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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交过一篇,是我到处搜集拼凑了一些东西弄的,主要关于近代人民如何探索道路的因为我们是1500字,所以你可以自己拓展拓展……3000字略变态啊……近代中国人民是如何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 中国的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从资本主义列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开始。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列强侵华史,又是一部中国人民的抗争史。同时,中国近代史又是一部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由于清政府政治腐败,中国封建经济落后, 军事技术和装备落后,清朝统治集团军事指挥失利等种种原因,在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然而这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从地主阶级,也就是改革派的层面上来讲: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地主阶级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其主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的提出使中国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激励着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强国御侮之道。由于实践有限,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最终,由于清政府腐败、闭关政策和地主阶级的局限性,这些探索行动没有收获明显实效。除了地主阶级改革派,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群体就是洋务派地主阶级。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如何解决内政外交上的众多危机时发生分歧。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统治,即“师夷长技以自强”。然而,洋务运动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洋务运动由于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为目的,没有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决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是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第一次把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具体实践化。它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和生产技术,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并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举办新式学堂,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教育;促进了西方政治学说、民主思想的传播;民用企业的创办对外国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最终由于外国势力的阻挠,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力量分散等原因,洋务运动破产。在这样一历史背景下,农民阶级也自发性的开展了一系列爱国救过运动,比如太平天国运动等。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为了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和把革命推向深入,颁布《天朝田亩制度》。通过这一方案,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然而农民阶级的问题就存在于行动缺乏理论依据,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主张小私有制,废除商品经济,具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都是无法实施的,这些行动都存在有极大的空想性。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战争环境的紧张和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规定,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这一方案没有真正实行过。另外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中的有志之士也自发起救国行动。早期维新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这一思想的产生。主张君主立宪来救国,具体为: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摆脱民族危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维新变法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思想,因为它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爱国的,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但是其思想主张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必然导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推行维新变法主张依靠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失败是必然的。然而其最大功绩在于起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政治运动到百日维新失败,说明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向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阶级、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的努力先后失败。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结果;三次大论战,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地位。五四前后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其斗争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阶级基础和实践需求。随后,“一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方案产生了怀疑;俄国十月革命给陷于彷徨、苦闷的中国人昭示了新的理想目标和建国方案,这就是走俄国人的路,搞社会主义。因此,最后中国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