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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概括地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史，它实际主要是由两个文学运动组成的。首先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它扭转了从《诗经》到晚清文学的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方向，赋予了中国文学适应变革时代的现代化特征；另外是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它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却在许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五四”新文学的价值目标和思想选择，而转向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我们现在称之为50～70年代文学的“当代文学”，实际是此前左翼文学思潮在新的、特殊历史语境中的一个发展。它的发展方向、文学原则和政策，在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中就已经初步具备了，特别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文艺观，早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左翼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就翻译和传播到了中国。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规范了从解放区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和根本特征。值得提出的是，虽然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都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生的，但在“文学接受”的方式上，又有着显著差别：五四文学革命的眼光是全球化的，它所受的影响是多元的，因此它始终不以一种统一的理论为目标，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其发展中发挥了直接而显著的作用。左翼文学一开始就是以寻求和确立统一的文学指导思想为目标的，因而“批判”和“论争”成为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标志和特征，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明显要大于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 本文无意对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作比较，也不着眼于对左翼文学思潮进行考察性的清理。它感兴趣的，是居于左翼文学思潮核心地位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与中国现代性是什么样一种关系；思潮“传播者”的社会身份与思想认同，它又是怎样把这些因素带入当代文学中去的；当代文学核心概念中的“左翼”特征，以及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决定作用，等等。 一 “批判理论”与现代性问题 有人把50～70年代文学概括为“战歌”和“颂歌”的文学，根据在于它对“旧社会”和“旧文化”所持有的批判色彩。实际上，“批判理论”正是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思潮中的“核心理论”。“批判理论”在其特定意义上，是指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理论。它以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意识和批判潜能为起点，在整合了精神分析、存在哲学等现代思想后，扩充为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和批判。它植根于欧洲传统哲学的核心而又敏感于时代的重大问题，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论姿态。但广义的批判理论，就是德国思想家反省文明历史、批判现代社会的思想学说。席勒对恐怖政治和机械分工的美学否定，青年黑格尔对古典哲学的实践转向，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的、哲学的分析，尼采对重估一切价值的呼吁，弗洛依德对被文明压抑的人性的关注，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研究和对“技术”的敌意等，都属于批判理论的家族成员。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的主要分歧，在于它不仅选择了思想领域，而且明确坚持将阶级斗争作为推行剧烈社会革命的主要理论。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左翼文学的主要的结合点。 从晚清到辛亥革命，中国在社会体制上初步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开始了社会转型的第一次现代化飞跃。但现代化造成的贫富悬殊，激烈而严重的阶级对立，却导致了知识分子“富国强民”理想(实际就是“现代化”)的普遍幻灭。对“现代化”的失望，使左翼文学在历史关口与批判“封建传统”的五四文学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迅速汇合，从而形成了以“反现代性”为出发点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批判理论”。“反封”与“反资”并举，因此成为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一条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郭沫若曾对鲁迅进行过否定性评价，认为他是“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1]冯乃超把“五四”以后的大部分作家都划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指出：“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没有真正的革命的认识时，他们只是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代言人。那么，他们的历史的任务，不外一个忧愁的小丑。”(《艺术社会生活》)30年代，周扬在其《论＜雷雨＞和＜日出＞》中，始终紧扣反封建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政治主题，他看周萍，看出的是“他的血管里正流着他父亲的血统，他的性格里也有封建的性质”[2](P201-202)。40年代初，当毛泽东从政治家的角度批判中国文学的“现状”时，显然充分吸收了左翼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他指出：“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3](P855)50、60年代，他又将清除这些“毒草”与建（转载自中国教育文摘，请保留此标记。）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实践联系在一起。直到文革前夕，毛泽东还在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提醒人们注意“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性，号召对它们做坚决的斗争。他指责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这是因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所导致的，“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到此，左翼文学思潮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对当代文学的“规范”和渗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 穆尔认为：“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像西方先进国家那样向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的社会的总体过渡。”在这里，他把“现代性”与“西方性”作为同一个概念来看待。富永健一是从“东亚文化”的语境中来认识现代性的。他说：“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通过与本国文明完全异质的、作为外来文明的西方文明的输入，使脱离本国传统主义的精神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支持。这一动机来自对本国传统社会的极强烈的危机意识。”虽然他不认为“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性就等于西方性，却承认“现代化”的内部是存在着“科学革命(现代科学和技术)、市民革命(民主政治)、产业革命(现代产业和资本主义)”这样的“西方标准”的。[4](P112-120)但是，阿维内里警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防卫性的现代化，或者像艾森斯塔特所说的‘分裂的现代化’深表怀疑。他们对普鲁士防卫性现代化的评论表明，他们认为正是这种现代化导致了德国社会的不平衡性质，致使市场经济忐忑不安地与专制的政治制度并存在一起”，从而出现了“非欧洲社会”的那种“错层式的现代化”。[5](P23) 如果深入到当代文学的内部，会发现，左翼文学的批判理论与现代性本身确实存在着某种矛盾和紧张的关系，也可以说有某种“分裂”和“错层”的现象。比如，毛泽东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对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国家工业化)进行了非常热情的展望，然而又呼吁人们警惕“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必要时应该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五六十年代在对当代文学进行“理论规范”和评论的时候，周扬一直沿用着毛泽东这种权威性的意见。例如，他把“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工业化进程)与思想观念上的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严格地加以区分，认为社会主义文学精神上的“纯洁性”，与这种文学对物质层面的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歌颂”和“表现”，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1949～1976年间，提倡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与指责某些作家、作品并以此为突破口频繁发动政治运动的交错进行，几乎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规律”：1949年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号召广大作家用“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去表现新的时代，一年后却接连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和“肖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1953年秋，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呼吁人们“为创作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但仅过去半年，就破坏了刚刚培育的良好的创作环境，把以胡风为代表的另一批左翼作家人为地置于死地；“双百方针”的实施还只起步，暴风骤雨式的“反右运动”便接踵而来；60年代初，文艺界的“纠左”恢复了文学艺术家的创作热情，然而，“两个批示”的严厉指责又把文艺带入到文革的深渊当中。最耐人寻味的是都对“城市化”表现出羡慕与向往，“命运”却完全不同的两部作品——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我们夫妇之间》最初发表在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的副刊《人民文艺》上。进城之后，革命者“我”与出身农村的妻子对城市的态度发生了分歧，丈夫感受到都市“强烈的诱惑”，而妻子却反应木然，变得愈加“狭隘、保守、固执”。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羡慕城市生活的战士与坚持乡村朴素生活方式的“哨兵”作为“对立面”出现在人们面前，前者还成为被作品讽刺的对象。与《霓》剧受到赞扬的情形相反，《我们夫妇之间》被指责为“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是在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反映了在进城之后，“特别容易引起旧思想感情的抬头”的不良倾向。(注：参阅陈涌《也谈“生活平淡”与追求“轰轰烈烈”》，《光明日报》1951年4月7日；李定中(冯雪锋)《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1951年6月20日，第4卷第5期，《文艺报》。)从农村包围城市”被认为体现了革命斗争的高超策略，而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城市化”所展现的现代化前景却受到了猜忌和怀疑，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青岛大学最早设立的学科之一。现设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传播四个研究方向。本学科现有教师16人，其中教授9人，具有博士学位者8人。2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 人入选全国“千百万人才工程”，3人获省、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学科带头人姜振昌1999 年被遴选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同年获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 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先后10次独立获得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奖，其中一等奖3 项。已独立招收5 届博士研究生。在科研与教学上已接近全国先进水平。五年来本学科成员共承担国家社科规划课题6 项，省部级研究课题8 项，其中2006 年立项的“ 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 ”是山东省“十一五”人文社会科学唯一与文学相关的强化建设项目。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奖2 项，省部级奖12 项，其中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山东省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发表论文300 余篇，其中发表在国家权威刊物上的2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 23 部。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合作办学，共谋发展，形成了国内特色鲜明又有实力的联合体。由青岛大学和北京鲁迅博物馆共建的“ 鲁迅研究中心 ”2002 年在青岛大学正式挂牌，两家合编的大型《鲁迅研究年鉴》已经出版4 期。北京鲁迅博物馆是国家级研究机构，具有强大的学术优势、资源优势和良好的治学传统，双方的合作无论在提升科研水平和研究生培养质量上，都成效显著。目前正在积极申报博士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以史论结合、中外比照、文化整合为主要特点。在纵向上力主把近代、现代、当代三个历史阶段贯通起来，对近百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系统考察，在冯光廉教授的主持下，出版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概论》等专著；《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导 —— 近代文学研究概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另一方面在横向上打破文学史研究的封闭状况，在东西方文学的多重比较中，描述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近年来，本学科在鲁迅及中国现当代经典作家研究和现当代文学与文化传播研究等方面特色突出，发表、出版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成果，在国内具有较强的学科优势，在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经过多年的建设，青岛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目前已经形成了如下三个研究方向：1．鲁迅和经典作家研究鲁迅和经典作家共同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层内涵，没有经典就没有深度。本学科从创建以来一直把鲁迅和其他经典作家研究作为学科建设的龙头，20余年长盛不衰、逐步深化。姜振昌近五年以来围绕国家社科规划立项课题《鲁迅与中国新文学主流》写下的《<故事新编>与中国新历史小说》、《鲁迅与中国20世纪杂文》、《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深层嬗变》等一系列长篇论文，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文学评论》等国内权威学术刊物上，近期他还出版了《鲁迅与新文学的精神》、《经典作家与中国新文学》等学术专著。围绕这一方向，本学科还连续推出了冯光廉、刘增人等的专著《多维视野中的鲁迅》、张芸的《别求新声于异邦》、魏韶华的《鲁迅与克尔凯郭尔比较研究》、以及《叶圣陶传》、《王统照传》、《张承志新论》等学术专著。2．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研究本方向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是本学科新的学术生长点，旨在从媒体文化、宗教文化、域外文化三个板块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深入研究，开拓新视野，提供新方法，并且试图探索文学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的交叉、融合，为建构新的交叉型、复合型新学科探索可行的途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周海波的《现代传媒时代的文学》和《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刘增人的《中国现代期刊史论》、曾艳兵的《东方后现代》、侯传文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东方现代文学》和《东方文化通论》等学术专著，以及发表在《文学评论》和《文艺研究》上的侯传文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诗学》、徐宏力的《网络文化与审美蜕化》、刘增人的《论茅盾系列文学期刊》等学术论文。3．文献资料与文学史研究文献资料与文学史研究一直是本学科的治学基础。因为文学史研究从来离不开文献资料，而文献资料只有放在文学史上才能显示出其价值和意义，所以本研究方向始终坚持以文献资料为先导、为实证，以“史”的眼光和理论思考为轴心，二者相辅相成，使这一基础性研究既丰富又扎实。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魏韶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徐鹏绪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和《近代文学史纲》、周海波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佘小杰的《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研究》、贾丽萍的《20世纪末叶的中国小说》、李玉明的《嬗变与建构》、以及《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纲》，《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等。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一、 培养目标通过学习，使研究生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水平，具备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具有鲜明的创新意识和开放意识；最终目的是培养合格的能够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党政部门、新闻出版机构等从事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二、 学习年限三年，在职攻读硕士学位者可酌情延长一年。三、 研究方向（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二）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三）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研究（四） 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传播研究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课程分为学位课和非学位课两大类，学位课程一般以课内18学时为1学分，研究生在毕业论文答辩之前，必须修完34—38学分。四、 课程设置（一）课程设置见《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学计划》（附后）（二）必修环节（教学实践、科学研究、社会调查等）1．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1学分）研究生需阅读各种大量的中外文文献资料，写出不少于8000字的书面报告，内容由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两部分组成，在进入论文写作之前，必须进行开题报告，并由学科点组织专家组审定通过，时间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末或第四学期中期。2．学术活动（2学分）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参加8—10次与本专业有关的学术活动，要求每次都要写出不少于1000字的书面报告，经导师签字后先由自己保存，最后在申请毕业论文答辩时与其它相关材料一并上交学院研究生工作秘书。3．教学与社会实践（2学分）研究生参加教学实践的内容主要包括担任助教、助研、助管等，课内外总时数为120小时，由学院和学科点负责安排。五、 培养方式与方法（一）研究生要积极参加校、院和学科点组织的政治学习、学术活动和各项集体活动，养成良好的科学道德。（二）本专业的培养方式采用导师负责制，同时在某些重要环节由学科点导师组共同参与，体现个体与集体相结合的培养原则。（三）制订学位课程与非学位课程教学大纲，并为研究生开列专业必读书目。（四）本专业研究生必须选修一门跨一级学科研究生课程。（五）课程学习采用讲授与讨论、文本细读与论文写作相结合的方法，重视培养研究生运用所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一些相关的学术研究工作，并经常开展一些学术研讨活动，以提高研究生的学术意识。（六）为了提高科研水平，要求研究生在第一和第二学年撰写学年论文。申请学位之前，要求研究生在国内外正式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内容与本人研究方向有关的学术论文。论文作者必须是研究生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是第一作者，本人是第二作者），所有论文均须注明作者为青岛大学在校研究生。（七）学位课为考试课，非学位课为考试或考查课，以笔试、口试、撰写课程论文等形式进行考核，考试按百分制记分，考查以合格、不合格记，也可按百分制记。学位课成绩达到75分为合格，非学位课成绩达到60分为合格。（八）要求研究生在前两个学年中完成全部课程学习，修满规定所需学分。在此基础上，于第四学期初，对研究生进行中期筛选，要求必须通过以下条件：政治思想方面，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遵纪守法；道德品质方面，品行端正，尊敬师长，团结同学 ；专业能力方面，通过研究生公共外语考试，学位课考试成绩在75分以上，非学位课考试成绩在60分以上。筛选过程中，要求研究生向本专业教研室提出有关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和文献综述，得到教研室全体教师的认可，并取得合格成绩的方可进入撰写论文阶段，不合格者按研究生课程修完、肄业处理。（九）中期筛选结束后，根据开题报告的要求，安排研究生外出调查访问，写出访学报告或调查报告，由导师主持进行交流和评议。（十）教学实习安排在第四学期，要认真抓好备课、试讲、听课、评议等环节，每个研究生给本、专科学生上课不少于9课时（或在相关单位进行一定时间的毕业实习）。（十一）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课题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生本人的具体情况，由研究生导师组织有关人员和研究生本人共同制定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六、 学位论文与答辩（一）研究生从第二学年第二学期开始论文写作，时间为一至一年半。（二）在查阅文献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好开题报告。内容包括：选题意义、文献综述、研究计划及目标、主要理论难点及拟解决问题方案等，论文选题应具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须制订出具体的实施计划，经导师组研究同意，报学院学位委员会审核后实施，并报研究生处培养科备案。（三）为确保研究生按期完成高质量的学位论文，第五学期结束前要对论文进行全面检查，论文最后定稿和打印必须在第六学期中期完成。（四）论文答辩工作安排在第六学期5月底6月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