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鸿飞
一 唐装的起源有人说唐装“缘”于唐朝，不然！偏襟式旗袍称作“唐装”话可以从唐代说起。唐代十分注重与国内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为此唐人的服饰也出现了自西汉“丝绸之路”以来空前的丰富多彩、瑰丽多姿：袍、襕、襦、衫、贯头衣、裙、披帛……，应有尽有，可谓是百花齐放、色彩纷呈。充分显示出了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高涨的鼎盛时期，对以后各朝代及今人的服饰文化之影响非同小可，且源远流长。在唐代的军臣百姓皆穿袍，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长衫、长袍。当时根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在款式、色彩、图案上有着严格的区别。一般平民用素色的麻布缝制的狭小袖口的袍子与用考究的绸、丝段缝制的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的肥大袖子的官袍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皇帝的龙袍，又称黄袍。用色不可冒犯，用赤、玄、缥、绛、白、黄六色配置。下属的臣将及大小官吏选用紫、绛、绯、白、蓝等色制成朝服。这些表现出不同官衔等级、阶层地位的服装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蟒袍，胸前和背后的正方形图案就有沿袭唐代官服的传统。在唐代的军臣百姓皆穿袍，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长衫、长袍。当时根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在款式、色彩、图案上有着严格的区别。一般平民用素色的麻布缝制的狭小袖口的袍子与用考究的绸、丝段缝制的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的肥大袖子的官袍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皇帝的龙袍，又称黄袍。用色不可冒犯，用赤、玄、缥、绛、白、黄六色配置。下属的臣将及大小官吏选用紫、绛、绯、白、蓝等色制成朝服。这些表现出不同官衔等级、阶层地位的服装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蟒袍，胸前和背后的正方形图案就有沿袭唐代官服的传统。多彩、瑰丽多姿：袍、襕、襦、衫、贯头衣、裙、披帛……，应有尽有，可谓是百花齐放、色彩纷呈。充分显示出了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高涨的鼎盛时期，对以后各朝代及今人的服饰文化之影响非同小可，且源远流长。在如今唐装遍地都是的情况下，到底哪种服装才能称得上是唐装呢?其实，唐装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其款式结构有四大特点:一是立领，上衣前中心开口，立式领型:二是连袖，即袖子和衣服整体没有接缝，以平面裁剪为主;三是对襟，也可以是斜襟;四是直角扣，即盘扣，扣子由纽结和纽袢两部份组成。另外从面料来说，则主要使用织锦缎面料到了民国以后，清代满族左右开叉、行动方便的被“汉化”了的旗袍——男子穿的长跑马褂，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礼服。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西方文化碰撞后，刹那间，穿西服、剪辫子、留分发、剪平头、拎文明棍的打扮蔚然成风。直到五六十年代在我国民主党派高级领导人张澜、沈钧儒及港澳台等地的男士种仍作为传统保留的文化服装在社交场合出现。不过这时期早已摒弃了三十年代以前罩在外面的马褂。而突出人体线条美的女性旗袍，也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从直线或跳跃到曲线式，与日趋发展的流线型工业产品相吻合而走向世界——这变演化成今天的唐装。二 唐装的发展苏格兰男人可以穿裙子，日本人可以穿和服，朝鲜人也可以穿他们的服装。我们不禁要问那我们呢？我们中国人呢？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5000多年的渊源历史。尽在华夏出现的衣服样式就足以让历史学家花费LONG LONG的时间细数。当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服饰是肯定的，朝鲜半岛基本都是朝鲜族，日本则是大和民族，也只有苏格兰的农村地区才会穿裙子。中国则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少数民族都还是有自己的服饰，而且日常一些重大场合都会穿，只是汉族的没有自己的服饰。至于其中泛泛，我们只需知道先祖们服饰的式样就以足够，而无需再去亲历亲为。这样既不忘祖，也跟的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唐装其实也是国人的特色服饰。虽然它不曾在中国古代史上名垂千古可不可低估其在中国的影响力。每到过年或喜庆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穿上各色的唐装，甚至网球大师赛的时候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师们也穿着唐装出现在上海。而且，相比而言，唐装的风格更符合当代服饰发展的需求，举手投足不会像汉服那样出现诸多不便，还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特色。我们现在所称的民族服装，主要是农耕经济或渔猎经济中形成的。但这不等于说这种服装形态工业社会中就没有其生存的价值。从国际讲，中式服装独特的剪裁方式和韵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屡屡激发起西方人的兴趣。尤其是20世纪后叶，冷战结束后，世界上东西方文化的认同也成为一股潮流。一批东方的服装设计师，主要是日本的，用东方的服装元素创造了现代服装，在西方引起很大震动。所以一些西方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也屡屡用东方的服装元素作为他们创作的资源。比如用中国的旗袍，以致中国红军的服装等等，包括用中国的革命歌曲作为他们的时装表演背景音乐。而从中国来讲，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的经济从短缺逐步进入小康，服装业也逐步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同时中国的消费者也逐渐成熟。从改革开放初期，只要是西方的，就都是好多，都“拿来”；到逐步意识到要追求自己的个性，其中一点就是追求自己的民族个性。首先是演义界和知识界重新选取了具有个性的中国传统服装，包括旗袍和中山装作为一些特殊场合的着装。在上海APEC会议之前，国内以有一批企业在生产中式服装，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消费群体。而且这几年这种趋势一直在加大。所以，今天的中式服装，不仅是上海APEC会议带来的，也是历史潮流发展的一种必然。世界开始认识到：拥有非常丰厚服饰文化底蕴的中国。中国政治的强大和经济上的发展，使得整个国民对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服装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上海APEC会议触发了这个愿望。参考： 
如果说西方服饰文化刻意追求表现人体美，而完全忽视了服饰伦理，那么，中国服饰文化由于受到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一些道德上的体统。譬如《礼记·王制》说：“作淫声异服。奇球奇器以疑众，杀！”（易·系辞》认为：‘始容诲淫”。《左传》称“贪色为淫”。《系辞》是秦、汗间的儒生所作，其后，赵飞燕、梁冀及其妻子等在服饰上的追求奇异和生活的淫乱，更说明了“冶容诲淫”。然而，尽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没有或者很少突出对人体美的直接赞赏，但在一些古典文学作品里不乏对人体美的描写。从《诗经》，骚赋到明清的小说和传奇，其中都有这类描写，譬如“肌如白雪，腰如束素”。“肤如凝脂”、“虎背熊腰”，而且更多的是人与服饰共同构成的美的形象；“著我绣荚裙，事事四五通，足上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铛，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赏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訇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 稳称身。”（《丽人行》）或许有人会以现代女性服装中的旗袍为例，来证明中国女装也着重表现人体的自然美，其实，这种旗袍是在本世纪上半叶受西方服饰审美趣味影响的结果，直至光绪年间，旗袍还不是现在的式样。传统旗袍在肩、胸、腰、臂、臀等部位的表现与突出人体美的西方女性服装完全不一样。和西方服饰艺术不同的是：中国服饰艺术不是突出人体美，而是充分调动艺术造型等手段追求一种装饰美，即一种超越形体的精神空间。从中国清朝以前的服装款式来看，遮蔽人体的宽抱大油是中国传统服饰的主流。既使某些人的形体很美，这种服装也不去展现这个美的形体。《资治通鉴》引萧何的话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从这层意义上去看宽抱大袖的中国古代皇帝礼服，我们应会明白它们为什么不去表现皇帝的形体美，而是着重写意传神，突出他们端庄威严的精神力量。屈原在《涉江》中言：“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他以穿戴富有自己个性的服饰来表现自己愤世嫉俗，不趋炎附势的气度和情怀。西方服饰人体直观美和中国服饰人体装饰美的区别反映了两种文化形态价值取向的不同。林语堂就曾经指出：“大约中西服装哲学上不同之点，在于西装意在表现人身形体，而中装意在遮盖它。”（《生活的艺术》）莱辛说：“我承认衣服也有一种美，但是比起人体美来，衣服美算得上什么呢？”（转引自《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而林语堂则持相反观点：“只有在没有美感的社会，才可以容得住西装……西装的式样是这样的，使街上的行人都会知道你的腰身是三十二寸或三十八寸……一般痴肥的四十岁妇女，穿起祖胸露背的晚服来赴歌剧的初夜公演，这也是西洋发明的刺目事物之一。（《生活的艺术》） 然而，由于中国服饰文化缺乏象伊斯兰一样的宗教观念的制约，所以很难抵卸西方突出人体美的服饰审美价值观的侵蚀。近代的旗袍和现代都市女性的各种扭四人体的服装便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有句俗语：“穿衣戴帽各随所好”。这说明中国服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伦理的约束。 当然西方服饰也吸收中国传统服饰的某些特点，譬如，当中国现代服装采用西方女装那种坦肩露背的领式时，西方则采用中国旗袍的立式领，但西方对中国传统服饰特点的吸收和借鉴毕竟是微乎甚微的。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价值观不可能从整体上去改变或者去替代西方人的审美定势，而西方服饰文化则已形成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强大冲击波，中国人似乎不知不觉地在面临着服饰上的异化。 和伊斯兰服饰文化不同的另一个方面是：中西当代和现代服饰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是：服饰款式不断翻新，追求品牌，高速淘汰，从而给经济资源带来巨大的浪费。这同反对奢靡浪费的伊斯兰服饰伦理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翻阅近二十年来中西各国时装杂志，我们很容易发现，许多服装款式的平均寿命只有三至六个月，甚至更短。仅以裙子的款式为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中庸裙”、“密实裙”、“密摺把裙装”、“开裙”、“层叠裙装”、古典式裙装”相继问世。许多服装设计师每年都要推出许多新的服装款式，在不断地人为地刺激服装款式高消费的同时也不断地刺激人们的其他欲望。据国外有关资料报道，当英国王妃戴安娜得知自己被列为一九八三年‘十大衣着最差女性”榜首时，感到十分羞傀和难堪，连英国的许多平民百姓也为她祈祷。这一事例极具有讽刺意义。它表明：服饰早已超越了普通人，甚认为，服饰不仅具有实用和装饰的功效，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体现人类在信仰上的崇高精神境界的作用和意义。而中西服饰文化则将服饰艺术视为服装设计的首要原则，前者重装饰艺术；后者重人体艺术。伦理观念对服装设计与制作的调节作用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或摈弃。甚至是英国成员的消费标准和审美标准。这种情形正如乔维诺庞达诺曾指出的：“我们每天都看到服装是这样变更花样，四个月前还认为满意的服装，今天就已经过时而遭到摈弃。这种放荡不羁，只能受到谴责而无法加以禁止。”（《君主论》）虽然服装上的铺张浪费和追求新奇效应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从未占据主导地位，但不少有识之士对此却有警世之言在先，譬如，墨子就曾讲过：“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缔络之中，足以为轻且清，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而观愚民也……当今之主，其为衣服……铸金色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接，以为身服。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现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墨子·辞过》）墨子的话语是多么的中肯和精辟，但至今仍遭非议。 此外，当今的有些时装设计师还有意追求某种荒诞离奇的视觉效应。譬如在西方和日本等国曾一度流行过的“乞丐装”，人们故意把衣服弄破，东拖一片，西挂一片，甚至弄成衣不蔽体的样子。或者用陈旧肮脏的布来制作。 至于伊斯兰服饰伦理学坚决反对的男扮女装，女扮男装，在中西现代服饰中更是司空见惯，屡见不鲜。我们在街上常常可以看到身着男式服饰的所谓“假小子”和头扎辫子，耳戴金环的妖艳男子。还有些服装似乎是受了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有意在消除两性之间的特征差别，提倡所谓：中性服饰”或者“服饰中性化”。 一、伊斯兰服饰文化是以伊斯兰教义这一最根本的、最合理的价值观作为统摄服饰的文化、历史、时代、心理、审美等诸要素的最高主导思想。伊斯兰服饰艺术根本无需伦理学的干预，因为艺术本身就足以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 二、伊斯兰服饰文化强调服装必须遮盖羞体。因为虽然人体作为安拉的创造物是均称健美的，但人体是有男女之别的。暴露羞体很容易激起本能的情欲，从而败坏道德，使人降格为同动物一般。而西方服饰文化则有意突出人体。在将人体作为一种美来观赏时，忽略了人体美的特殊性及人体审美经验的特殊性，混淆了人体美与其他美的形态之间的差异。这种展现和突出人体的审美观是西方服饰文化的基础。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古罗马文化的历史沉淀。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约束，不是重人体的直观表现，而是重装饰的写意和传神，但这种传统伦理价值观缺少象伊斯兰伦理学一般的坚固支撑——认主独一的正信和后世归宿的最终关怀，因此，很难抵卸西方审美价值观在服饰设计与制作上的非道德化倾向的侵蚀，使自身最终发生异化
<原创]本人的服装史论文 寓意，形体可以兼得 ——关于在创作实践中如何吸收中外服装史的经验启示的论文 从伏羲氏化蚕丝为穗帛，古埃及人利用亚麻织物制作围裙以及苏美尔人采用羊毛织物包缠在人体上，形成服装开始，似乎就暗示了中西方服装的发展历程，风貌形态将会有着千差万别的不同。 中西服装文化之间的内涵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服装文化是一种单源性的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与中国的巫觋和礼乐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注重形的内涵，具有浓厚的社会政治伦理倾向。在其发展进程中，因袭、守旧，继承性与连续性远大于变异性与创新性。西方服装文化是一种多源性的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将服装视作一门特殊的人体艺术，注重形式，认为形式即内容。在其发展过程中，时代特征明显，风格变化昭然。变异与创新性远大于继承与连续性。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服装文化深受传统东方文化的影响。强调线形和纹饰的抽象寓意表达，透露出一种含蓄美。林语堂先生曾有深切的领悟，他说：“中装与西装在哲学上的不同之点就是，后者已在显出人体的线形，而前者在意遮隐之。”这使得中装与西装的直观静态之美产生了根本上的差别。追本溯源，西洋服装从诞生之日起就冲满了激进的思想与吸收外来文化的大度，所以说西方服装文化是一种多源性的文化。它的文化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受当时的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的影响至深，其审美视觉历来重视立体的造型。在西方的服装史上，13世纪初期就已确立了立体三维的裁剪方法。而三维裁剪的发明和运用成为了东西方服装的分水岭，从此，西方服装变得立体，外形变得富于变化，同时尽可能得让造型体现体形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以含蓄为美，以朦胧隐约，藏而不露给人委婉含蓄的审美感受，通过款式，布局，色彩，线条给人整体的和谐之美，大量采用刺绣，飘带，图案和其他的装饰手法，表达丰富的寓意与想象。可以说中国人对服饰重装饰之美，讲究与环境和谐；西方人对服装造型之美，讲究与环境对比。东方服饰重“意”，西方服饰重“形”；东方表达含蓄，西方表达鲜明。东西方服饰完全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反映，因而服饰文化特色的风格形成与民族风俗，历史文化的渊源有着紧密地联系。可见服装是一种文化，中西服装文化由于发生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不同，在发展的过程中历史积淀的内容不同，中西服装文化之间的内涵有着很大的差别。 但在服装发展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我们时不时地会看到东西方服装风格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往往会绽放出一种夺目的光芒，乃至影响到整个社会。时至今日，东西方服装风格融合的实例仍屡见不鲜。 “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来自遥远东方中国的精美丝绸传入了古罗马，这让古罗马的贵族爱不释手，贵妇们更是不惜花费昂贵的价格来达到自己追求时尚的目的。欧洲中世纪的拜占庭式服装，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和艺术风格，同时糅合了东方精美华丽的刺绣图案，以丝绸为贵，为尚。中国的陶瓷和园林艺术深深影响了18世纪欧洲的艺术风格——洛可可。那玲珑剔透，华丽雕琢的瓷器和园林建筑迎合了法国宫廷的审美情趣，被吸收融会于法国的艺术乃至欧洲的艺术中。尤其是中国陶瓷上的精描绘画，镶金嵌银，极尽曲线绕转之美的装饰，直接影响了洛可可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不仅体现服装上，还体现在了建筑，绘画等艺术门类上。 1910年，俄国芭蕾舞团在巴黎的公演引发轰动，其色彩瑰丽，外形新颖的芭蕾舞衣，为服装设计开创了新局面。从而欧洲形成了一股东方热潮，设计师纷纷将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设计特色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披垂式风格熔于一炉，创造出了美不胜收的各式服装。 上世纪60年，时装设计大师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ant)发表了“中国风”系列。涉及灵感来自清代官府中的凉帽和马褂。70年代，东西方服饰文化进一步互相撞击，互相融合，高级时装一统天下的时代宣告结束，时装朝着更加民主化，大众化，多样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日本设计大师高田贤三，三宅一生运用东方传统服装的平面裁剪，设计出不强调合体的曲线的宽松肥大的服装。这种非构筑式设计，与西方的构筑式窄衣结构截然不同，但在当时反体制思潮和石油冲击的大背景下，为世人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抓住了消费的新契机。他们的设计很快广为流传，两位来自东方日本的时装大师从此登上巴黎时装乃至世界时装的舞台。 而就在去年，身着2004/2005秋冬Yves Saint Laurent Rive Gauche高级成衣的模特伴随着中国电影《花样年华》的背景音乐缓缓走来。各色鲜艳的仿旗袍式立领垫肩缎质套装、用蝴蝶系着盘扣子旗袍套长裤、龙纹云纹中国图腾、用缇花、织锦、刺绣等各种布料及编织技巧，展现极度奢艳亮丽的中国风情。如今闻名于世的美国设计师Tom Ford运用奢侈的中国风为YSL画下重量级的句号。 东西方服饰文化与着不同的优势和魅力，同时也存在着不足与偏颇。例如巴洛克，洛可可时期强调人体体形的紧身胸衣给女性身体的正常机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而宽袍大袖始终贯穿于3000多年的中国服装史，时常给人以呆板，停滞不前，少有变化，创新的感觉。十分巧合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服装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变革中，两者又有着相反的发展倾向。东方服装由松变紧，宽袍大袖吸收了西方三维的立体裁剪，使服装变得贴体，轻便，改良旗袍正是中西合璧最经典的完美体现；而西方则摒弃了造作，扭曲性的人体美，把女性从损害健康的紧身胸衣中解放出来。但相同的都是为了适应新的生活，东西方都改变了繁琐的装饰和累赘的服装结构。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表达寓意的宽袍大袖，西方强调人体之美的服装造型两者并无绝对的孰优孰劣的对比。事实证明，将东方精美华丽的刺绣赋予西方立体合身的服装上展现出了耀眼的光彩。当今，世界各地的服装元素互相融合，互相碰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将会从事于中国服装设计行业的我们，不仅要把握开放的时代契机，紧跟国际时尚潮流，更要努力保护，发扬中国服装的传统特色。让东方服装的寓意和西方服装的形体可以兼得且形态更加丰富多变，让将来的国际时尚舞台绽放出绚丽灿烂的中国光芒！ 参考文献： 1．江平，石春鸿等编 服装简史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2 2．屠恒贤 中西服装文化比较研究 上海 东华大学纺织学院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