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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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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鉴赏 推荐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诉诸感性的,它们总是借助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通过艺术的感染力量和美感作用影响读者。离开形象就没有文艺;离开对于形象的感受,也就没有文艺的鉴赏。文学本身的特性要求文艺鉴赏必须从作品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这是鉴赏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古代有些诗歌评论,是重视形象与感受的。它们不仅为诗歌创作总结了可贵的艺术经验,也对诗歌鉴赏的规律作了有益的探索。譬如严羽的“别材”“别趣”说,尊重诗歌本身的特点,尊重形象思维的规律,接触到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的一些核心问题,就颇有可取之处。但是也有一些诗歌评论,完全不顾诗歌的特点,脱离作品的艺术形象和形象给人的感受,根本违背了文艺批评和文艺鉴赏的规律。下边我将举出两种有代表性的评论方法,并加以简单的剖析。附会政治,是古代正统的解释诗歌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从原则、概念出发,比附历史,牵合政治,千方百计地到诗中寻找寄托、象征或影射。用这种方法读诗,无不是词隐语,微言大义,可以任意穿凿附会、深文周纳。汉儒对《诗经》的解说,便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他们主观地认为,《诗经》是为圣道王功而作的,是先王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诗大序》)。他们戴着这副有色眼镜看《诗经》,其中许多作品都被曲解了,就连一些民间的情歌也成了政治教化的宣传品。例如,《关雎》明明是一首情歌,他们却硬要说成是政治诗。申培《鲁诗故》说:“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诗人叹而伤之。”认为这首诗是讽刺康后的。后苍《齐诗传》说:“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愿得周公妃以窈窕。”薛汉《韩诗章句》说:“诗人言关雎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隐蔽于无人之处。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也。”(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则又认为是讽刺康王的。《毛诗序》曰:“后妃之德也。”则说是赞美后妃的。解释虽不相同,其牵强附会荒谬不通却是完全一样的。随着经学地位的提高,汉儒的诗论也取得了正统诗学的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人陈沆的《诗比兴笺》,就是用汉儒解释《诗经》的方法,来笺释两汉至唐代诗歌的。陈沆讲诗注意联系写作背景和诗人的生平思想,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是由于他先抱定了“比兴寄托”的观念,常常离开诗歌形象给人的感受,主观地猜测诗中的寓意,所以也有不少穿凿附会、迂腐可笑的地方。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中的《上邪》和《有所思》本是两首著名的情歌,他却硬要拉扯到政治上去。关于《上邪》,他说:“此忠臣被谗自誓之词欤!”关于《有所思》,他说:“此疑藩国之臣,不遇而去,自抒忧愤之词也。隐语假托,有难言之隐焉。”这两首诗显然都被他曲解了。清朝常州词派的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论词,重视作品的现实意义,对词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但是他编的《词选》以汉儒说诗的方法说词,有些评语也不免牵强附会窒碍难通。如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显然是写一个深居简出的孤独少妇的迟暮之感,张惠言却评曰:“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不顾全诗的艺术构思,把诗的意思一句句割裂开来,比附《离骚》,牵合韩、范,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显得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对这类作品的鉴赏,当然应该透过表面的词句揭示其中的深义。但是也必须从诗歌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如果离开形象和感受,任意往政治教化的大题目上拉扯,根本不可能理解其中的真意,更谈不到艺术的鉴赏。黄庭坚说得好: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记》)不顾诗歌特殊的艺术表现方法,拘泥于生活的细节真实,对诗歌进行纯逻辑的分析,是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评论诗歌的方法。以这种方法论诗的人,总是拿生活的细节去衡量作品,要求处处落实。一些很有情趣的诗,往往就这样被糟踏了。譬如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一首富于艺术想像的好诗。杨慎《升庵诗话》却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我看任何一个有鉴赏力的读者都不会同意杨慎这段话的。“千里”本是想像夸张之词,极言千里江南,到处是大好的春色。题目叫“江南春”,正是着眼于整个江南。若改为“十里莺啼绿映红”,既不切诗题,也失去了诗意。宋蔡绦《西清诗话》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王安石写了一首《残菊诗》,诗曰:“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折得一枝还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见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五十七所引)欧阳修读后笑道:“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于是写了两句诗嘲笑他:“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吟。”王安石闻之曰:“是岂不知《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欧九不学之过也。”欧阳修当然不会没有读过《楚辞》,他的文学鉴赏力也一定是很高的。但他对这首诗的评论,恐怕是犯了拘泥执著的毛病。菊花究竟落不落呢?史正志《菊谱后序》说:“菊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花瓣结密者不落,……花瓣扶疏者多落。”由此看来,王安石也许并没有错。退一步说,即使菊花完全不落,写诗也不妨写落英,兴之所至不一定要找出植物学的根据;读者吟咏欣赏之际也不必以科学的眼光在细节上苛求于他。古代的诗人中,写落英的何止一人?屈原、左思、苏轼、陆游,都有诗在。如果用科学的眼光一一落实,还有什么诗歌鉴赏可言呢?又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此诗虽佳而“理有不通”,“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此后,王直方《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范温《诗眼》都引了别人的诗句,证明唐代确有半夜打钟之事。《诗眼》还引《南史·文学传》,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钟、五更钟,丘仲孚读书以中宵钟鸣为限,以证明张继的诗无可指摘(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三所引)。明胡应麟更进一步说: 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诗薮》) 胡应麟的话不免有点过分,它的精神却是可取的。诗歌创作固然要符合生活的真实,但不应对生活作机械的模仿。诗人可以对生活本来的形式加以改变,以求反映生活的本质。对于抒情诗,尤其不能以细节的真实来要求它。齐白石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话揭示了艺术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也适用于诗歌创作。一般地说,诗当然不可碍于事理,有时却又允许不合事理。“白发三千丈”(李白《秋浦歌》),合理吗?但表现诗人乍对明镜看到白发时的惊讶之情,是再传神不过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合理吗?但表现对远方朋友的思念,是再真切不过的。“思牵今夜肠应直”(李贺《秋来》),合理吗?但表现那种迷离恍惚的幽思,是再恰切不过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木兰诗》)也不合理,但是合情,真实地表现了木兰准备出征时那种忙忙碌碌的气氛和焦急的心情。以上这些诗,如果仅仅用生活的细节去衡量,用逻辑的方法去推断,而不顾诗歌形象给人的艺术感受,还谈得上诗歌鉴赏吗?从形象出发,鉴赏中国古典诗歌,还应该充分考虑它们创造形象的特点。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短小的抒情诗,并没有塑造什么典型人物。因此,我们不能用分析戏剧、小说的方法,从诗里寻找典型人物形象。中国古典诗歌的形象,是借助客观物象(如山川草木等等)表现出来的主观的感情形象,我姑且称之为“意象”。鉴赏这类作品,不仅要着眼于它们所描写的客观物象,还应透过它们的外表,看到其中注入的意念和感情;注意主客观两个方面融合的程度。只有抓住诗歌的意象,以及意象所包含的旨趣,意象所体现的情调,意象的社会意义和感染作用,才能真正地鉴赏中国古典诗歌。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分析论文范文初中生必读

89 评论(14)

395238591

哈哈,我告诉你,不会有人给你写的。顶多是搜。不信你看着。
99 评论(14)

xhm1987

急求古典诗词鉴赏论文(范文仅作为参考):范文(一):古代诗歌是文学作品中文字最精练,内涵最丰富的艺术形式之一,好的古诗能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的精神修养,下面我从两个部分来谈谈如何鉴赏诗歌。 一.抓住意象,把握意境,弄清基调,分清类型。 鉴赏古诗词,首先应当明确,作者是通过什么意象来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意象,即被赋予了特定意义的事物,如杜鹃,往往代表着思乡;柳与留谐音,与留恋有关;月亮与思乡念家、思念亲人、盼望团圆有关;雁与乡愁有关,了解通过这些意象所创设的生活图景;知道作者是如何将思想感情和生活图景相融合的,从而从整体上把握诗歌的感情基调是明快高亢还是阴暗低沉,是喜悦欢愉还是凄苦悲凉,是豪迈壮观还是闲适淡雅„„最后根据诗词内容将其大致分为五类: 咏物言志诗 这类诗歌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借景物来表达自己高远的志向,一种是表达自己高洁的品质。如唐·李忱的《瀑布》“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这就是一首典型的托物言志诗。诗中描绘了冲决一切、气势磅礴的艺术形象——瀑布,作者就是借瀑布的形象,表达出自己一往无前的豪情壮怀。又如陆游的词——《卜算子·咏梅》,其中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要香如故”,也是借梅花来表达自己的高洁的品格。还有,如袁枚的《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诗人也是借苔不为环境所限依然青春焕发、乐观向上的精神和苔不为自己弱小而自暴自弃、敢于争先的品格,寄托了自己自适其乐、不甘示弱,高雅俊洁的人格精神的。 送别诗 送别诗或是叮咛对方、劝慰对方,或是表达一种依依不舍之情,或是表达别后的思念等等。如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我们知道,“折柳”原是指“折取柳枝”。相传长安东有一桥名为灞桥,汉人送客到此折柳赠别,因此后世就习惯用“折柳”来作为赠别或送别之词。本诗中的“折柳”是一首曲子,即“折柳曲”的省称)诗所描写的是:春宵人静之时,作者忽然听到一阵悠扬的笛声,仔细一听,这笛声乃“折柳曲”。作者由“折柳”想到,此时正是折柳的季节了,春天已到而自己却还漂泊在外,不禁更引起了思乡之情。诗人正是通过“折柳”(即“折柳曲”的省称,柳又与留谐音)来表达惜别怀远之意,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的。 怀古诗 这类诗主要是凭吊古代的人和事。对人,表达缅怀之情;对事,抒发昔盛今衰的感。 慨。如著名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此诗以清新秀丽的笔调,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江南春景图:树茂花美,娇莺长啼,水村山城,酒旗斜矗、庙宇楼台、烟雨凄蒙,这都是典型的江南春色。而在莺啼之前冠以“千里”更写出春色无边的气势。明人杨慎认为“千里”不合情理,妄改为“十里”,实在是不懂艺术真实的荒唐之论,而在寺前冠以“四百八十”,字样,更突出了江南寺庙之多。这种描写还有一种暗示作用,南朝的寺庙虽然留下来了,但是南朝政权不是早已化为乌有了么,它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也许正是它太崇奉佛,建的寺庙太多了的缘故吧。细玩结尾一句,从“多少”二字还是能体会到诗人的感慨的,意思是当年建造寺院者是何等显赫,而今又在何处?诗人面对江南的春光,自然会有今昔盛衰之感。 战争诗和思乡诗 一般来说,战争诗中除了有一些表现英勇作战,保家卫国这样壮阔主题的少数诗词外,大多表现对战争的厌恶,或是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前者如“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后者如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闺怨诗和羁旅诗 这类诗大多与妇女有关,有的是通过写对出门在外的丈夫的思念,表达女子的离愁别绪,忧郁伤感,如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有的是写妇女对在前线丈夫的思念,表达对战争的厌恶,如辛弃疾的《鹧鸪天》:“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栏干不自由。” 二. 赏析语言,辨明风格,分清抒情,理出手法。 我们知道,不同的作家,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清新壮丽,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空灵和“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含蓄等等。正是这些体现了作家卓尔不群的风格,如李白的飘逸豪放,杜甫的沉郁顿挫,白居易的通俗平易,杜牧的清新俊拔,李贺的奇谲险怪,李商隐的精工绮丽„„读唐诗就要分清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社会政治不同导致的诗风的巨变,同时还要注意田园诗和边塞诗的差别;读宋词就要弄清柳永和苏轼在词的发展中的地位,知道辛弃疾是一位文武全才、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不能驰骋疆场、因而词作中充满着悲愤之气的爱国志士;要知道李清照的词分为前后两期,还要知道婉约派和豪放派的区别。 不同诗作风格迥异,那么作者是用什么方式来抒发情感的呢?其实很简单,抒情方式主要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种。像“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的就是直接抒情;类似“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就是间接抒情。间接抒情还包括借景抒情和寓情于景等。 这些只是我个人对古代诗歌鉴赏的一些浅见,毕竟中国古代诗歌博大精深,还需要我们好好学习和深刻挖掘。范文(二):涉江采芙蓉  (无名氏)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作以终老!  初看起来,似乎无须多加解说,即可明白它的旨意,乃在表现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诗中的“还顾望旧乡,第路漫浩浩”,不正把游子对“旧乡”的望而难归之思,抒写得极为凄惋么?那么,开篇之“涉江采芙蓉”者,也当是离乡游子无疑了。不过,游子之求宦京师,是在洛阳一带,又怎么可能去“涉”南方之“江”采摘芙蓉?而且按江南民歌所常用的谐音双关手法,“芙蓉”(荷花)往往以暗关着“夫容”,明是女子思夫口吻,岂可径指其为“游子”?连主人公的身分都在两可之间,可见此诗并不单纯。我们不妨先从女子口吻,体味一下它的妙处。  夏秋之交,正是荷花盛开的美好季节。在风和日丽中,荡一叶小舟,穿行在“莲叶何田田”、“莲花过人头”的湖泽之上,开始一年一度的采莲活动,可是江南农家女子的乐事!采莲之际,摘几枝红莹可爱的莲花,归去送给各自的心上人,难说就不是妻子、姑娘们真挚情意的表露。何况在湖岸泽畔,还有着数不清的兰、蕙芳草,一并摘置袖中、插上发际、幽香袭人,岂不更教人心醉?--这就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两句吟叹,所展示的如画之境。倘若倾耳细听,你想必还能听到湖面上、“兰泽”间传来的阵阵戏谑、欢笑之声哩!  但这美好欢乐的情景,刹那间被充斥于诗行间的叹息之声改变了。镜头迅速摇近,你才发现,这叹息来自一位怅立船头的女子。与众多姑娘的嬉笑打诨不同,她却注视着手中的芙蓉默然无语。此刻,“芙蓉”在她眼中幻出了一张亲切微笑的面容--他就是这位女子苦苦思念的丈夫。“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长长的吁叹,点明了这女子全部忧思之所由来:当姑娘们竞采摘着荷花,声言要将最好的一朵送给“心上”人时,女主人公思念的丈夫,却正远在天涯!她徒然采摘了美好的“芙蓉”,此刻能遗送给谁呢?人们总以为,倘要表现人物的寂寞、凄凉,最好是将他(她)放在孤身独处的清秋,因为那最能烘托人物的凄清心境。但你是否想到,有时将人物置于美好、欢乐的采莲背景上,抒写女主人公独自思夫的忧伤,正具有以“乐”衬“哀”的强烈效果。  接着两句空间突然转换,出现在画面上的,似乎已不是拈花沉思的女主人公,而是那身在“远道”的丈夫了:“还顾望归乡,长路漫浩浩。”仿佛是心灵感应似的,正当女主人公独自思夫的时候,她远方的丈夫,此刻也正带着无限忧愁,回望着妻子所在的故乡。他望见了故乡的山水、望见了那在江对岸湖泽中采莲的妻子了么?显然没有。此刻展现在他眼间的,无非是漫漫无尽的”长路“,和那阻山隔水的浩浩烟云!许多读者以为,这两句写的是还望“旧乡’的实境,从而产生了诗之主人公离乡游子的错觉。实际上,这两句的“视点”仍在江南,表现的依然是那位采莲女子的痛苦思情。不过在写法上,采用了“从对面曲揣彼意,言亦必望乡而叹长途”(张玉谷《古诗赏析》)的“悬想”方式,从面造出了“诗从对面飞来”的绝妙虚境。  这种“从对面曲揣彼意”的表现方式,与《诗经》“卷耳”、“陟岵”的主人公,在悬想中显现丈夫骑马登山望乡,父母在云际呼唤儿子的幻境,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诗中的境界应该不是空间的转换和女主人公的隐去,而是画面的分隔和同时显现:一边是痛苦的妻子,正手拈芙蓉、仰望远天,身后的密密荷叶、红丽荷花,衬着她飘拂的衣裙,显得那么孤独而凄清;一边则是云烟缥缈的远空,隐隐约约摇晃着返身回望丈夫的身影,那一闪而隐的面容,竟那般愁苦!两者之间,则是层叠的山峦和浩荡的江河。双方都茫然相望,当然谁也看不见对方。正是在这样的静寂中,天地间幽幽响起了一声凄伤的浩叹:“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这浩叹无疑发自女主人公心胸,但因为是在“对面”悬想的境界中发出,你所感受到的,就不是一个声音:它仿佛来自万里相隔的天南地北,是一对同心离居的夫妇那痛苦叹息的交鸣!这就是诗之结句所传达的意韵。当你读到这结句时,你是否感觉到:此诗抒写的思无之情虽然那样“单纯”,但由于采取了如此婉曲的表现方式,便如山泉之曲折奔流,最后终于汇成了飞凌山岩之急瀑,震荡起撼人心魄的巨声  上文已经说到,此诗的主人公应该是位女子,全诗所抒写的,乃是故乡妻子思念丈夫的深切忧伤。但倘若把此诗的作者,也认定是这女子,那就错了。马茂元先生说得好:“文人诗与民歌不同,其中思妇词也出于游的虚拟。”因此,《涉江采芙蓉》最终仍是游子思乡之作,只是在表现游子的苦闷、忧伤时,采用了“思妇调”的“虚拟”方式:“在穷愁潦倒的客愁中,通过自身的感受,设想到家室的离思,因而把一性质的苦闷,从两种不同角度表现出来”(马茂元《论〈古诗十九首〉》)。从这一点看,《涉江采芙蓉》为表现游子思乡的苦闷,不仅虚拟了全篇的“思妇”之词,而且在虚拟中又借思妇口吻,“悬想”出游子“还顾望旧乡”的情景。这样的诗情抒写,就不只是“婉曲”,简直是奇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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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xikongqi

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醉花阴 李清照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渔家傲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凉州词 王瀚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三)诗句中改变词性也是常见的。例如:杜甫《漫兴》"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第一句中的"糁"字原是名词,即米饭粒,可是在这里却作动词"抛撒"解。这两句的意思是:米饭粒似的杨花,抛撒在路上,像铺上了一层白毡;小小的荷叶,点在溪面上,象叠起的青钱。还有名词当作形容词的,如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曙"和"春"字都是名词,可是在这里"曙"用来成了形容"云霞","春"用来形容"梅柳"。这两句的意思是:云霞和太阳一同从海上升起,像曙光一样;梅柳在江南(渡江),早已着上春色。还有动词作形容词用,形容词作动词用,动词作副词用的,这里不一一例举了。所以读诗词更讲究"咬文嚼字",咬出文外之义,嚼出字外之意。各种版本的注释也不尽一致,还要靠读者自己多琢磨。三 第三个难点是弄通古语、典故。用古语、典故状物、写景、伤时、感事、酬谊、抒情,是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的传统和特点。读一首诗或词,若不把其中的古语、典故等原委弄明白,就不能理解全诗(词)的含义,更谈不上领略其意境和艺术构思。例如李白《送贺宾客归越》: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 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这是诗人为他的好友贺知章还乡时写的一首送别诗。贺知章在朝庭官居太子宾客,故称贺宾客;贺是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属越地,故云归越。镜湖就是绍兴的鉴湖;贺知章自称"四明狂客",故曰:"狂客归舟逸兴多"。诗的后两句用了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故事。王羲之喜爱白鹅,山阴有一道士,请他写《黄庭经》(道教经典之一),以所养的一群白鹅为报酬。贺知章也是书法家,工草隶,亦是山阴人。诗中以王羲之比贺知章,说《黄庭经》换白鹅的故事,又将在山阴发生了。现在有的学书法的同志,把这首诗写成条幅送人。若是送给离退休好友,没问题;若是送给在职的就不适合了,因为贺知章是向朝庭请渡为道士而还乡的。若是对方也爱好书法,很相称;否则就显得勉强了。 白居易遭权贵所忌,被贬谪为江州司马,赴任途中唱和他的好朋友元稹《放言五首》,写了一组政治抒情诗,亦名《放言五首》。组诗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诸问题,纵抒己见,每一首中都引用典故或古代警语名句,宣泄不满和劝导朋友。文化大革命中的"九一三"之后,社会上曾传抄其三: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诗除了以"试玉"、"辨材"作比喻,表示受诬陷的人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自会澄清事实,辨明真伪外,还举了两个历史故事。一个是周公佐成王,当时曾有人怀疑他有篡权的野心,但历史证明他对成王一片赤诚;一个是西汉末年王莽"爵位愈尊,节操愈谦",但历史证明,他的谦恭是假,代汉篡权才是他的真面目。读者若不弄清这两个典故,就很难理解这诗所包涵的深刻哲理。《放言》其二: 世途倚伏都无定,尘网牵缠卒未休。 福祸回还车转毂,荣枯反复手藏钩。 龟灵未免刳肠患,马失应无折足忧。 不信君看奕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 第一句的"倚伏"二字,系引自《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是这一警语名句的简化,意思同现在我们常说的坏事可以变好事、好事可以变坏事差不多。第二句的"尘网"是把现实世界看作束缚人的罗网的意思。陶潜《归田园居》:"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第四句中的"手藏钩",是古代一种将钩藏在手中叫别人猜的游戏。第五句中的"龟灵"是占龟卜卦虽然灵验的意思;"刳肠"即开膛剖肚之患。第六句中的"马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典故的简称。读者如果不把这些词的原委和含义弄明白,就很难理解这首诗所反映的祸福观,以及诗人遭受打击之后的政治上不服输的精神。 有一点古籍基础的人,对诗中的古语、典故比较好理解些,但也不能对所有这些一看就明白,因此读诗词时就要好好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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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琴淇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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