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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是骗子。。。骗论文后去卖钱大家小心啊 
相关范文：家族企业财务危机的成因及其规避方法家族企业的财务危机是指家族企业组织发展中可能经历的一种财务状况，包括比较轻微的资金管理技术和极为严重的破产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整个过程。轻的财务危机可能仅仅是短暂的资金周转困难，严重的则是经营失败或破产清算。家族企业在企业创业初期确实发挥了其特有的优势，但是随着规模的扩大和经营的复杂化，家族企业的某些“先天性”缺陷逐渐暴露出来，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根据统计资料，发达国家家族企业平均寿命可达25－40年，而中国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却只有7年，而且在平均经营24年后大多数都会面临财务危机。一、家族企业财务危机的成因（一）家族企业的财务管理意识淡薄，内部经营管理的效率低家族企业的家族关系导致其内部任人唯亲。经理为自己的亲朋好友，财务管理意识非常淡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现金管理不善。有些家族企业认为现金越多越好，造成现金大量闲置，没有参加生产周转；而有些家族企业的资金使用缺乏合理、周密的计划安排，过量购置固定资产。没有为经营急需准备资金，导致经常陷入财务危机。应收账款管理存在不少问题。不少家族企业片面追求市场占有率，风险防范意识差；他们制定的销售考核制度不合理，缺乏可行的考核指标；对应收账款缺少系统的、科学的管理，没有指定合理的信用政策，缺乏有利的催收措施，由此造成应收账款周转困难，资金回收困难，很多应收账款成为坏账。存货控制薄弱。家族企业没有建立先进的存货管理办法，没有利用ABC控制方法。也未形成“零存货”的管理意识，很多家族企业的月末存货占用的资金常常占营业额的两倍之多，资金周转严重失灵。（二）家族企业的投资盲目。存在很多失误家族企业的投资存在以下两个问题：投资缺乏可行性分析。由于家族企业独裁式的管理模式，导致管理者往往主观臆断，在没有经过详细、可靠的可行性分析论证的情况下就盲目进行投资。有的在可行性研究中过于乐观地估计市场状况和发展前景，仅仅依据某个个别项目的投资收益好就断定市场前景好，或者在没有做充分市场调查，只看到某些少数消费者的需求而夸大想象项目的需求者，这些都会导致其家族投资的失败。同时。在投资中低估投资成本，高估投资收益，过于乐观。在一些可行性研究中对预算计算不足或考虑不周全，只计算主要的设备和设施。忽略一些数目较少、项目繁多的杂项费用。造成项目建成后因资金不足，不能按时满负荷投入运行，造成投资效益低甚至投资彻底失败。本末倒置，不务正业。一些家族企业往往无视自身的规模和资金限制。大量投资新项目、进军新行业。一旦资金链断裂，在短期内解决会给企业一段缓冲期，但是长期以往，资金不能回流，企业将必然陷于财务困境。所以，家族企业在投资时，一定要深思熟虑，量力而行。否则就会面临财务危机。（三）家族企业的融资市场失灵，筹资渠道狭窄2003年，国际金融公司曾在中国做过问卷调查，30％的家族企业认为，金融问题是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其财务危机形成的重要外部因素。家族企业信用不足。绝大多数家族企业固定资产较少，经营规模小，流动资金少，自创的无形资产数量少且难以计量，内部难以形成稳定的现金流量。企业的经营风险大，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不少家族企业存在财务造假行为和逃税漏税的劣迹。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家族企业的整体信用形象。当需要靠融资补充流动资金时，家族企业只能以资产担保来取得银行贷款。由于它们可用于抵押的资产少，银行对家族企业的投资热情大大打折。两权合一的智力结构抑制了家族企业的股权融资。由于股权融资会导致控制权的转移。这使得家族企业的股权融资渠道局限在家族内部，融资数量非常有限。相比较而言，负债融资的成本虽低，但是若负债比率过高，会加大企业的财务风险。当企业面临很好的发展机遇、急需大量资金时企业会陷入融资困境。金融机构存在对家族企业的“惜贷”行为。随着金融机构的重新整合和商业银行的上市，他们的信贷标准制定得更为严格。加上金融机构对家族企业的固有偏见，进一步增加了融资的难度。商业银行提供的现有的金融服务，对家族企业存在许多不公平之处。他们的贷款额度小，贷款手续繁琐，抵押条件苛刻，降低了家族企业贷款的获取率。二、家族企业财务危机的规避方法（一）完善家族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合理的机制我们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加强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设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的成员不是由企业的家族内部人担任，而是由企业的管理层和企业的技术人员、基层生产人员投票选举产生的。独立于公司的、以第三者的身份设置于企业的、起监督作用的一个组织。它可以定期审查企业重要的经营活动，监督其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判断其是否兼顾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所有者、雇员、债权人、供应商以及消费者、政府部门）的利益。对于独立董事而言，他要承担发现公司经营方面和财务方面的危险迹象，监督公司所有财务活动的责任。若失职，将会受到谴责，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保持企业内部的信息传达畅通。家族企业习惯于用伦理规范代替经济规范，家族企业内部的管理层绝大多数具有直系或旁系的血缘关系。为了保持家族的荣誉，各成员会克制自己的不良行为，不会刻意去隐藏信息，这大大降低了人为堵塞信息流动的出现概率，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同时，对于可能影响企业发展的重大事项，财务管理人员在获得授权后，可以快速地获得相关的有用信息，不会贻误时机，也可以避免财务危机的出现。例如，2000年创立的慧聪网，通过在制度和亲情之间取得平衡，突破了家族企业管理的束缚，并将管理制度延伸到经营的层面，实现了其2003年在香港成功上市的战略目标。（二）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监督约束机制建立科学的内部控制体系。建立与国际内部控制COSO体系一致的控制制度。解决家族企业在经营规模扩展后的内部责权统一管理，在现金、银行存款以及存货、应收账款管理上建立规范的操作程序，维护财务安全。定期盘点资产，保证资产的完整、安全。经常实行岗位轮换、亲属回避的管理办法，建立成本控制制度。加强预算管理。把预算作为所有当期财务配置的基础，制定好各期的财务预算。通过明确员工的岗位、责任和权益，整合企业的业务流、资金流和人力资源。这使家族企业的整个生产流程和所有的财务活动都能在预算管理制度的前馈性控制下有序地进行。要建立科学规范的投资项目决策程序。投资项目的金额大、资金回收时期长，所以其风险也大。家族企业在项目实施之前，首先应进行周密的市场调查，在经过可行性评估之后，再从家族外面聘请一些企业的常驻财务顾问和专家参与投资决策，运用专家小组的定性判断，结合线性规划、因数分析和趋势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计算净现值和内部报酬率等决策指标，最后判断投资的可行性。遵循这样的严格投资决策程序，可以有效地避免由于家族企业任人唯亲带来的决策失误，减少财务决策的盲目性，避免财务危机。（三）建立有效的资金管理机制，加速资金周转在家族成员内部要广泛宣传资金风险观念，使其认识到管好、利用好资金不仅仅是财务会计部门的责任，任何一笔资金收入和支出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都会关系到家族企业的命运。同时，企业要合理地利用负债融资。运用其财务杠杆作用，有效配合资金的收入和支出，尽量使企业筹资活动的净现金流量为正，投资活动的净现金流量为负。在进行经营活动的效益评价时，不仅要以销售额的增长率和销售利润率为考核指标，更要关注现金满足投资比率、净收益指数和现金营运指数等能够反映企业财务弹性和收益质量的财务指标。因为只有现金流量的净增长状况，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业绩状况。同时，出于融资的需要。家族企业经常存在相互提供经济担保的现象，在浙江温州，一些家族企业因承担担保连带责任而被牵连导致资金周转困难，甚至走向破产。故家族企业应该能避免尽量避免对外担保，或采取反担保和共同担保的形式来分散担保风险，加强对担保风险的控制。（四）政府要积极完善家族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政府要推进商业银行的制度创新。针对家族企业的商业票据提供票据承兑担保服务，同时大力发展包括城乡信用合作社、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信托投资公司等这些中小金融机构，让他们成为家族企业间接融资的主要支持者。建立私营企业担保基金。完善私营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私营企业担保基金的来源包括注入部分大方财政资金、向社会发行债券、金融机构投入和企业互助等，它严格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作，为家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同时，在此基础上组建和完善家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立以行业协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投资财务公司为主体的担保机构，为具有发展潜力的家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拓宽家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政府应该鼓励已经做大做强的家族企业上市融资，在规范我国主板市场的同时加快二板市场的发展步伐。因为创业板市场发行标准低于主板市场，只要家族企业从事风险投资，而且规模和资金达到一定的标准。就可以在二板市场发行股票。在信息披露和监管方面。发行企业每季度公布财务报表，半年和年度报告必须说明业务进度与原定业务目标的比较。如果业务进展欠佳，进行风险投资的家族企业可以在适当的时机转让股份，使损失降到最小程度。二板市场的这种进退自如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风险投资的家族企业的融资渠道。同时允许条件合适的进行风险投资的家族企业在我国香港的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以及海外证券市场如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让其成为他们国内融资的补充。还可以让一部分家族企业的风险资本通过香港或境外证券市场退出，为我国完善二板市场探索经验。种进退自如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风险投资的家族企业的融资渠道。同时允许条件合适的进行风险投资的家族企业在我国香港的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以及海外证券市场如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让其成为他们国内融资的补充。还可以让一部分家族企业的风险资本通过香港或境外证券市场退出，为我国完善二板市场探索经验。
一、导言 总存在这么一个时刻，当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仅仅依靠资本所有者个人的经营管理能力或家族合力，无法使得资本得到进一步增值时，就面临转换经营管理模式的可能。转换经营管理模式是指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规模、方式、人员以及企业资产构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界定家族企业转换经营管理模式的临界点，并不是以衡量家族企业资产的多少或规模的大小，而是以企业所有者个人经营管理能力或家族合力，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为标志。一般能够作出选择的有以下几条路径模式: 降低企业发展速度，将企业的发展规模与个人的经营管理能力或家族的合力相一致，保持家族企业性质不变，即努力维持企业现状。 将家族企业的资产或不同职能部门化整为零，并分别交给家族内最亲近的人各自进行经营管理，即俗称分家。 在企业或社会中，选择已通过长期观察具有良好道德品质并具有一定生产经营管理能力，或值得信赖的机构、朋友推荐的人来经营管理企业，即聘请职业经理人。 对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将家族企业改造成公司治理结构。 二、家族企业不同阶段经营管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选择适宜家族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经营管理模式，对家族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家族企业创业伊始，因其亲缘关系，人员目标高度一致，内部管理结构稳定，交易成本低廉，信息传递迅捷，失真度小等特点而得到迅速发展，这是家族企业创业及发展初期阶段所显示的最大原动力。分家，可以有效把握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激励家族企业其他成员努力行动的积极性，分散企业经营管理决策风险，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持续发展和有效规避市场风险的问题。 家族企业发展到中期阶段，以聘请职业经理人，利用其知识、信息优势，达到有效提高企业经营管理决策能力，降低企业市场经营管理决策风险的目的，但由于代理人与企业目标的不一致和因信息的不完备，将产生代理成本。 家族企业发展到高级阶段，就是针对自身发展需要，通过有效吸纳社会资本，并结合职业经理人的知识、信息优势，在社会范围内，寻求既能有效激励职业经理人积极行动，又能有效防止职业经理人因目标不一致出现道德风险，保障资本所有者权利的广泛适用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以制度化手段降低监督、激励成本，这是企业寻求继续发展的再动力，而公司治理结构为企业提供了这种发展可能的必要条件，同时，公司治理结构也赋予职业经理人在制度框架下更大的经营管理决策的权力。 三、影响家族企业转换经营管理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 在经营管理模式选择中，家族企业主要围绕生存和发展进行，而影响和决定企业选择的主要因素有: 目标冲突下的风险收益分析 当只有在知识、信息资源占优时，同量权力资源配置才能得到最佳利用，因此，家族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最佳选择，是将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权转移给具有知识、信息优势资源的外部人，以减少因知识、信息不足导致决策失误成本的增加。因此，知识、信息的增量就是决策效益的增量。 选择外部具有知识、信息优势的人，决策失误的成本大大降低，但外部人与家族企业目标不一致导致的成本会随之增加，代理人会因信息的不完备，有隐藏决策信息和行动动机，出现道德风险，选择要么不太努力而出现偷懒行为，要么从中谋取有利于自己而不为他人所知福利的决策。因此，目标一致的增量就是决策效益的增量。 由于目标冲突，当决策受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时，就难以判断结果是因努力程度还是因外部因素所决定。而越是涉及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策，就越具有不确定性。当代理人因信息不完备一旦跨越道德风险屏障，那么给予家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实证中，职业经理人为提高自身福利大多都是通过不断跳槽而得以实现。因此，当知识、信息的增量和目标一致的增量迭加时，其知识、信息的增量给予决策效益的增量是递增的;而目标不一致给予决策效益的增量却是递减的，并存在突变的可能。因此，决定家族企业决策效益增量的是目标一致的程度，而调校代理人目标，就必须依靠委托人监督和激励力度。 监督激励机制下的效率分析 一种假说:某区域里的百姓为抵御失犯者的侵害，自愿提供费用雇用卫队以防御和打击任何来犯之敌。因此，百姓安全福利的增量取决于卫队的有效防御和打击力度的增量。由于信息的不完备，卫队有隐藏行动的动机，仅仅依靠卫队的自律将直接导致有效防御和打击力度的增量递减。百姓提高安全福利，取决于监督的力度。但只有当百姓安全福利大于监督成本，监督才具有实际意义。 家族企业对代理人的监督，如同村民为提高安全福利自愿出钱雇用卫队模式一样，由于信息的不完备将引发代理人动机产生道德风险，使得监督始终是必要且是最大的。但是监督的意义却在于可以观察到代理人行动选择的更多信息，提高被观察到行动的概率，从而降低代理风险。但考虑监督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特别是当监督完全不可能时，基于效率需要出发，百姓必须给予卫队必要的激励，而激励的意义在于当代理人具有知识、信息优势，使得监督成本坚挺或监督不可能时，以一种激励制度安排，诱惑(强迫)代理人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以达到自我激励的目的。激励的方法有两种: (1)正面激励:当失犯者来犯时，卫队能及时有效的打击而获得激励，即奖励。当失犯者进行严重失犯时，卫队能给予更严厉的和及时有效的打击，从而获得更大的激励，即更大的奖励。 在正面激励下，百姓福利增量取决于卫队的努力程度，卫队努力程度又取决于百姓的激励增量，卫队为获得激励，总存有这样的动机，希望失犯者对百姓不断失犯，这就使得卫队对失犯者的打击力度有所保留，让失犯者有再次来犯的可能，甚至在防范措施上有意留给失犯者来犯的机会，从而增加对激励力度讨价还价的能力，使自己未来的福利得到不断改善。因此，正面激励是激发卫队隐藏行动和信息，导致打击失犯者力度有下降趋势，失犯者失犯次数有上升趋势，百姓安全福利有下降趋势。正面激励低效。 (2)负面激励:只要有失犯者来犯，就给予卫队激励，即惩罚。当失犯者进行失犯时，卫队不能及时有效的打击，将给予卫队更大的激励，即更大的惩罚。 在负面激励下，百姓福利增量取决于卫队的努力程度，卫队为免受激励，总存有这样动机，希望失犯者不对百姓失犯，以避免和减少激励而加强防范措施和加大打击力度，因而没有隐藏行动和信息的动机。因此，负面激励没有激发卫队隐藏行动和信息，使得卫队打击失犯者的力度有上升趋势，失犯者失犯次数有下降趋势，百姓安全福利有上升趋势。负面激励高效。 家族企业对代理人激励，其有效性是负面激励。但是，当代理人不断受到外部负面激励，其积极性将不断下降，又会使得负面激励低效。特别是当代理人面对任何不确定性决策，为免遭负面激励，都会采取规避风险态度，使家族企业的决策收益始终维持在低水平上。因此，负面激励成立并提高负面激励绩效的条件，就只能使外部人拥有决策收益的剩余索取权，达到目标一致的目的。 剩余索取权边际收益的控制权博弈分析 对代理人负面激励的有效条件是:代理人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选择来自于委托人的负面激励，并从自己的决策行动中获得最大收益。虽然，在理论上已证明在信息不完备下，代理人拥有剩余索取权后的行动积极性最大，但在实证中仍无法提供或以产权形式或以契约形式将各自的利益统一起来或明确各自的责、权、利、职，代理人就一定会与企业目标完全一致，从而达到监督成本投入最小，实现各自福利最大的目的。 代理人一旦或以产权或以契约形式获得剩余索取权，实质上，就是委托、代理双方围绕产权或契约，在既有的法律和市场规则制度安排下，明晰企业各项权益的划分及责任的分担，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经营管理控制组织运行机构，将日常的和突发的经营管理活动事件以尽可能的程序化制度安排，实现组织剩余最大化和有效防范代理人因信息不完备出现道德风险的目的。公司制就是采取产权为纽带的分权的法人治理结构，并根据人类的经济行为，在信息不完备下，围绕目标冲突，采取有效的监督、激励制度性安排，以达到知识、信息资源结构与同量权力资源结构配置最优的目的。 虽然，在公司治理结构下委托权最优安排应当是资本雇用劳动，因为，资本与劳动相比较资源更稀缺，信息更清晰，但对资本的贡献，劳动对资本的贡献更大(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归纳总结了劳动对资本的贡献要大于资本对资本的贡献)。特别是在具体经营管理活动事件中，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备，更是由于代理人具有知识、信息的优势而作用着资本，当监督成本坚挺或监督不可能时，使得劳动雇用资本成为可能。这种相互作用，实质上，反映的是资本与劳动在经营管理控制权上的博弈过程，其博弈结果决定了是资本还是劳动取得剩余索取权的控制权，它与事件的信息收集及监督成本有关，与产权无关。 当法人治理结构的股本高度分散时，由于存在搭便车的心理，更为取得了经营管理控制权的一方，寻求最优的自利行为提供了便捷条件。因此，无论是产权还是契约形式，委托、代理双方都会在信息不完备下出现道德风险，任何一方取得经营管理控制权，就不是计算能够获得多少鱼，而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拥有捕鱼的能力。典型的山东四砂股份公司作为上市公司，被内蒙的艾史迪公司控股后，大股东通过控制董事会将企业资产向银行抵押，获取数千万元贷款后携款外逃。因此，取得了企业经营管理控制权，就有效地降低了自身利益风险，提高了剩余索取权的边际收益能力。 法律、制度信用的经济效率分析 至此，无论是委托人还是代理人取得经营管理控制权，都不会是帕累托最优的合作博弈。因此，在产权或契约形式下，委托、代理双方的利益增量，将取决于法律、制度、规则等对合法产权和契约的保障程度。当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建立和运行以保证委托、代理双方合作博弈信用时，法律、制度、规则的强制性、完整性、有效性、及时性和经济性，应发挥其再信用的作用。其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对受到伤害的好人们给予及时有效的安抚;另一方面对失犯者给予及时有效的打击，而对准备步入的失犯者产生威慑效应。其有效性取决于好人和坏人的守法和违法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较，以及能被观察到的可能性。 就我国目前转型过程中，人们有意或无意的失犯所引发人们运用法律、制度、规则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已造成消费数量急剧增加。一般地，法律、制度、规则作为公共产品，不会因多一个人消费而增加它内在成本，但当消费数量增加到一定时，就会造成法律、制度、规则“拥挤成本”的增加。当消费者因消费成本增加到一定限额时(不同消费事件和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限额)，既当时间、精力、财力不能通过法律、制度、规则得到公正、及时、足额补偿时，好人就会规避法律、制度、规则，以其他方式保障自身利益，甚至变成坏人。目前，江苏的华西村，重庆的力帆等就以放弃资本进一步增值的可能而坚守企业的经营管理控制权，这从一个侧面给予了我们更多的思考。 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文化的融合分析 企业文化对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选择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企业需要塑造一种企业文化，一种文化规范着人们的一种行为，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原来塑造的企业文化就难以适应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就需要重新塑造一种能够适应企业发展的新的企业文化。因此，企业文化的作用具有双韧特征，一方面，能够规范人们按照约定俗成的方式去思考、协调、解决工作和生活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另一方面，当一切都成为约定俗成的习惯时，原来习惯的一切又会反过来阻碍人们新的发展和创造。 现代企业制度需要注入全新的文化理念，需要调校和改变人们一些固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原有的家族企业文化相碰撞，改变企业以往依靠亲缘处理和解决企业所出现的生产经营管理问题，用制度化的手段肢解亲情，并推动和保证企业发展。但是，在中华民族的社会价值观念中，亲缘关系始终是作为人际关系第一主体，围绕亲、疏决定对他人的态度，并且泛化到各种领域将其成为利益需要和价值标准，家族企业也不例外。 因此，以制度肢解亲情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是大逆不道的，但在现代企业制度推行中又必须是革命性的，当两种截然不一样的企业文化进行强烈碰撞时，必然是短兵相接，刀光剑影。在一个组织中，一种文化(包括表层的形式、中层的制度、深层的理念)，如果不能改变另一种文化，那就只能被其改变或同化。若要改变原有组织的形式、制度、理念，其力量对比，新的形式、制度、理念的力量必须要远远大于原有的形式、理念、制度。就两种文化在中国对人们的影响，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而现代企业文化制度仅仅是短短的一瞬。当人们一旦习惯了过去的一切，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忍受，而一旦要改变这种习惯，那就什么都无法忍受了。因此，原有形式、制度、理念占有先机的优势是绝不能仅仅依靠一种热情和愿望就轻易抹平的，特别是根植在灵魂深处的图腾。 四、结论:效率选择的理性思考 家族企业转换经营管理模式实为两难选择，它是在效率激励和效率风险之间分担的矛盾。一方面，要有效提高资本增值能力，就要适当让渡剩余索取权，甚至经营管理控制权;另一方面，适当让渡剩余索取权和经营管理控制权，又要尽一切可能防止代理人因目标冲突出现道德风险。实证中，考察代理人产生道德风险的各种可能变量因素时，亲缘关系越近可能性越小，因为，亲情最难以割裂，最可托以信任和忠诚;产权越清晰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也越小，因为资产所有者追究代理人责任的积极性最大;企业规模越大，发展趋势越好，代理人与企业目标一致的程度越高，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也越小，因为多数人面对长期而稳定的收益是规避风险的，当然，监督的作用越显得重要;法律和市场规则的保障机制程度越高，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也会越小，因为，违背法律和市场规则的惩罚成本最大。因此，就目前我们并不主张，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选择以转换关键的亲缘、地缘关系而依靠外生变量的保障机制来寻求企业的发展，其理由如下: 从家族企业经营管理模式选择的因素分析，当围绕产权或契约建立科学合理的经营管理控制组织运行机构，表面上看是为提高剩余索取权的边际收益，而最后决定企业效率的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法律、制度、规则的强制性、完整性、有效性、及时性和经济性，这是震慑和扼守博弈双方可能出现道德风险突变的最后屏障。 家族企业资本的一一对应，其交易时间和费用最省，合作效率最高，最有发言权，最能反映市场经济的本质。当交换主体双方资本明晰，则产生交易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道德风险最小;当交换主体双方资本都不明晰，则产生交易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道德风险最大;当交换主体一方资本明晰，则极易为交换资本不明晰的一方提供外生变量的条件而出现内生变量的道德风险。因此，一切模糊的不清晰的市场交易行为，都不能给予市场的最高效率。 以现代企业制度转换原有的家族企业文化，其亲缘的“拆不开、打不烂、偷不去、带不走、学不了”的企业文化精髓，仍然无法被现代企业制度所替代。现代企业制度文化与家族企业文化在同一企业共存，不但使得原有家族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的特点丧失了，而且现代企业制度文化优势也没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 因此，家族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转换，应是外部条件成熟，内部发展需要的自然而然的过程，其效率选择应与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市场的不同发育阶段相一致，任何以“催熟”方式鼓励家族企业转换现代企业制度，其结果必将影响和迟滞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企业的推行。当家族企业在转换经营管理模式过程中，任何一个代理人的道德风险事件，都将弱化家族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的信心，重新回到“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还需父子兵”的传统经营管理理念的选择上来，不利于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版 [2]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版 [3][美]乔B史蒂文斯集体选择经济学(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版 [4][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中译本)[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版 [5][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版 [6][英]马克布劳格等，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中译本)[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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