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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最主要部分， 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遇 到的困难以及带给城市的问题两个层面。 问题出现的原因为城市体制弊端， 少数民族自身人力资本缺乏以及城乡、 民族之间文化冲突与文化不适应。 应当正确认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 要构建预警机制、寻求消减对策， 强化其对 城市的适应与认同。 关键词: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遭遇问题; 引发问题; 文化不适应 改革开放以来， 少数民族开始走出家门进入城 市， 成为城市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增长十分迅速， 目前在许多城市中甚至已经超过 当地少数民族户籍人口”[ 1 ]107。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 一个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与汉族迥异 的特殊群体[ 2 ]。 学界虽有学者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 但却没有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进行专 门界定。 本文尝试就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 内涵、组成部分与主要内容、问题出现的原因等进行 论述， 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要探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 必须首先 明确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概念。 有研究者将城 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称为城市流动少数民族， 指的 是非当地城市户籍， 但在城市从事各种工作和活动 的少数民族， 并将其与城市世居少数民族、城市新进 少数民族一起纳入城市少数民族的范围[ 1 ]100。据此， 只要是从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乡村、牧区或城镇 流向城市而非乡村、牧区及小城镇的少数民族人口 都属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范畴。 这种界定方 式偏重户籍和流入地。 还有研究者从文化层面理解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我们不只是把这些被调查 的民族 (指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笔者注) 看作 是人口较少的群体， 而且把他们看作是拥有和城市 汉族居民不同的传统文化、也拥有与城市其他迁移 者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群体”[ 3 ]40。 民族文化携带者的 身份成为区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 普通流动人口的重要标准。 在借鉴上述成果的基础 上， 笔者认为，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指从农 村、牧区、城镇流入城市且不改变户籍的、作为民族 文化携带者存在的少数民族人口。 基于某一具体城 市而言通常是指流入人口， 不包括流出人口。 当然，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还应该包括流入地不是城市的那 部分人口， 但以流入城市者为主体。 由于城市是少数民族人口的最主要流入地， 少 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更多地指向流入城市的少数民 族人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自身的民族性、宗教 性、文化性等特点， 与之有关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 题更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美国社会学家R·E ·帕克 (R o be r t E zra P a rk ) 论文网 对迁移产生的影响的认识则比 较全面，“人口从国内的某一区域迁移到另一个区域 —— 例如当前黑人向北方移居—— 也会引起动荡。 从移居者自己的观点来看， 这种移居可以具有解放 的性质， 使他们获得接触新的经济和文化的机会， 但是， 对于他们所离开的和正在移入的社区， 这种运动 丝毫不差地都同样是一种扰乱。同时， 这种迁移败坏 了移居者的本身， 尤其对青年一代更是如此”[ 
为认真落实流动人口的管理，促进流动人口计生管理与服务工作迈向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一村社区采取三项措施保障流动人口的权益，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一是提升流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知识。加强流管人员利用业余时间主动、积极学习，强化业务水平和专业素养，并定期组织学习计划生育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自身素质，强化业务知识。二是强化宣传倡导，营造和谐氛围。社区常态化开展“关爱流动人口”宣传活动，通过宣传政策法规、避孕节育、生殖健康等知识，加强流动人口依法守法和自我保健意识。通过人口信息平台，加强与流动人员的户籍地或流入地计生部门联系，及时了解流动人口的婚育、避孕措施、流动地址和身份证号码等信息。三是坚持以人为本，落实流动人口均等化管理。对于流入已婚育龄妇女建立药具台账，定期进行随访服务，并上门发放计生用品，切实让流动人口享受到社区的关心和关怀。
人口迁移、流动是指人口在空间的移动。人口迁移、流动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流动的加剧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它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由于人口迁移对人口分布的宏观格局影响很大，同时人口省际迁移是平衡地区生产力布局的重要途径，对几十年来我国的工业、城镇布局、区域开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受到特别的注意。 １９８６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首次在１６个省的７４个城镇进行了人口迁移抽样调查，这次调查涉及２５５３８户共计１００２６７人，代表了４３５０万城市居民。但由于调查仅局限在城市区域，而且给定的暂时性迁移范围不够完整，使得已在城镇生活超过一年的暂时性迁移者被划为永久性迁移者，从而低估了暂时性迁移人口总数。继这次人口迁移抽样调查后不久，１９８７年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１％人口抽样调查，其中包括了关于人口迁移的项目，取得了比较有代表性的、较为系统的人口迁移数据。１９９０年进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与前三次人口普查相比的一个重大改进也是首次在人口普查的调查表上增列了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间的迁移人口，并记录了迁移发生的９种原因。这三次调查，尤其是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为我们深入认识我国人口迁移特点、发展趋势及对社会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验证已有的分析结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有力的论据。 一、近年我国人口迁移的原因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的人口迁移和流动由于受到严格控制而处于抑制状态，人口的意愿性迁移一直很低，虽然在５０－７０年代也曾有过大量的人口迁移活动，但均为行政调动为主的迁移，如５０年代政府有组织地移民支援边疆省份，６０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及他们在７０年代末的大量返城等。８０年代是我国人口迁移特征纷繁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封闭、半封闭的人口分布局面，人口迁移与流动日益增多，计划迁移的比重不断下降。 据１９８７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我国１９８２－１９８７年跨市镇县的迁移人数为每年平均仅有３６３万，而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的推算结果，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间已增加到年均１０５３万人。流动人口的增长也很迅速。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阳５大城市为例，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流动人口总量由２５０万人上升到５３６万人，增长１１４％。 人口迁移流动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８０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迁移与流动剧增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宏观角度讲：（１）首先是改革为人口迁移、流动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农村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农业内部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使农村释放出大量富裕劳动力；各种限制人口迁移、流动政策的放宽、松动，使人口迁移、流动具有了客观可能，自发迁移大量增加。（２）经济发展是人口迁移流动加速的动力，由于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速度快慢不一，水平各异，致使各地区人均收入差异较大。这种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其较大的利益差别，使经济较发达地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产生了吸引力。（３）在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现在正值升学、就业、结婚年龄，是迁移的高峰年龄段。 从微观角度讲，务工经商的经济型动因是促成省际迁移最直接的影响因素。 我们将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所列出的迁移原因划分为经济型和非经济型两类。经济型迁移包括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务工经商；非经济型迁移包括婚姻迁入、随迁家属、投亲靠友、学习培训和退休退职。在一个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结构中，仅有一些伴随社会生活而产生的迁移流动如婚姻迁移等，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走向开放，与经济活动有关的人口迁移与流动迅速增长，在总迁移中所占比重将不断提高。我国近年来人口迁移原因构成的变化正反映出这一趋势。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我国省际人口迁移中经济型迁移人口占４２．９９％，非经济型迁移人口比重为５７．０１％。经济型迁移比重比８０年代前期（１９８２－１９８７年）的３３．９０％上升了９．０９个百分点，其中属务工经商的达８５６万人，占２５．０９％，比８０年代前期上升了１７．７个百分点，务工经商已从８０年代前期的第６位迁移原因跃居为首位，地位十分突出（见表１）。除务工经商外，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还有婚姻迁入、学习培训。而８０年代前期引起人口迁移的前３位原因分别是工作调动、随迁家属、婚姻迁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