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kongbai
哎，我也是理工的啊，怎么做嘛 
医改方案之后很多不合格、不正规、不上进的企业就被杀死，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它们可能的死法：一、挂靠挂死死因：挂靠的个代可能有违法乱纪、假冒伪劣、偷漏税收、违犯GSP等行为，会被国家执法机关处罚或者责令关闭死。 十大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政府对于市场具有宏观调控能力，政府为了市场经济这艘大船能够安全行驶，对于干扰依法行商大环境的违规企业、个人向来都是坚决取缔，尤其是中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指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大方向，干扰和谐的任何组织、个人行为都将依法制止。这是宏观上压缩违规商业的生存空间。 近年国家对医药流通行业违法违规事件加大了处罚力度，且执法还将进一步变严格。企图苟且偷安或者蒙混过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随着行业集中度的大幅度提升，以及对医药市场利好的医改方案出台，生产企业为了健康的渠道发展，它们将逐渐淘汰不能为企业带来质的飞跃的违规型商业伙伴，同时行业资源逐渐被垄断至大型商业公司，违规商业所能获取的资源也将越来越少。这是微观上压缩违规商业的生存空间。 近闻武汉市有15家医药公司在短期内相继倒闭，基本上是个代挂靠性质的。这个群体性事件是对这一死法最好的注解。二、倒票倒死 死因：倒卖税票，国家不容、生产企业深恶痛绝。被国家查处和企业不供货死。 倒票是中国医药市场的独有名词，这种行为的生存空间在于一方面有大量从事处方药推广的企业或个人需要大量的发票，另一方面广大第三、第四终端或二三级城市的中小商业之间进行大量的无票生意，于是有进销税项的差额，这就导致了有人有额度开发票、有人有发票的需求。 宏观上国家在完善税务体制，同时也在大力改革医药流通体制，政府大力引导企业在主渠道进行流通，对于一些有名的药品集贸市场坚决予以打击。近闻闻某地某著名医药商业公司因倒票被税务部门处以巨额罚款。去年底《中国医药报》发表了一篇一位地方药监局领导关于导票行为的查处方法的文章。说明国家机关已经关注到这一现象。据闻国家税务总局也早已知悉此事，查处只是迟早的事情。 微观上生产企业一律依法按照一货一发票的规则销售，尤其是品牌企业的产品更加重视发票的规范性，同时它们还重视产品在渠道上的流通价格，由于从事倒票业务的医药商业由于其下游客户不要税票，它可以把多出来的发票卖给其它需要发票的商业或者个代，于是就可把产品价格体系降低到低于自己的购进价。对于产品的流通价格体系有较大损伤，上游企业将逐渐减少对这类商业的发货数量，压缩其倒票规模，也即压缩其利润源泉，甚至取消不和其做生意。 在这两种力量将导致以导票为赢利手段的医药流通企业必死无疑。 三、招标拖死： 死因：两票三票被拖款死、中标把价格到底没有了利润枯死、中标低价，厂家不生产无利产品，最后商业被饿死。 招标体制的实施让很多药品的价格体系崩溃，生产企业尤其是生产处方药的企业为了招标疲于奔命，要么忙着调整产品线，要么忙着变更剂型或包装。然而生产企业的数量在这种体制下逐渐减少，流通在市场上的药品逐渐减少。这就导致商业的上游合作伙伴越来越少，产品越来越少，尤其是一些品牌药选择性地挑选合作商业伙伴，势必导致部分商业生意规模越来越小，毛利额越来越低，部分商业最终将被饿死。 还有把价格压倒底，顺加定价，流通企业也就可图无利可图，不死都难。四、配送耗死： 死因：配送低毛利产品、批量小、竞争激烈、物流成本油费、人工、路桥费等成本居高不下，被耗死。 前两年笔者走访一些中大型商业，他们都会说：“我的配送费1个点不到。”可是在通胀经济大环境下，成本不断增加，配送费预算1个点已经不能满足下游网络客户的需求，2个点配送费已经快成为行规了。而对于中小型商业而言，由于批量略少，要达到大型流通公司的配送服务水平，那么相对配送成本就更高。在药品价格被国家政策宏观刻意打压的市场环境下，商业的毛利率并不乐观，部分商业的毛利也许只有3个点左右，这可能还不够配送费，这类企业最终将被配送耗死。 很多大型医药流通企业的物流这块业务一直都是亏损状态。不解决规模问题、不解决第三方物流问题，不解决降低物流成本问题，这将耗死很多医药商业企业。五、品种压死 死因：大而全、众多品种、没特色的产品群，占用仓储、人工、管理、检验费、运输费、最后那个都不上量不赚钱，被库存和数量多压死。 长尾理论告诉大家可能每一个小产品
从“看病贵”谈医改 前段时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言论。对此，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前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蔡仁华在论坛上指出，医疗卫生改革的成与败应该全面地看待：全社会医疗卫生事业成效显著，但卫生总费用的结构却失衡得严重。从卫生投入的总量看，卫生总费用占GDP的百分比是逐年增加的，然而在1980年，卫生总费用143亿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9％，社会卫生支出占0％，个人卫生支出仅为2％；到了2003年，政府预算只占2％，社会卫生占3％，个人支出上升到了5％。百姓“看病贵”的问题显而易见。 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辜胜阻在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也提到，要将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和实施作为基本医疗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把有效控制医疗费用作为解决“看病贵”的首要任务。要完善基本药物目录，因地制宜地在不同地区、针对不同群体制定适宜的基本药物目录。要规范药物采购机制，引入市场化手段，强化集中采购优势，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加强外部监督，实现权力平衡制约，保证药物质量，降低药物采购成本。这一制度的实施有效地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使基本医疗逐步回归公益，让城乡居民切实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实惠。目前，有数据显示，零差率销售后的基本药物价格平均水平下降30%左右。可见，健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动了新医改向“深水区”迈进。 不过，万事开头难。新的制度在具体实施中也必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卫生部执行不力，使得药品监管工作断断续续地进行，难以达到实质性的效果；基本药物价格的采购方式不合理、基本医疗保障药品报销目录尚不齐全等。另外，由于医疗机构水平质量参差不齐，使得很多小病都推到省级的大医院治疗，增加了患者看病的花费。医务工作者的素质也有待提高，有些医生专开药贵，却成效甚微，还有些医生总开一些不能报销的药，使得患者看不起病，更有甚者以各种理由拒收患者……这些现象都制约着“看病贵”问题的解决。不得不承认，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尚且如此棘手，整个医改工作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然而，只要我们明确医疗改革的任务，并且持之以恒按部就班地完成，医疗改革大业终能稳健推进。那么如何保证医疗改革的各方面合理、稳健推进呢？对此，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要将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和实施作为基本医疗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把有效控制医疗费用作为解决“看病贵”的首要任务。只有规范药物采购机制，强化集中采购优势，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加强外部监督，实现权力平衡制约，才能保证药物质量，降低药物采购成本，为老百姓解决买药治病的困难。 其次，要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体系建设，把县级医院为龙头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构建作为“强基层”的工作重点。要充分发挥县级医院在县域服务和培训中的作用，强化乡镇卫生院医疗卫生服务的枢纽作用，并支持村卫生室的基础卫生服务，将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集中到村镇一级解决，实现服务网络的分散化分工，通过提高到基层医院的就诊量，弥补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的收入损失。 再次，政府要建立起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保障基层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真正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在“回归公益”和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新医改背景下，加大政府补贴是建立合理补偿分担机制的首要选择。还应该继续加快完善以全科医师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并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