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童
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我们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促进经济增长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由政策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也面临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多方面挑战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并利用有利时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巩固经济发展的好势头 
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中国零售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随着外资的大举进入，零售业发展表现为规模迅速提升、新旧业态并存发展、市场集中度和零售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但是，中国零售业仍然存在规模偏小、快速膨胀式扩张等问题。今后，中国零售业的发展趋势体现为走规模化经营道路、新型零售业态进一步发展等。关键词：对外开放特点问题发展趋势中国零售业发展现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流通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中国零售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到2003年，批发零售业商品零售额达到37693亿元，比1991年增长5倍，年平均增长15%；到2003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5842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5倍。在行业规模迅速提升的同时，中国零售业的业态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单一的百货商店为主导的业态结构，发展为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仓储商店、专业商店并存的多元化业态结构。自2004年12月11日开始，我国零售业市场全面开放，这也使得外资零售企业大量进入我国，这直接影响着中国零售企业积极引进、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治理方法和经营理念，使中国零售业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具体看来，中国零售业的特点表现为：零售业规模迅速提升200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5842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5倍。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29777亿元，年均增长17%；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16065亿元，增长13%。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37693亿元，增长15%；餐饮业零售额6066亿元，增长123%；其他行业零售额2083亿元，增长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部分商品的零售额增长十分迅猛，成为零售市场上的一些亮点。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销售额中，汽车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5%，通信器材类增长9%，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3%，家具类增长2%。从零售百强企业来看，商品销售额和商品销售的平均规模快速增长。与2001年的相比，2002年百强零售企业的商品销售总额增长6%，商品零售额增长8%，零售增长速度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3%。2002年零售企业百强平均每家企业商品销售总额为95元人民币，零售额为13亿元，比2001年分别高53亿元和1亿元。新旧业态并存发展对外开放以前，中国零售市场长期保持着百货商店一统天下的单一格局，百货商店的市场份额达到60%以上。对外开放以来，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和零售市场竞争的加剧，大型综合超市、超级市场、便利店、专业店、专卖店、家居中心、仓储商店等新型零售业态得到快速发展，成为中国零售业规模扩大的主要动力。在2003年零售企业百强中，以超级市场、专业商店等新型零售业态为主的零售企业已占47%，其商品销售总额同比增长2%，比以百货店业态为主的零售企业的增速高4％。尽管受到新型零售业态的巨大冲击，百货商店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了一个调整和转型期，并继续保持着中国零售市场的主要业态地位。百货店将原有的中低档商品和五金家电等商品会分流出去，专注做精品化、品牌化、高毛利、低周转的百货，体现百货公司的层次感、时尚感，引领时尚变化的潮流。百货零售企业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仍在稳步增加，其发展的绝对速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在2003年中国零售百强企业中，百货类企业仍占53%，百货商店仍然是中国零售业的重要力量。市场集中度提高对外开放以来，中国零售百强企业迅速成长，市场份额逐步向优势企业集中。2001年，零售百强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06%，2002年提高了87个百分点，达到93%。2003年中国零售百强企业实现销售额达8亿元，比2002年提高2%，占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比2002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2002年排名前十位零售企业商品销售总额占零售企业百强商品销售总额的比重为8%，比2001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零售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不仅发挥了稳定市场的作用，还将带来工业、商业、消费者三者关系的调整。零售业现代化水平提高近年来，中国零售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除了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零售业态发展较快外，更重要的是先进流通经营与治理技术得到快速推广。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推广先进流通经营与治理技术，发展现代流通，大中型商场90%以上都建立了销售时点治理系统，50％以上大中型商场应用了条形码技术，一大批零售企业建立了治理信息系统，积极应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和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治理水平，降低了流通费用。一批现代化水平较高的零售企业应运而生。外资大举进入据统计，从1992年开始，截至2003年9月，全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约30亿美元，批准设立外资商业企业264家，分店2200多个，分布在国内20多个省市，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世界前50名大型零售商大多数已在中国占领了一席之地，知名的零售业巨头如美国的沃尔玛、法国的家乐福、德国的麦德龙、日本的伊藤洋华堂等，已经逐步在我国形成了一定的网络规模。1998年，外资零售企业的零售额占全国零售总额的比重大约为5%，2000年增长至3%左右。
建国六十年区域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区域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区域协调发展阶段。本文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各阶段的经验与不足，并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未来取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新中国六十年；区域经济；区域协调发展 建国六十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协调发展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时期，重新审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取得的经验，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回顾 (一)区域均衡发展阶段(1949～1978年)。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生产关系决定论”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在资源配置上与资本主义有质的区别。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的区域经济不能实现平衡发展，社会主义则不然，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仅要追求平衡，而且可以实现均衡发展。同时，新中国成立之初，内地与沿海在经济上差距巨大，作为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工业在我国分布极不平衡，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了全国工业的70％，除武汉、重庆等少数城市外，内地的工业极为薄弱，内陆边疆地区更是接近空白状态。如，西部地区的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2％，占全国面积45％的西北及内蒙古地区，其工业产值只有全国的3％。为扭转这种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发展态势，我国实施了向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倾斜的优惠政策，区域经济开始走上了均衡发展的道路。 这一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三大特点。(1)指导思想上，要求每个区域都有完整的工业和经济体系。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垂直的行政关系高度强化，地区间横向联系十分微弱，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少，每个区内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如，国家“一五”计划要求，利用和改建老工业基地，新建华北、西北、华中等新工业基地；“二五”时期，要求7个协作工业区分别建立大型工业骨干企业和经济中心，以形成若干个具有较完整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三五”时期，中央提出在内地建立体系完善、技术先进的后方战略基地，一、二线各省区要分别建立小型的国防工业基地。(2)产业结构方面，以工业为主，农业和商业处于次要地位。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五”时期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基本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二五”时期，建立了若干具有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三线建设”时期，以工业为主体，优先发展重工业，使三线地区基本上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为促进我国工业布局的整体均衡打下基础。(3)增长方式上粗放。当时，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区域经济发展靠的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依靠高投入，在内地建立一批技术较为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并一定程度的改善了交通条件，为内地的开发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这一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地理区划大致可分为沿海、内陆及三线建设，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为注重均衡发展和国防安全。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注重计划经济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大跃进时期的平衡发展，三线建设的大规模西推。通过这一阶段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历史上形成的工业倚重于沿海的不合理格局，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增强了广大内地的物质技术基础，为其后续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也在客观上缩小了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差距。但由于注重政治、国防意义，极少考虑经济效益和企业未来发展的问题，致使许多大型企业的建立在宏观布局、微观选址和综合配置能力等方面均出现了严重失误，国家向内地的大量投资没有取得应有的效益和相应的回报，经济运行效益低，且呈恶化的趋势。1953～1980年，我国国营工业固定资产总值增长了20倍，流动资金增长了18倍，但总产值仅增长2倍。每百元资金在工业方面实现的利润，1966年为5元，1976年只有3元。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一五”时期为35元，“三五”时期为26元，“四五”时期仅为16元。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一五”时期为7％，“四五”时期仅为4％。全民所有制工业的资金利税率，由“一五”时期的4％下降到“四五”时期的7％。同时，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凸显，原本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也因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而使经济发展速度变慢。 (二)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1978—200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也开始作相应调整。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 建国六十年土地改革的演变历程 发布时间：2009-6-5 13:15:00 来源：网易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七亿多农村人口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建国六十年来，土地经营权经历了分、合、分、合的“两分两合”的演变，见证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变迁的全过程。 一、建国初期的第一次“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长年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但却面临着一个千疮百孔的乱摊子。占全国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迫切需要进行土地改革获得土地，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在新解放区开始分批进行土地改革，到1952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摧毁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很快。通过土地改革．新政权获得了农民的高度信任，使他们成为其稳定的社会基础。这次土改在发展农业、发展国民经济和稳定社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新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二、五十年代末的第一次“合”，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极大地改善了农业基本建设条件。 为了解决个体农业分散经营，资金缺乏，不能兴办较大规模的农用水利建设，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现状，从1953年到1957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土地集体经营的的探索，将农民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人民公社，随后党中央领导农民开展了一场持久的以全面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为目标的群众战争。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用了十五六年时间，完成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力发展支农工业、电业、农业科学技术，使中国农业生产状况发生了历史的改变，这为改革开放后农业和农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改造进程过急过猛，强调集中生产，忽视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和家庭经营的重要作用，又不允许农民经商，这就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都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文革后，使得潜在于中国农村的各种改革端倪“暗流涌动”，改变当时那种低效窝工的集体经济模式已迫在眉睫。 三、1978年的第二次“分”，农民长期拥有了土地经营权，为农民架起了由“脱贫”到“致富”的桥梁。 30年前小岗村18户农民的“生死契约”掀起了全国农村的土地改革，家庭承包制的“集体统一所有、农民家庭分散经营”是中国大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重大创新，其短期的重大作用已经被事实证明。粮食生产连续增长，1982-1984年，连跨7000亿斤、8000亿斤两个台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半壁江山，离土不离乡的亿万农民成为乡镇企业的主力军，1978年到1984年，农民的人均收入连续6年大幅增长，大部分地区解决了吃不饱和脱贫的问题，同时还蕴育了无数的万元户和农民企业家，农民在第一次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来民营企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经营管理人才。但自1985年之后，由于各项改革难以深入推进，造成了国内粮价持续低迷7年之久，粮食变成了农民“吃不了、存不下、卖不掉”的老大难问题，农村的土地成了农民致富的负担。 四、2008年的第二次“合”，农民将土地经营权以流转的形式交由合作社，掀开了新农村建设的新篇章。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系统回顾总结了我国30年来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决定》对群众首创精神给予肯定。土地流转，不仅使农民实现了既省心又增收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实现农业生产的全面升级，掀开了新农村建设的新篇章。这种经营权的适度的“合”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是新形势下催生的所有权归集体，经营权归合作社，收益权归个人的新农村土地经营的“三权分离”模式。这一次“合”是科学发展观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具体体现，实现了土地经营由个体经营向规模经营、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达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当然这轮土地改革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配套的政策和法律需要我们去规范，维护农民的利益始终是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土地改革任重道远。
论我国的经济发展的方式和途径 摘要：经济，发展，方式，途径 ，中国 一、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战略的基本涵义 经济发展方针，是指由政党和国家规定的一定历史时期内，指导经济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基本要求。它是经济路线的贯彻落实，是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对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关键性的指导策略、指导原则和指导方针有时战略和方针也可以连在一起使用，称其为战略方针。方针与路线、政策相联结，战略和策略相对应。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恢复性发展、创业性发展、模仿性发展、曲折性发展、快速发展和又好又快发展这样一个长期、艰难和顺序的发展过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充分体现着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战略的重要作用，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战略，指导、调整和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方针和战略正确，经济就顺利、健康发展，方针和战略错误，经济发展就遭受损失、停滞或走弯路。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战略必须符合基本国情，必须顺应民意，必须与时俱进。同时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战略还必须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可操作性和简洁性。 二、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和重大战略的理解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反映，是对我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把握。 就世界历史来说，在各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初期技术水平低，主要依靠资源投入来提高产量。当工业化进入一定阶段、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明显受到资源供给约束时，就必然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一种客观规律。所以，在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本质上蕴涵了人与自然对立的理念。近代欧洲，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革命的推进、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追求经济增长的观念日益凸显。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和公众认同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发展离不开人对自然的统治和奴役。有工业主义精神之父之称的圣西门曾明确指出，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把人力作用于物”。由此，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判断社会的进步主要依据经济指标的量度，它意味着向自然界索取的多少，机器转动次数的多少，烟囱冒烟有多长，产品的利润有多高。这种单一的、片面的增长方式，直接导致了大规模投资、大规模生产和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利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贫富悬殊、社会不稳定、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严重后果开始逐渐显现。而平民教育、社会福利、医疗保健、环境改善、社会公平等进步因素，则被当作经济增长的代价而牺牲掉了。显然，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长远看来不利于人类自身文明的进步和生存条件的改善，需要引起检讨和反思。 我国经济发展也如世界工业化国家一样，经历了一个对经济发展规律从自然遵循到自觉遵循的长期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国策、方针指导下，蕴藏在人民群众和产业结构中的巨大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在百废待兴，几乎走上崩溃边缘，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的基础上，刚刚复苏的中国经济，必然强调快发展大发展，必然强调国民生产总值。正是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伴行，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突飞猛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发展状况也有了很大改观，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有效改善，社会公平得到有效保障和体现。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但是，与此同时，还存在着问题的另一方面，我国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特点具有明显的先天脆弱性；人口数量压力巨大，活动频繁，规模庞大；资源和生存空间相对紧张；人均淡水、耕地、森林、草地资源和重要的矿产资源不到世界平均的一半。此外，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主要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继续增加，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在继续，并逐渐向农村蔓延。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一些企业或单位片面追求GDP数量的增长，只注重经济效益，极力推行掠夺性消耗自然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从总体上看，以往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增加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加之我国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产业结构层次都比较低，经济体制不合理，导致地区间低水平重复建设等原因，造成经济增长投入大、消耗高、效益差，对环境污染加剧。据统计，我国单位生产总值综合能耗，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8倍，美国的3倍，日本的3倍，工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5%因此，这样的快速增长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越大，我们必须转变发展方式 这些情况表明，传统的以消耗能源和污染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能再仅仅靠GDP数量的增长，而应当纳入到社会这一大系统中去统筹兼顾，要有更为全面、更为辩证的要求，要更深刻、更自觉地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反映了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标志着我们党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走向深化、理智和清醒。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对经济发展指导原则的新发展新跨越。 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已经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作用，特别是强调了从粗放式经济向集约式经济的转变，为此，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要求。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新的世纪经济运行特点的认识的深化，十七大提出经济发展方式的理念。这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发展，新跨越。现代发展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经济增长指的是GDP或人均GDP的增加，强调的是更多的产出，是量的增加。经济发展不仅仅包括更多的产出和量的增加，更注重质的提高，是质和量的统一，包括经济增长、结构改善、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的改善等等。经济发展方式是指经济发展的方法、路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把粗放式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式经济增长；把盲目地单纯追求GDP量的扩张转变到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上来；把见物不见人的陈旧理念转变到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切实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新的发展理念上来。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辨证的联系。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就谈不上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对我国来说，一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要积极地扩大经济总量，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如就业问题、贫困问题、城乡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等等都难以解决；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会落空；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难以充分体现。但同时，另一方面，我们所要实现的增长速度是在显著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讲求效益前提下的增长速度，是扎实的没有水分的速度，是有过硬的发展后劲的速度。就是说，我们要实现的是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我们要走的是一条既有较高发展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 从转变发展方式这个意义上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精神总体是一致的，都要求从粗放型经济发展向集约型经济发展转化。但是，具体来说二者还是有递进性、发展性的区别的。首先，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经济增长的内容，但不是简单的等同于经济增长概念。发展是积极的推动，更强调经济发展对社会的正向作用和影响，而经济增长方式更多地强调数字的量度，它对社会既可以产生正向作用又可以产生负向作用。所以，经济发展方式的表述较之经济增长方式的表述，正向作用更清晰更准确。其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较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角度更高、范围更广，更注重经济质量意识，更注重经济发展的安全度与和谐度。最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注重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内涵，更全面更直接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体现了发展的偶合性、关联性、价值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为此，我们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质上就是要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积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合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的发展。是保持合理适度的人口增长；维护社会秩序，为人民提供安全、公平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身体和文化素质；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体现在改善民生上，这样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具体内容。这样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发展，新跨越。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是对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全景式覆盖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战略也有很多，比如，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方针性指导作用的主要有；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扩大内需、环境保护、耕地保护、引进来走出去等等，在这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成为我国经济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和战略。是因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相对经济全局而言的，是关乎整体经济发展大局的，对各项具体工作方针起指导作用的总方针，所以是重要方针。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向的，关乎我国经济大局长远和未来走向的，对各项经济方针政策起统领作用的总战略，所以称为重要战略。同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又体现在各项具体经济发展任务之中。 其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的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能充分发挥的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的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高效合理配置的道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更为注重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通过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其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城乡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与城市相比，农村发展相对滞后；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因此，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就需要坚持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坚持不懈地实施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在继续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扎扎实实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在鼓励东部地区率先现代化的同时，促进中部崛起、西部开发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其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进一步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以及水、电、气等公共设施的投入。从提高居民的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加快城市化步伐，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着手提高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要努力调整投资消费关系，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不断拓宽消费领域和改善消费环境。 其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结构调整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在向工业化中后期转型的阶段，科学发展需要各部门、各个产业的协调发展，产生整体效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调整增长要素的投入比例，降低一般的资金、资源、人力的投入，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的因素实现增长。而经济发展从整体上不仅需要调整要素投入比例，还需要农业、工业与第三产业之间协调发展；工业内部的冶金、石化、机械、电子等行业的协调发展；制造业中传统加工业与精细加工、高新技术产业的协调发展，以便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其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通过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科学发展需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加强生态建设。要从一次性和单一性利用资源转向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资源，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转向以环境优化增长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明显不足。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警戒线。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矿产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进口依赖程度已经超过40%。而在降低单位产值的能耗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与此同时，我国在减少污染物排放方面任务十分艰巨，因污染物高排放引起的重大环境事件，危及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所以，节能减排不仅是节省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问题，更关系到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等科学发展的全局。 三、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的理解 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只是一个提法变化的问题，而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问题，是破解世界性难题问题。根据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在推进经济发展时，我们强调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在推进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里，在经历了快速增长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后，历史性的必然要求推进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战略的提出，为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和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使我们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备，意义更为重大和深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更丰富更艰难的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有计划的快速推进。 首先，要更新发展理念，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前提，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要摈弃片面追求GDP产出而不计资源环境成本投入、只重视物质财富积累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只考虑当代人不顾及后代人的发展理念，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 其次，要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放在“四位一体”的新发展模式中去把握，赋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新的涵义。从新世纪新阶段开始，发展将是一个“四位一体”的现代发展体系：一是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等；二是社会发展，包括社会事业的发展（如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科研等），以及社会组织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等；四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包括人自身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自身素质以及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参与等。我们应把握发展的崭新内涵，突破传统的狭隘的发展思维，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放在 “四位一体”的新发展模式中去把握，赋予经济发展以新的涵义。 最后，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变成全党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使其融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贯穿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和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