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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思想及其学派[J]文史哲，1957，(5)孔子政治上的保守立场和哲学上的唯心主义[N]北京日报，1961-07-怎样分析孔子的哲学思想[J]教学与研究论孔子的中庸思想[J]学术月刊，1962，(9)论孔子中庸及其变革思想的实质[J]学术月刊，1963，(11)孔子哲学思想分析[J]中华文史论丛，1979，(1)关于孔子的几个问题[J]中华文史论丛，1979，(1)五千年前的和谐理念——孔子思想研究 这是我个人想的。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前段时间看到题为“我心目中的孔子”的征文，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孔子是个可爱可敬的人，我很喜欢他。 现代很少有人了解孔子，如果谁敢鼓起勇气去大街上做个调查，你心目中的孔子是什么样的？估计十有八九的人会骂你神经病，不正常。也许有人会茫然地说，孔子，我好像听说过，但我不认识他。 难怪外国人很多都认为孔子是韩国人，孔子遗风也在韩国。中国人也习惯了把自己的传统文化拱手送人。 在这里还想纠正一点，就是所有五四以来的"打倒孔家店"，以及鲁迅骂过的孔子，都不是针对孔子本人，针对的是孔子学说中被统治者歪曲、利用的封建礼教。 我反正一直喜欢的是孔子。觉得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英雄。相比老子的高深莫测，庄子的漂渺遁世，只有勇于入世、至情至性、在黑暗的世界里坚持为理想而奋争的孔子最为可亲可敬。 通过《论语》、《史记》的记载，可以看到一个真实鲜活的孔子，看到他的豁达、风趣、积极、率性、无私，看到一个真性情的不朽的孔子。 孔子的豁达 孔子出身贫贱，身份卑微，算是社会的最底层。《史记》记载：鲁国的季氏举办宴会，孔子与一些士人前去参加，被一个叫阳虎的人大骂“季氏款待士人，你没有资格来”，于是“孔子由是退”。 “孔子由是退”这一句话很妙，孔子当时年少气盛，受此污辱，却并未争辩、气恼，只是默然退出。少年孔子已经初露大度从容的儒家风范。 孔子后来立志恢复周礼，规范人们的沦理道德行为准则，但四处碰壁，甚至几处险境，但都能达观地对待。 孔子在郑国和弟子们失散了。子贡去找孔子，这时有个郑国人对子贡说：“东门那里站着一个人，一副疲惫倒霉的样子，真像个丧家之犬。”子贡把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乐了，说：“嘿嘿，说得真对啊，我就像个丧家之犬啊。” 孔子的幽默 孔子是个充满幽默细胞的人，他的一言一行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幽默达观的风范。 孔子周游列国时，由于误会，曾被匡人围攻追打，五天后孔子才和颜回重逢，可谓生离死别，孔子一见到他就惊喜地说，“哎呀，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颜回也回敬说，“老师还活着，我怎么敢死呢”。 孔子曾经说“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实这句话并没有对女性的恶意的歧视，只是孔子与弟子之间的戏谑之言，我们不知道孔子受了什么刺激发此感概，但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确实惟妙惟肖地概括了女子部分的心理特征，让人哭笑不得。 《史记》上还记载了孔子的一件让人忍俊不禁的事。阳货当时是位权臣，孔子看不惯他。但阳货去见孔子并给孔子送了礼。孔子虽然讨厌他，却认为“来而不住非礼也”，于是他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决定在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访他，这样既避免了和阳货见面，又做到了有礼。谁知道，孔子很倒霉地就在路上碰见了阳货。阳货于是居高临下地批叛了孔子的学说，孔子也乐呵呵地敷衍附合，并未争辩，懒得对牛弹琴。孔子大度友善的形象跃然纸上。 他在论语第一篇里就说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们不了解我我不生气，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有谁能真正做到？你的苦心没有人了解，你的满腹经纶没有人看到，你能做到不愠吗？ 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老庄是无为而无不为，孔子却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一生都在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而奋争，在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社会里，他四处飘游，向人们宣扬“仁义”、“爱人”、“以德治国”，他明知不可行，却拚却一生的心血，飞蛾扑火，直落得贫老落魄，仍痴心不改，其精诚之至，足以让逃避现实、独善其身、浑浑噩噩的人汗颜。 孔子和子路曾在路上迷路，向两位种田的人打听，得知是孔子后，其中一位耕者说道，“天下的坏东西像滔滔洪水一样多，你管得过来吗？还不如像我们一样过隐世的生活。”孔子失望又绝决地说道：“正因为天下无道，我才出来，如果天下太平了，我也会过隐世的生活。” 孔子不愧为万世知识分子“敢为天下先”的楷模，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强烈的责任感让人唏嘘不已。 倔强的孔子也有多次绝望的时候，他曾愤闷悲哀地感叹：“我的主张行不通了，我将乘桴浮于海了！”“我衰老得多么厉害啊！好久好久没有梦到周公了。”“凤凰不来了，黄河也没有图出现，我这一生也快完了吧！” 我们仿佛可以听到一个理想主义者无奈的呐喊。 孔子的随性自然 孔子曾坦言自己喜欢富贵的生活，但是要以平常心对待，不能强求，更不能通过不义的手段来达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而即使是清贫的生活，孔子也会乐在其中，生活得有滋有味，“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还说可以通过任何正当的途径追求富贵的生活，他甚至愿意去做赶马车的营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孔子在齐国闻《韶》乐，一下子痴然入迷，浑然忘我，身心处于一种最宁静最舒适的境界，竟达到“三月不知肉味”的程度，其纯真的赤子之心可见一斑。这也是孔子一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写照。 敢爱敢恨的孔子平日的孔子平易近人，随和达观，知错就改，但孔子也是敢爱敢恨的人，也有气极败坏的时候。因为他说过“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这句话闪着多少人性的光辉啊，因为只有仁者才不惧怕恶的方面，才敢能向恶的一方挑战。他曾大骂兴起陪葬风俗的人会断子绝孙，对白天屡次睡觉的弟子也恨铁不成钢地骂道：“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 而孔子心爱的学生颜回死了，孔子大恸，哭得肝肠寸断，“天丧予！天丧予！” 有一次孔子家的马厩失火，孔子慌急地问有没有伤人，而不过问马伤了没有。孔子是个充满人情味的人。 这就是孔子，穿越几千年的时光河流，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生的风尘仆仆，出身卑贱，尔后自强不息，背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鸿志，学而不厌；开中国私学教育之先河，诲人不倦；为了万民苍生的福祉，向各统治者宣扬“仁义”、“礼乐”、“德治教化”；整理编纂六经文献……他就这样不停地走啊走，给我们留下了万世的文化，也造就了泱泱中华“文明礼仪之邦”的盛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