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有深度的海军历史学家，马幼垣对于北洋海军的失败有着深深的痛惜，对导致这种失败的领导者有着强烈的抨击，这和国内史学界动辄用“爱国将领”之类术语来主导历史研究，形成鲜明的反差。在中国近代海军历史研究者队伍中，有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几位重量级的学者，都是业余玩票的“票友”，他们不在历史研究的专业机构供职，却将海军史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其年轻的代表为陈悦，而年长者，非马幼垣先生莫属也。我是在2000年威海的一次北洋海军史的学术会议上初识马幼垣的。那时，他刚从夏威夷大学退休，又到香港岭南大学任教，我却不知道他的本行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更不知道他专攻的方向是《水浒》。我们兴致勃勃地聊天，听他介绍他搜集的各类西文的海军史资料。当时，我已拜读过他在1994年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法人白劳易于日本三景舰的建造》，觉得他对世界海军舰船的沿革和掌故颇为精通。2004年，我到香港参加上海世博会的推广活动，在南洋酒店的鹭鹭餐厅与他还一起吃过饭。和马幼垣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也常常收到他从海外寄来的论文。2009年，收到一本寄自台湾的精装厚书《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台北，联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是他近年海军史研究的论文汇编，兴致勃勃地捧起来阅读，厚厚的六百余页，竟一口气全读完了。最近这部书，中华书局又出了简体字版，整个版式与台版一模一样，只是分作两册，开本的上下边切得略小几毫米，没有原书大气。但一本学术著作，能在两岸都出版，还是值得庆贺，对于大陆的学人和读者来说，读一下马幼垣的大作，能加强对中国近代海军史的了解，尤其是对于中国近代海军在世界近代海军发展历史中位置的了解，都是很有益处的。马幼垣的论文，篇幅浩瀚、内容洒脱而随意。他自己说：“我写学术文章向主尽所知而为，不肯受制于长度的框限，文章即使写到六七万字，仍坚持要把话说完才收笔。”他考据入微，对于所论课题，能广泛引用史料，尤其是外文史料，这些恰是目前大陆学者所不足的地方。比如研究甲午战争时“镇远”舰上的洋员帮带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以往国内学者对此人的了解，先见于林乐知择译《中东战记本末》(上海图书集书局，1896)中辑入的“美麦吉芬游戎语录”，后有张荫麟先生1931年所译《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录》(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中英籍洋员戴乐尔(即张译所称之泰莱)对他的记叙，再从1936年出版的《海事》杂志第10卷第3期中，找到《马吉芬黄海海战述评》，但几十年来，进展不多，对马吉芬来华前的经历，几无所知。马幼垣详考了马吉芬的生平大略和性格特征，发现这位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毕业生，“性格好动，顽皮透顶，捣蛋最精”，甚至可能是“这所学院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捣蛋星君”。他学校毕业后就失业，1885年跑到中国，在李鸿章手下当差。马幼垣研究了马吉芬的侄媳妇马芬妮(Lee Mcgiffin)依据马吉芬家书编纂的传记，指出马吉芬当年在家书中讲述的关于他在北洋海军的见闻和活动，真假混合，“编起故事来，不计老本”，是个说谎大王。此公在甲午战争之后返美，发表了海战记事文章，随即被西方军事评论家争相引用，马吉芬的声誉也由此文而起，连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纂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春阳堂，1905)，也将其收入。但中方对此，毫无关注，直至1930年代，才弄出简略的提要(发表于《海事》杂志)。再往后，台湾退休海军将领郑天杰、赵梅卿在《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中(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79)，依原文翻译出来，也未得到更多大关注。1996年出版的《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7册)，所收录的马吉芬海战报告《鸭绿江外的海战》，竟然还是转译自日文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对此，马幼垣感慨地写道，百年前，日本人找马吉芬报告原文毫无困难，但对大陆学者而言，直至今日，竟仍是绝难一见之物。马幼垣为收集原始史料所下的工夫是令我钦佩的。早年，台湾著名铁路工程师凌鸿勋在《詹天佑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工程师学会，1961)中提到詹天佑曾参加过甲申中法马江之战，史料来源是“上海晋源西字报一八八四年七月初五日”，为了找到这张“上海晋源西字报”，他花了十几年的工夫，终于搞清楚其英文名为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即通常称作《晋源西报》或《上海差报》，他又托我在上海图书馆寻找此报。我拜托复旦大学历史系陈绛老师代为查检，陈老师找到原文后，因上图不让复印，竟代为抄录全文。我将抄件寄给马幼垣，他自己也通过其弟马泰来获得了该报道影印件。2004年，马幼垣写出《詹天佑曾否参加甲申中法海军马江战役问题平议》，他在文中说：“史学虽不是史料学，但治史不可说出超越材料允许的话，故资料如何配备始终是成败的关键。此文的筹备长逾四十年，原因即在此。”一个严肃学者的甘苦其实全在其中了。马幼垣治海军史的特长，更多体现在对于世界海军的广博视野和对军舰发展的了解之上。他的《北洋海军“平远”舰考释》一文，首先讨论“平远”舰仿自何种军舰。当初，船政大臣裴荫森上奏提出建造计划，史学界，包括我自己，通常均使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5册第311页的标点，为德国军舰“柯袭德士迪克”、“士飞礼”、“则唐”。我相信了《洋务运动》的标点，也用这几个舰名去查找过Conway's 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之类海军工具书，无法对上，但也没有深究，只是如法抄录。其实这里有文字和标点错误，福建师范大学林庆元先生早在1984年已经做过考证，但却未引起学界的关注。马幼垣不仅指出了林庆元的研究成果，即仿制的军舰应当为法国军舰“柯袭德”(Cocyt)、“士迪克士”(Styx)、“飞礼则唐”(Phlegeton)，还进一步考证出这三舰属于法国“黄泉”(Achron)级装甲海防炮舰及其设计特点，从而推断福建船政的造船工程师——他们是船政学堂培养的第一批学生，也是清政府派往法国学习造船的第一批留学生——的专业水准，并得出“平远”舰的设计建造所达到的技术高度，使整个军舰研究线索清晰完整。这篇论文首发于马幼垣本人主编的《岭南学报》新第2期，十六开本的杂志，洋洋洒洒，篇幅长达五十六页。读到马幼垣的大作，我对他是佩服的。而对于自己忽略了长期专研福建船政历史的林庆元的研究成果，亦是甚感懊丧。林先生数年前过世，对我研究海军史多有帮助，回想初识是在1985年秋，我和沈渭滨师同在福州出差，专程去林府拜访。林先生人极敦厚诚挚，林师母特地下厨，为我们做了炒米线，此情此景，宛若就在眼前。同类的军舰研究，还有鸦片战争期间的侵华英舰，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谋划购买的外舰，甲午战后清政府向外购舰，在这些研究中，马幼垣都列出军舰的线型图，考订出这些军舰的源流和特点，体现出对世界海军舰船沿革旷阔的专业知识。马幼垣曾和我聊起他的西文藏书，比如布拉西主编的《海军年鉴》(The Nanal A Edited by TABrassey)，从1886年到1920年代各卷，他基本收集齐全了，这很让我神往。他在《靖海澄疆》中说，Warship International，他全部看完过，对此我并不吃惊。这份国际驰名的英文海军史杂志，刊登过不少海外学者对晚清海军军舰的研究论文，更有不计其数的关于十九世纪海军技术知识的论文、照片、资料，是西方海军史研究界援用颇广的材料，而在中国，即使如一些大型专业图书馆，也未见有全套收藏的。我完全同意马幼垣的观点，“海军是高科技的兵种，写海军史不从科技角度去交代舰只就会沦落为重心失调的货色。”回想我自己开始研究近代海军史，就有幸看过1890、1895等年《海军年鉴》分卷。还在复旦图书馆研读过驻德公使许景澄编纂的《外国师船图表》。1885年，许景澄到柏林履职，发现使馆已故随员刘孚翊和美籍译员金楷理译有各国铁甲船表，认为很有价值，但内容较少，遂与金楷理合作，利用欧洲丰富的海军舰船资料，编成图表十三卷，杂说三卷，包括英、法、德、俄、奥、意、日等十九个国家一千六百多艘军舰技术参数和两百四十余幅军舰舰体图、结构图、舰队阵法图，于该年底在柏林用洋纸石印，共印一百部，绝大多数解送总理衙门，使得中国人第一次全面了解西方军舰的总体状况。次年，许景澄感到“初余辑是编，急于成书，随笔写印，献之于官”，内容和体例上尚不完善，又将全书结构重新组织，内容重新修订，吸收了各国海军的最新材料(包括一些正在建造的军舰)，并将原来附于各表后面的插图集中于一卷，编为表八卷、杂说三卷、图一卷的第二版。其图版的精密与准确性，远胜前版。1986年，我就引用了《海军年鉴》和《外国师船图表》的数据和舰图，撰写《“定远” 和“镇远”铁甲舰述略》一文，在国内海军史研究中首次公布了李鸿章谋划购买铁甲舰时，曾经打算购买的土耳其铁甲舰“柏来尔”号、“奥利恩”号的型线图，以及在德国订购“定远”“镇远”铁甲舰时，曾参考过的英舰“英弗来息白”号、德舰“萨克森”号型线图，和“定远”“镇远”的型线图。实在说来，早些年国内对于西方十九世纪军舰发展的著作少之又少，能够请教切磋的人也没有，只能靠点点滴滴的阅读、搜索，来逐渐拼凑对于西方军舰发展的认识，这和国外学者收集世界海军史所能获得的便利差距甚大。相比较而言，台湾学者条件较我们好很多。台湾师范大学王家俭教授对于近代海军史就做过许多开创性的研究，他1970年去伦敦大学做访问学者，查阅英国外交部、海军部档案和国会文书；1979年去哈佛大学进修，在哈佛社图书馆发现大批日本海军资料，这些对他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帮助极大。他的一系列论文，先结集为《中国近代海军史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后又进一步发展为专著《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台北，国立编译馆，2000)，经我向潘振平先生推荐，2008年在三联书店出版大陆简体字版，受到读者的欢迎。王家俭研究侧重文献史料，尤其是英国档案，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门，使得中国近代海军史这项与英国关系极为密切的现代化事业的研究得到双边史料的推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近我收到王家俭新出版的自传《梦影萍踪——一个农村子弟的奋斗》(台北，国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书中提到当年在英国档案局阅档的种种细节：一是原始档案年代久远，字迹模糊，且多数是手稿，不易辨识，煞费猜想；二是当时复印非常昂贵，史料又极为丰富，每天抄写眼花手酸，所录者极为有限；三是英人规定抄档只能用铅笔，大量抄录十分不便。这些情形，相信史学研究者都有同样的体验。王家俭对中西方舰船发展沿革和英国海军传统等方面用力不多，他与马幼垣的研究各有侧重，可以互相弥补。当然，治海军史，全面了解军舰的发展沿革，乃是基本功，今后学人，内外兼修，将把学术更加提升。马幼垣眼大如斗，目光如炬。言辞犀利，嬉笑怒骂，宛若学术界的“老顽童”。他把北洋海军军官称作“烂泥糊不上壁的癞蛤蟆”；他说李鸿章、丁汝昌是“大饭桶，而且还是破底的大饭桶，怎也不致冤枉他们。虚有其表的大饭桶李鸿章推举连虚有其表也称不上的超级大饭桶丁汝昌来主持北洋海军的发展，悲剧如何能够避免？”酣畅淋漓，大逞口舌之快。他的不少观点，我也有同感，但按照大陆学人的行文习惯，我却难以如此下笔。马幼垣曾说：“此集何以取名《靖海澄疆》？这是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选择。”本书台湾版用丁汝昌照片做封面，用陈绍宽(民国时代海军司令)照片做封底，马幼垣说是为了“反映两个不同时代的共同特质——领导人海军知识和统理能耐同样严重不足”。作为一个有深度的海军历史学家，马幼垣对于北洋海军的失败有着深深的痛惜，对导致这种失败的领导者有着强烈的抨击，这和国内史学界动辄用“爱国将领”之类术语来主导历史研究，形成鲜明的反差。在甲午战争和北洋海军史研究中，历来存在着简单地用政治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的倾向，这和前些年养成的僵化的观念体系有很大关系。十几年前，我因反对某些人士为“济远”管带方伯谦平反而写文章参与学术批评，就注意到，方伯谦的侄孙女为方在黄海海战中因逃跑被清政府杀头一案鸣冤，但到了国内的写作者手中，他们的翻案文本则一定要写成“弘扬民族魂，继承爱国精神”，“树立方伯谦的爱国将领形象”云云，他们的整个话语系统，早已被定型和扭曲了。作为海军史研究的“票友”，我平常写作史学论文较少，偶尔参加学术会议，总感到充斥着一堆概念形态的垃圾文章，抄一些初级史料，重复一些老生常谈，就凑成参加学术会议的“门票”，看到这类论文的遣词造句，常常不适应，不理解，但也无可奈何。直到今天，这类浅薄的文风仍在继续着重复着，和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各据半壁江山。在这种情形下，马幼垣深入细致的研究，就显得宝贵和富有学术精神。马幼垣有些观点也可进一步研讨。比如他说刘步蟾、林泰增没勇气参加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入学考试，“他们仅要求上舰实习，整套留学过程就算过得圆满，可向清廷交代了”，但他并没有拿出依据。据我所知，刘步蟾等人不入学而直接上英舰实习，是中英官方的安排，从时间上看，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是先落实了实习，而后才接洽其他人入学考试，与留学生本人胆量无关。故我期待拜读马幼垣的进一步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