不知权变。不知权变者，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时是畏惧；诚如荀子所描述的，人们靠天吃饭，只好“大天而思之”，“从天而颂之”。以后，人们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掌握了它的一些规律，于是就“骋能而化之”，“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然而，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一些人开始忘乎所以，漠然无视自然的力量，以为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去摆布自然，其结果就是使当今人类陷入日益严重恶化的生存环境之中。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时空环境中，人们似乎可以从一种新的意义上，去体会一下庄子说的“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这句话，它也许对我们今天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所启发。以上只是列举了很小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然而如能灵活地吸取其精神，反思我们今日对待自然的态度，那么对于缓解当前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状态，当会有所裨益。儒家修身养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培养一种与他人和社会群体和谐、协调的道德品格。儒家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等“推己及人”的精神，至今也还是值得倡导的一种个人品德和社会风尚。不少人认为，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忽视（或压制）个性和个人（自我）的权利、价值。这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和道理的。但问题亦并非如此简单。当我们冷静地、深入地思考时就会发现，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不可能离开他人和群体而存在的，自我只有在为他我、群体的奉献中，只有在得到他我和社会群体的认可时，才会突显出个人（自我）的存在和价值。因此，儒家的强调献身群体和社会，并非只是消极地否定自我，相反，如果我们能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其精神，那么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群体的奉献，正是实现自我价值、养成完美人格的正确途径。人们以崇敬仰慕之意，千年不绝地传颂着宋代名臣范仲淹的不朽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这里不正反映了人们对于那些能够把自己献身给社会群体利益的个人价值的高度肯定吗？不正反映了人们殷切期望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具有这种品德的人的心愿吗？目前，不仅在东方，而且在西方，尤其是在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里，一股学习禅佛教的热潮正在升起。许多西方的禅学研究者，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把禅看作是什么“东方神秘主义”了，他们开始注意和研究禅的各种教理与禅的根本精神之所在。学禅打坐不仅能治病健身，调解人体生理上的失衡（这只是禅的低层次上的了解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信禅学禅的人来说，它能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调解人们心理上的失衡。禅学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自我的本性，着重揭示了造成人生痛苦、烦恼的主观自我方面的原因，并且探求了如何让自我从怨天尤人、授命于环境的被动中摆脱出来，而通过自我主动的努力去解除种种的痛苦和烦恼，做自我的主人翁，等等。如上所分析的，禅学的这些探求正是现代人精神上最渴求得到的东西。加之禅佛教不离人伦日用的世间性格、坚韧不拔的实践精神、自我去缚的解脱主张和当下顿悟的超越喜悦等，禅佛教的世界性热潮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此语源于《老子》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以“知人”与“自知”相比较，何者更为困难呢？先秦法家代表韩非认为：“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韩非子·喻老》）著名玄学家王弼也说：“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老子道德经注》）看来，他们都认为，一个人要认识自己，比之于认识别人要困难得多。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见解。在大多数人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就是如此，亦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推之于人类自身和客观自然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情况与此相类。也就是说，相对而言，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要比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困难得多。我在一篇短文中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番感慨，我说：人作为万物之灵，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大而至于外空星系的宏观，小而至于量子真空的微观，在今天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并且对于进一步地去认识它和把握它充满了信心。而与此相比，人对自我的认识，特别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的认识，则还相当肤浅，愚暗不明。至于通过对自我的认识，来自觉地把握自我的精神世界，这对于多数人来说，更是难之又难了。另外，我还提到，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有一个自我认识的问题。特别是当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人类更需要对自我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然而，同样地这也是比之于认识自然更为困难的事情，或许还可以这么说，人类至今在自知方面尚不是很明的。如上所说，人类依仗着高科技，加速了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和支配，同时也正在更快速地受到自然的强烈反抗和报复。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难道人类不应当认真地自我反思一下吗？我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能动的一方，因此也是关键的一方。换言之，其关键在于人类要对自我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认识，并由此而进行自觉的自我节制。天人和谐的科学理念天与人即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人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文化方向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中国伟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有三种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顺从自然；“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以荀子为一派主张改造自然；‘大天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而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主流观点是《周易大传》的“辅助天地”的学说。《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是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先天即引导自然，后天即随顺自然。这段话的含义是“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即天、人相互协调。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周易大传》在历史上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产生影响的，所以这种天、人协调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导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近代西方尤其是16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自然观，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类确实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成就，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达，到上世纪后期，生态平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令人优虑的问题迭起，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威胁。此时一些西方国家，为保护自己国家的环境与资源，竟然牺牲他国人民的利益，将一些污染严重、消耗资源的工业转向一些落后而弱小的国家，从而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很大的灾难。而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的观点与做法，而是竭力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在先哲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理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可以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人类在进行经济建设，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如果不注意生态平衡，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改造自然是必要的，而破坏自然则必食苦果。中国传统的天人协调的观点，确实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参考资料：~-1/9219853_9219853_htm
可以参考逍遥游中道家对于天人合一的观点。 北方的大海里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的体积，真不知道大到几千里；变化成为鸟，它的名字就叫鹏。鹏的脊背，真不知道长到几千里；当它奋起而飞的时候，那展开的双翅就像天边的云。这只鹏鸟呀，随着海上汹涌的波涛迁徙到南方的大海。南方的大海是个天然的大池。《齐谐》是一部专门记载怪异事情的书，这本书上记载说：“鹏鸟迁徙到南方的大海，翅膀拍击水面激起水花，波及千里远，然后拍击大翼，凭借旋风直上高空。它是乘着六月的大风而飞去的。”山野中的雾气，空气中的尘埃，都是生物用气息相吹拂的结果。天色深青，是它真正的颜色呢？还是它高旷辽远而没有边际呢？鹏鸟在高空往下看，不过像人抬头看天空一样罢了。 再说水汇积不深，它浮载大船就没有力量。倒杯水在庭堂的低洼处，那么小小的芥草浮在上面就成为一只小船；而搁置杯子就沉落在地上了，因为水太浅而船太大了。风聚积的力量不雄厚，它托负巨大的翅膀便力量不够。鹏鸟飞九万里，其下有巨风的承载，然后才乘风而飞，背负青天而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遏它了，然后才想准备飞到南方去。蝉与雀讥笑它说：“我从地面急速起飞，碰到树枝就停下来，有时飞不到树上去，就落在地上，哪用飞到九万里的高处再往南去呢？”到近郊野林去，带上一日之粮就可以往返，肚子还是饱饱的；到百里之外去，要用一整夜时间捣米准备干粮；到千里之外去，三个月以前就要准备粮食。这两个小东西又知道什么呢？ 小聪明赶不上大智慧，寿命短的比不上寿命长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朝菌不知一月的时间变化，蟪蛄不知一年的时间变化，这就是寿命短的。楚国的南边有叫冥灵的大树，它把五百年当作春，把五百年当作秋；上古有叫大椿的古树，它把八千年当作春，把八千年当作秋，这就是寿命长的。但是彭祖现在独以长寿著名，一般人和他相比，岂不可悲可叹吗？ 商汤询问名叫棘的大夫就是这样的。在那草木不生的北方荒原之地，有一个很深的大海，那是天然形成的。那里有一种鱼，它的身宽有好几千里，没有人能够知道它有多长，它的名字叫做鲲，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鹏，它的脊背像泰山，展开双翅就像天边的云。鹏鸟奋起而飞，翅膀拍击急速旋转向上的气流直冲九万里高空，穿过云气，背负青天，这才向南飞去，打算飞到南方的大海。斥鴳讥笑它说：‘它打算飞到哪儿去？我奋力跳起来往上飞，不过几丈高就落了下来，盘旋于蓬蒿丛中，这也算是飞翔的极限了。而它打算飞到什么地方去呢？’”这就是小与大的区别了。 所以，那些才智可以胜任一官之职，行为可以顺应一乡群众，道德合乎一国之君的要求，才能可以取信一国之人的人，他们自己很得意，其实如同斥鷃一样（所见甚小）。而宋荣子嗤笑这四种人。而且世人都赞誉他，他却并不会因此而更加奋勉，世人们都非难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更加沮丧。他清楚自身与物的区别，辨明荣誉与耻辱的界限，如此而已。他在世间，没有追求什么。即使如此，他还是未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列子能驾风行走，那样子实在轻盈美好，而且十五天后才返回。列子对于寻求幸福，没有拼命追求。他这样虽然免于步行，但还是有所依靠。如果能够顺应天地万物之性，而驾驭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域，那又需要凭借什么呢？因此说，道德修养高尚的“至人”能够达到忘我的境界，精神世界完全超脱物外的“神人”心目中没有功名和事业，思想修养臻于完美的“圣人”从不去追求名誉和地位。 【以上是逍遥游的译文。希望对你有所启发。】各种文人学者写景抒情寓情于景的是个文章。打动过你的或者印象深刻的。可以举个例子。比如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怎样的自然怎样的人生。之类的。 额。。。许久不写作文了。一些小提议。供你开拓下思维什么的。
写作思路：言之有序，条理要清楚，把自然和人生联系起来，通过自然界的事物说明人生的道理。自然和物质不同，物质普遍系指科学上的概念，如像原子电子而言。人类回到自然，当然不是回到原子电子。物质有时是指物质文明，如像战争的武器、交通工具、工商业的货品，这也不是自然。它们是自然的征服，不是自然的本身。还有讲唯物史观的人，虽然注重物质，其实主要的是注重社会经济，这个意义的物质，和自然意义有所不同。所谓人类回到自然的自然，是指具体的、有机的、美化的、神圣的外界而言，这个意义的自然，可以发人兴会、欣人耳目、启人心智、慰人灵魂，是与人类精神相通的。这是说明有灵魂的自然。人生需要自然来作育。人生需要自然供给力量。自然是人生的“净化教育”。自然是人生力量的源泉。人类对于自然感觉有这样伟大的意义，乃是近代精神的特征。崇拜自然，回到自然，认自然是神圣，皆是代表近代精神的看法，对传统的精神，多少有些革命的意味。因为中古时代的人受神学观念的支配，仰望天国，悬想来世，反对世界，蔑视自然，同时受礼教法律的束缚，颇有矫揉造作，违反人性，不近人情的趋势。所以回到自然的运动，也就是一种摆脱传统的宗教和礼法的拘束，促人性自然发展的运动，在人的精神上颇有解放革新的力量。接近自然，对于人类的身心，有许多的好处。这一些好处可以包括在两个德文字里边。前一个字包含有使人新鲜、活泼，加强活动，恢复健康等意思。因此接近自然可以治疗文明社会里好些的病态。如像自杀、疯狂、虚伪、狡诈，在常常接近自然的农夫、农妇、渔人、樵子，就不会多有。后一个字包含有使人强健、壮旺，增加生命力量等意思。这一种效果，也只有在接近自然中才能找寻得到。就语言来说，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矫揉造作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外交辞令、交际的工具，每每言不由衷，是在文明社会里，摆绅士架子的装饰品，根本是没有力量的语言。另外一种语言，是发乎本心，出乎真情，基于机体的真实需要而产生的语言，虽出言未必雅驯，但坦白率真，特别有支配行为和感动他人的力量。就一个民族来说，假如一个民族，还能够保持朴厚的天真，便是有元气、有精神、有生命的民族。反之假如一个民族，已经丧失掉纯朴的天真，只有虚伪的形式，没有诚朴的素质，专门注意仪式礼节方面的繁文缛节，这种民族，表面上也许文明，实际上就是生命力枯竭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