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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法治，就是国家以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和约束人们 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法制变成法治，就要以人们的 权利平等、权力制衡、司法、立法和执法相互独立作为前提。不 然法治就难以产生社会秩序。 法治的效果和成本的高低除了依赖于法律制度与法治的本身 的成本与优劣之外，主要就是要看人们的道德水准。不管多么完 善的法律制度与法治，对野兽是没有效果的，除非将其杀死。道 德水准极低的人们，其行为，其性质接近野兽，其法治成本其高 无比。 找出人治与法治最佳比重 所谓人治，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 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道德制度变为德治，必须以 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制衡为前提。人治成本的高低以及效果 的好坏除了依赖于人们的道德水准外，主要要看国家治理者的道 德水准。只有贤德完善的人作国君，才有上梁正而下梁不歪的效 果。社会秩序才会产生。若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道德水准极低， 形同野兽，弱肉强食，其人治成本就会极高，其人治也就无效。 一个没有贤君的国家，人治是无效的；一个没有清楚界定权 利的国家，法治是无效的。人治与法治各有优劣，各有不同的前 提。一个国家，清一色的法治不好，也无效；清一色的人治也不 好，也无效。最有效的治理是要找出人治与法治的最佳比重和不 同的适用范围。 有两个关键因素能用来决定这一最佳比重。第一，增加投资 于教育与宣传，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从而减少法治，减少投入 国家机器如警察的成本。或者增加投入国家机器，投入法治的成 本，减少投入教育与宣传、投入提高人们道德水准的成本。 在理论上，一定存在着一个投资于改善道德水准和投资于加 强国家机器即法治水平的最佳比重，使得达到一定的治理水平和 社会秩序水平所耗费的投资最小。或者使一定的投资额达到最佳 的社会秩序水平。这就是人治与法治的最佳比重。 第二，人们的道德水准在家庭内部最高，在企业内部次之， 在人们与家庭，与企业之外的交往中道德水平最低。因此，人治 在微观组织中会比在宏观组织中有效。法治则在宏观组中更能节 省成本。所以最好的组合是以法治为主人治为辅治国、治理宏观 组织秩序；以人治和德治为主以法治为辅治家、治理微观组织如 公司企业的秩序。 以最低成本达最佳治理效果 一个国家是否治理得当，主要就是要看如何适当根据国情、 人民的道德水准去构建人治与法治的比重和不同的适应范围。在 理论上，一定存在着一个最佳的人治与法治结构使得在所定目标 社会秩序之下其治理成本最低。从治理成本和效果的角度看，法 治与人治并无好坏之分，好坏只在于他的比重结构和适用范围如 何。 政治的本质就是发现人治与法治的最佳结构，用最低的成本 达到最有效的治理效果。完全否定法治是错误的，完全否定人治 也是错误的。以人性的不纯，单一的法治和单一人人治都是浪费 性的。 
民主与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与基本内容。民主与法治既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又存在本质区别甚至相互制约。正确认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有助于正确把握并深入贯彻落实“民主法治15条”的精神实质。 民主与法治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 民主与法治本质上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系指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民主治国俨然成为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民主自由权利。”从根本法的高度，提出了民主政治要求。而法治则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基本含义可概括为“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司法公正”。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依法治国”在我国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得到正式确认。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宪法机制良性运作的双翼。两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体现为：民主为法治奠定基础，法治为民主提供保障，这也正是现代民主法治所追求的目标。具体来讲，法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民主创造一个可操作的、稳定的运行和发展空间，把民主容易偏向激情的特性引导至理性的轨道，为民主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法治则通过对一切私人的、公共的权力施以必要的法律限制，从而保障公民权利，维护民主秩序；同理，民主也为法治注入新的内容和动力，以民主机制形成的法律制度，更能体现公共利益的导向，使法治为保障人权、自由及促进人们的幸福生活服务。 民主与法治也非绝对的天然盟友。缺乏民主的法治，法律往往沦为工具，法治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成为“形式法治”。而缺乏法治的民主，由于缺欠宪法与法律制约，往往借“民主”之名，实施多数人暴政，人权无法得到保障，难免走向另外一种极端。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以法治支持民主秩序，并借助民主来完善法治。 综观世界各国民主与法治的发展经验，并不存在绝对普适的制度构建模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发达的法治制度，但却缺乏民主表达机制。或者有发达的民主机制，但却未形成完善的法治。中国是个大国，利益格局复杂，加之改革开放正处于推进的关键时期，积极稳妥将民主与法治协调推进是一种务实的做法。
当前，一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教育，正在全国检察机关深入开展。检察官作为行使国家检察权的群体，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践者，深入进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唯如此，才能全面理解依法治国这个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理念，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才能努力实践执法为民这个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依法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正确把握公平正义这个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和正义；才能勇于担负服务大局这个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牢固树立服务大局的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才能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我们有如下体会：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 胡锦涛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我们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建设的经验，借鉴现代法治理论合理成份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理念。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的特点和要求。我们只有全面把握这一核心理念，才能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内涵。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 法治有两项最基本的要求，一是要有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二是这种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所谓“良好的法律”，就是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法律。所谓“普遍的服从”，就是法律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都得到全面的实现。现代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也是保障公平正义的重要机制。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关系的多元化，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出来。高度重视、科学分析、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减少社会风险和动荡，至关重要。解决公正问题要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坚持依法、及时、合理解决的原则，采用教育、协商、调解、司法等方法。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逐步建立并从法律上保障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平发展的机会。社会主义立法要体现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愿望，使正义的要求法律化、制度化，使实现正义的途径程序化、公开化。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由于我国封建传统的影响，人们在思想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实体公正、轻程序公正的观念，特别是在执法环节，一些执法人员片面追求事实真相，重口供、轻证据，违反法定程序，甚至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提倡和强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全面的公正观念。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 人权是人之作为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确认。人权来源于人的理性、尊严和价值。基本人权则是当代国际社会所确认的一切人所应当共同具备的权利。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之所以被宣布或确认为权利，不仅是因为它们经常面临着被侵犯、被否定的危险，需要社会道德的支持和国家强制力量的保护，而且是因为人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和动力。现代法律就是保护人权的一种制度安排和强制力量。正是人权体现了现代法律的精神，正是人权保障奠定了现代法律的合理性基础。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就是为了争取和实现人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随着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完善，社会利益多元化和社会矛盾复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突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高度重视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困难问题，把工作重点从调整对立的阶级关系转移到承认和保护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等权利义务关系上来，转变重政权轻民权的观念，克服“防民”思想，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和依法执政的能力。当前，在刑事司法领域，一些执法人员还存在着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的观念，习惯于有罪推定，忽视刑事司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因此，我们必须着力提倡打击与保护并重的观念，增强以人为本、文明执法的意识。 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 任何社会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都要求有一定的权威，而法治社会的政府权威是置于法律权威之下的权威。宪法和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是否真正享有最高权威则是一个国家是否实现法治的关键。在现代法治国家，有的宣布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的宣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都把树立法律权威作为实现法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立法建立具有客观性、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法律制度。如果法律可以随时随需而改，因人因地而异，那就根本没有法治可言。另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执法、司法和守法保证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特别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严格依法办事，违法必究，有效地防止任何人或组织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实质内涵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我国宪法第五条对法律权威的基本要求做了明确的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当前，树立法律权威的观念，要特别强调维护法制统一、反对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反对把个人或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律工具主义。 监督制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机制 法治的意义就在于，既能充分地利用国家权力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又能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保证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正确行使权力，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社会主义法治防止权力滥用和保证权力正确行使的基本措施就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把决策、执行等环节的权力全部纳入监督制约机制之中，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运行。任何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实行法治就是要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国家权力的异化。在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我们还要努力拓宽民主监督的渠道，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把民主监督、党组织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的方法和途径是多样的，最重要的是保证各个监督系统的整体协调和依法进行，必须实现监督工作的法制化，健全监督法制。要树立权力接受监督制约的观念，必须全面贯彻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原则，反对重配合、轻制约的做法，反对排斥监督的司法专横主义。 自由平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和尺度 自由是人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人的内在尺度与客体的外在尺度相互转化、相互统一的进步状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创造实现和保障人类自由的社会前提。社会主义法治就是创造和保障这种不断发展着的自由的社会控制系统。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才能保证人的尊严、价值和主体性得到尊重，保证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才能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古代法治的根本缺陷在于，普通公民没有成为法治的主体，法治只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工具，“依法治国”演变为“依法治民”，难以跳出人治的范畴。现代法治的优势和成功之处在于，国家不仅要依靠法律的强制力、规定性来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用法律来限制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权力，以平等地保障公民的权利，使普通公民成为法治的主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我们必须把公民权利（个人自由的法律表达）作为构成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的本位性要素。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优越性的体现，而且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近二十多年来，每一项重大制度的改革实质上都可以归结为重新认识和调整权利义务关系、加大平等保护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力度。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法治发展的进程就是公民权利要求和权利意识不断增长的过程，是公民权利平等保护机制逐步健全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应当树立权利本位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增强平等地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意识，摆正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反对官本位和长官意志。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现代法治理念。它既有包容一切先进的法治理念的进步性，又有立足现实、强调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性。忽略其进步性，容易导致迁就人治的现实倾向；忽略其具体性，则容易导致超越现实可能性的空想或思想混乱。 今后，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运用在实际工作中，用实践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