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天大可1058
古希腊文明的源头要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200年之间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由于不能抵挡来自北方异族的入侵而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突然陨灭，在此后漫长的四个世纪(从公元前1150年到公元前750年)里，古希腊始终都没有恢复到迈锡尼文明的高峰，史学家因而称这段时间为“古希腊黑暗时代”。由于没有什么其它文字的记录，后人对那个时代的了解大多是从荷马史诗中获得的。 和其它古老文明没有太多区别的是，“古希腊黑暗时代”在政治制度上也是王权统治。王权是建立在神权基础之上的，虽然古希腊社会中存在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这样的机构，但在职能上它们仍只是附属的，不足以对王权形成约束，甚至间接地成为王权的支持者，它显然不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到了公元前750年左右，古希腊地区出现了许多我们今天称之为城邦 (the polis，or city state) 的政治结合体，城邦的形成可能与爱琴海沿岸多山，彼此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由于为了解决社会内部矛盾和土地稀缺而形成的“分裂繁殖” 和自由殖民有关。虽然诸多城邦的发展各具特色，但雅典在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基本上能作为大多数城邦的代表(斯巴达当然是一个例外)。 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的雅典，王权已经基本上由少数贵族所取代，由四百人贵族院选出的九个行政执行官实际上掌握和操纵着国王的行政、军事和宗教权力。这种贵族统治不可避免地造成大多数社会地位地下的农民生活窘迫。为了解决日益尖锐的社会阶级冲突，行政执行官梭伦在公元前六世纪初开始推行比较温和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农民的债务和赋予他们一些重要的政治权利，公民大会也有权审议和修改由贵族院起草的法律，并能听审和监督行政执行官。不幸的是，梭伦改革并没有完全让富人和穷人都满意，改革政策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公元前560年，社会矛盾重重的雅典贵族政权终于被僭主(tyrant)所推翻。僭主起初得到了大多数穷人和新兴商人阶层的热烈支持，但是随着偕主的日益残暴，雅典的贵族们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夺回政权，并在贵族克利斯提尼的领导下进行了有效的改革，贵族的权力被削弱，由抽签产生的五百人议事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并制定法律，到公元前500年前后，雅典城邦建立起人类社会第一个民主的政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古希腊没有受到周边强大帝国的侵略，经历了一段相对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发展时期，这其中又以居住在小亚细亚和阿提卡半岛的伊奥利亚 (Ionia)诸城邦最为繁荣，雅典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城市。到了公元前六世纪，伊奥利亚诸城邦虽然臣服于吕底亚(Lydia)王国，但诸城邦除了要向吕底亚交纳贡赋之外，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张，人口和文化的交流也很频繁。公元前547年，强大的波斯帝国征服了吕底亚，臣服于吕底亚的伊奥利亚诸希腊城邦也就跟着遭了殃，它们的海上贸易遭受巨大冲击，经济状况日趋恶化，对于波斯的统治和波斯任命的僭主们的不满也因此而逐步加深，终于在公元前499年爆发了反抗波斯统治的伊奥利亚起义，那些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建立起民主政权，并寻求雅典的支持。不幸的是，波斯王大流士 (Darius) 率军在公元前494年击败伊奥利亚起义军，摧毁伊奥利亚希腊人的首都米利都(Miletus)。 叛乱虽然平息了，但大流士深知雅典和西部希腊其它城邦仍然是潜在的威胁。于是在公元前490年，波斯军跨越爱琴海，大举进犯雅典及其它周边希腊城邦。雅典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就发生在这个时候。雅典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极大地壮大了雅典的军事力量，打破了波斯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十年之后的公元前480年，波斯军在薛西斯(Xerxes)的率领下从海陆两路再度大举进犯希腊。温泉关(Thermopylai)战役和阿提密西安(Artemision)海战之后，波斯军继续进攻，攻陷阿提卡，雅典全民撤离雅典城，雅典城随后被毁。此后，希腊诸城邦以雅典海军为主力，在著名的萨拉米(Salamis) 海战中大获全胜，波斯海军全面撤退回小亚细亚。公元前479年，希腊军队又在布拉的(Plataia)战役中击退波斯重装步兵，希腊本土从而全境解放。这就是西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中所记录的希波战争。雅典由于在这场保卫希腊的战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和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而与斯巴达一起成为希腊的领袖。 雅典人民受到希波战争胜利的极大鼓舞，在剩下的整个公元前五世纪里面，雅典人“比任何国家，无论其大小，在同样长的一段时间里所尝试过的以及所取得的成就都要多，都要广泛。” 在伯里克理斯(Pericles) 执政时期(公元前461-429年)，雅典继续推行民主，由选举产生的十将军取代了由抽签产生的行政执行官，公民大会对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都要讨论和通过。为了使雅典最穷的公民都能参与政府活动，伯里克理斯提出付给由抽签产生的陪审员成员和公民大会成员薪金的措施，并解释说：“我们的政治制度被称为民主是因为政府掌握在大多数人，而非少数人手中。雅典人不允许由于私人事务的繁忙而妨碍他们对于城市公共事务的关注。我们认为不关注公共生活的人是毫无用处的，而别的国家则认为这样的人只是安静罢了。我们之所以当面仔细地争论并参与决定所有公共政策，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这样，政策多半会失败。” 有一点需要注意，雅典的民主并不是普遍的。一方面，从雅典内部来看，雅典的大多数居民，包括妇女、奴隶和外邦人，都不是雅典公民，因此他们不能参与雅典民主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希波战争结束以后，雅典因为害怕波斯的再次侵犯而和爱琴海沿岸的其它一些城邦一起建立了一个防御性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同盟建立初期，各城邦之间可能是拥有平等权利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典为了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不愿意看到同盟的逐步解体，反而更希望成为一个对其它城邦具有统治权利的雅典帝国。雅典经常帮助镇压别的城邦发生的贵族叛乱，并强行推行民主制，实际上，雅典已经成为一个践踏希腊自由的暴政的城市。但伯里克理斯却这样解释道：“我们[雅典] 是为了捍卫盟国的安全。。。我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赋予盟国免于恐惧的自由。一句话，我们的城市就是整个希腊的典范。” 顾准将这段政治演变总结为“城邦自治与民族统一的矛盾”。 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及其同盟势力的急剧膨胀最终导致了雅典和斯巴达所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头这样写到：“我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 真实原因在于雅典势力的膨胀，致使斯巴达产生警惕，从而战争不可避免。” 战争爆发于公元前431年，斯巴达企图依靠它强大的陆军包围并摧毁雅典，而雅典则依靠它的海上优势获取补给，并不断袭击斯巴达沿岸地区。战争第二年，雅典突发瘟疫，三分之一的雅典居民由此丧生，这恐怕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雅典不仅国力大伤，而且失去了最受人尊敬也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伯里克理斯。从此以后，雅典领导层内部的矛盾造成一系列决策上的失误，不仅错失了停战的契机，而且盲目出兵西西里而大败。最后，雅典海军在公元前404年被斯巴达击溃，战争以雅典的失败和雅典帝国的崩溃而告终。修昔底德这样总结说：“一个帝国不可能靠民主制度来运作。”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以后，斯巴达支持雅典贵族建立寡头政体，对雅典施行异常血腥的暴政。热爱自由的雅典人不能忍受这样的统治，很快就以革命的方式重新建立起民主的政权。但不幸的是，长期战乱造成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无政府状态导致了希腊境内全面的经济、社会和道德危机。那些没有参加战争的无业者成为极权主义者强有力的社会基础，他们要求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有钱人则更加激烈地反对多数人的民主统治，社会矛盾变得异常尖锐。雅典的战败也使得其它希腊城邦对民主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它们认为雅典的一切错误都是由于民主所造成的。可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政治发展的转折点，因为从此以后，希腊诸城邦大多都由民主制转向寡头政治。同时，随着斯巴达势力的日渐消弱，希腊出现了群雄争霸的局面，城邦内部政治动荡不断，外部的战乱也时常发生。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当时希腊的大多数知识精英们，当然包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已经对民主丧失了信心，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带给希腊持久和平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的政治制度。 雅典从领导希腊获得希波战争的胜利，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彻底失败，一个辉煌的世纪就这样结束了。到公元前四世纪，雅典仍然是希腊的思想和文化的中心，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为首的知识精英们对民主的反思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其间，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王统一了希腊诸城邦，一直到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人最终征服希腊。 
【论文摘要】：作为现代民主理论的渊源之一，古希腊的民主制度给人类社会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古希腊民主制度，尤以雅典为代表，在选举、行政、审判等制度上都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其不足之处。在解读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时，我们要用辩证的态度去对待其优与劣 【论文关键词】：雅典; 民主; 局限 一、古希腊民主制度概观 古希腊文中有demokratia一词，其demo 意即人民，skratia是统治或权威之意，demokratia就是人民的统治，即 "民主"。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诸多城邦都发生了伟大的政治转型--民主化改革，其中以雅典最为突出，"它的民主发展是希腊城邦政治发展的典型，它的民主制度是希腊民主制度的突出典型"[1]，其所描绘的政治景象对现代民主派有着其经久不衰的吸引力。 （一） 公民大会 雅典实行直接民主制。所谓直接民主制度，就是指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公民们享有直接参与城邦治理的权利，而不是通过选举代表，组成议会或者代表大会（即代议制）的形式来治理国家。"公民大会"是直接民主的体现，雅典的全体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月举行二至四次，解决城邦的一切重大事件，包括选举和评审政府官员，修改法律、解决财政收支、决定宣战和媾和、缔结和解除盟约、审查中审法庭的讼事等等。每个公民在大会中都有选举权，且公民大会用抽签的方式选举出五百人议事会、陪审员和一般行政人员。伯里克利说："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任何提拔，当任公职，这就对他优点的赏赐，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2]"。 （二） 行政制度 五百人议事会是雅典的最高行政机关，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它负责对内处理国家日常事务，如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和主持大会等，对外则有权代表国家委派使节。议事会选出议长委员会五十人，分成十个组，每组五人，每组轮流主持日常政务35～36天。所以，在议事会的一年任期内，每个议事会成员都有一次成为主持政务的五议长之一。 根据亚里士多德介绍，一般城邦所设行政官员包括，将军或统帅、市场监理、城市监护、公共水源管理、乡区监护、司库、登记民间契约或法庭判决的"注册司"，以及执行法庭判决刑罚的"执罚员"及"典狱官"等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页）。这些行政官员都是义务职，不支薪金，任期不一，全都由公民大会或者其他相应机构直接选出。全部行政官员并不是在统一的行政首脑领导下形成"政府"，而是各自独立对公民大会或者其相应机构直接负责。 每个部落由公民投票选出一位将军，统率本部落的军队，并组成"十将军委员会"，在战时则统帅军队对外作战。"十将军委员会"其实是掌握最高政权的行政权力机关，它掌握着一切外交和财政事务。 （三） 审判制度 雅典城邦设立了十个陪审法庭，作为最高的司法机关，审理重大诉讼案件。陪审法庭总共有6000名成员，平均每个陪审法庭有500人，其余1000人作为后备。陪审员由通过抽签方式选出，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均有权成为陪审员。陪审法庭除审理重大诉讼案件之外，还有权受理普通公民的申诉。对所受理案件采用开庭审理方式，经过原、被告的申辩之后，由陪审员投票，得票多者即为胜诉。 贝壳流放制是克里斯提尼改革中最富有特色的一种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滥用权力，危害国家利益，侵犯公民权利的人而设置的。每个春季，召开一次非常公民大会，先用口头表决方式提出是否有人危害了公民的自由，必须被放逐的。如果有就召开第二次公民大会，每个人都在陶片或者贝壳上写上他认为应被放逐人的名字。凡被大多数投票判决有罪的人，就要被放逐十年，期满之后方可返回雅典。 二、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局限 毋庸置疑，在古希腊，雅典的政府、政治以及政治生活，极大地优越于大多数人生活于其中的无以计数的非民主政制，尤其它的直接民主制更成为现代民主理论的四大渊源之一，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被蒙蔽，也要透过其令人瞩目的成就，来辩证的对待它的局限性。 （一） 公民资格的排他性 "从当代民主的视野来看，希腊民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局限性，那就是，公民资格具有高度的排他性 [3]"。当时古希腊的公民，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是特指城邦内一小部分成年男性。妇女不是公民，奴隶不是公民，边远地区的居民也不是公民，长期居住在雅典的外邦移民同样也没有公民的身份。举雅典为例，全部居民约为30万，18岁以上的成年男性公民约3～4万，其中30岁以上享有充分政治权力的公民只有区区2万人左右。 不仅如此，在古希腊，享有民主权利只是同一城邦内具有资格的公民，而对于外邦成员民主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古希腊的民主只是邦内民主，而对于全体希腊人来说，民主并不存在。 公民资格的排他性，在城邦中的公民与居民之间以及各城邦之间都形成了坚深的思想界限。在城邦内部，公民与居民之间的鸿沟，使人感到国家"不再是全民的国家，而是自由公民的国家[4]"，而且自由公民是否能够完全代表全体居民的意志成为与现代代议制民主相类似的问题。 在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排他性，导致了各城邦的相对封闭，甚至是不断的武力侵犯、冲突，这就使古希腊的统一成为不可能，从而也就不可能以强有力的"希腊"来抵抗波斯人的侵略，而只能是以某种松散而微弱的方式联合起来，由此也就注定了古希腊逃不过被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征服的命运。（二） 直接民主制本身的限制 雅典城邦政治活动极其频繁，公民大会每月举行二至四次，参加的大会的公民要每月两次前往奥林匹斯山，这就造成在具有公民资格的人中，贫穷的以及居住在远离城邦的公民事实上行使不了公民权。其他如议事会及陪审法庭的活动等等就更多，如此频繁的政治活动是普通公民在经济上和时间上都无法承受的。第一，雅典的官员早期是无薪制，虽然后来有了一定的津贴，但是类似将军之职仍然是无薪的，这样贫穷的公民为生活所迫，不敢问津。第二，公民大会频繁的会议，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要求农民放弃农活，手工业者放弃生产，然而为了生计部分公民会选择放弃，尤其是远离城邦的公民在时间上更是难以行通。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雅典的士兵都是公民军，都是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充任，战时是军队，平时则是民兵，在战争爆发时，无论是邻邦的内战还是波希战争之类的外敌入侵，这部分人都无法参与公民大会。据统计，"经常能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只占公民总数的１／５左右。[5] （三） 政制中存在的问题 直接民主制对于公民的价值造成"政治肥大" 直接民主制需要公民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公共政治之中，公民为了更可靠实现自身的自由和权利也不愿放弃参与公共政治的机会，政治成为了对公民来说最有价值的事务。以至于公民大都宁愿牺牲私人空间，荒废经济事务等也要参与到民主政治中来，造成了社会生活各种功能的深度失衡，萨托利称之为"政治肥大"。所以可以这样说，古希腊的民主是及其奢侈的，它是以牺牲公民的生活和其他社会价值为代价的。 庞大的行政机构的潜在矛盾 雅典的民主主要依靠庞大的行政机构来维持。议事会的500人以及陪审法庭的6000名成员，其总数约占雅典当时充分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1/3，还有其他官吏、士兵等等，构成了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已经是相当庞大的行政机构，其运行所需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都非常巨大，而"政治肥大"却又压缩了经济发展的空间，更加地违背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发展规律，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隐患。 公民素质低造成裁判的不科学性 公民大会、议事会、陪审法庭的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他们对于所需要裁判的问题并没有专业的知识和技巧，也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意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多数公民的投票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这也就给反动煽动者创造了煽起人们的非理性激情的机会，并可能导致破坏性的后果。例如，公元前406年六位雅典将军费公民大会宣判死刑，原因是作为远征军的统帅，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必须为许多雅典士兵的伤亡负责。一些恶意分子煽动民众的情绪，违反了数条正当审判必要的程序而将六位将军宣判死刑，他们甚至没有为自己申辩的机会。 不仅如此，古希腊的民主制度还存在政权更替频繁、执政官任期太短造成的执政经验不足，工作缺少连续性与积极性，以及选举中存在的极大偶然性等等局限，文章不详细阐述。 三、小结 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民主制度，从梭伦改革开始，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时确立，伯里克利时代发展到顶峰，最后因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而结束。古希腊民主虽然只存了很短时间，同时其制度设计也是相当的简单而粗糙，且带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但是，它却是人类实践民主和追求自由理想的开始，是后代人追求民主、自由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源泉，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璀璨明珠。 参考文献 [1] 丛日云 西方政治文化传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P [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1500年前的世界[M] 吴象婴， 梁赤民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P [3] [美]罗伯特·A·达尔 民主及其批评者 曹海军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P [4] 丛日云 西方政治文化传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P [5] 王楷模 现代政治概论[M]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