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培的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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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 (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 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不等同于哲学，富有历史精神的中国哲学也不等同于历史哲学或者有一种中国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从历史表达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国思想是历史自身的抽象与本质（参见“论中国思想”），因此历史哲学是超越于历史的史学理论，而中国思想是源于历史本质的中国哲学，正是历史自身本质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国思想成为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照的哲学思想。虽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史观千差万别，它们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即历史的反思与反思的历史的互补一致性，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思想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同时又是哲学的，这也正是历史多重性的本义。
儒道墨法之对立与融合战国诸子百家，儒道墨法最为声名显著，虽争鸣对立而实渊源流长。儒家鼻祖孔子，曾适周问礼于道家始祖老子；墨家出于儒家；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乃是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且韩非深受道家影响，《解老》《喻老》即是明证。四家虽渊源深厚，然亦经历了争鸣、结合、重组的对立与融合过程。 一、儒墨、道法四家的对立点与相同点。儒道墨法四家，就其对待“人”和“社会”而言，可以分为两类： 1、儒家和墨家，两家虽表现为对立，然墨家出于儒家，故“天志”之与“天命”，“兼爱”之于“仁”，何其相似！儒墨两家，均重视人与人之情感，表现为“以人为本”，关爱社会，只不过儒家是知识分子为统治者着想，希望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盛世，最终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而墨家则是手工业者为下层劳动人民着想，建立一个“尚同”“尚贤”的小生产者的乐园。 2、道家与法家，法家与道家渊源密切，申不害、慎到，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深受道家影响。此两派虽然社会观炯然不同，然出发点却很一致：都是从自然主义出发，道家提倡“道法自然”，目的是恢复“结绳而治”的“小国寡民”的氏族社会，其本质仍然是代表下层知识分子和劳动者；法家则从道家吸取了自然主义，从自然动物性的“恶”来定位人本性，制定了法、术、势三结合的一整套统驭之术，专门为上层统治者作独裁服务。 二、儒道墨法在汉代以后的整合。虽然儒家和墨家，道家与法家各有相同之处，然而，因为各自立足之本位不同，故自汉代始，不断整合。首先是汉初，吸取秦亡的教训，“法道合流”，用道家来包装法家，汉初黄老之术盛行，其本体曰“道生法”，是为“道法家”。然而，因为其各自代表的阶层利益不同，特别是汉武帝时，综合国力强盛，故这个联盟很快瓦解， 因为统治者驭人则可，一切法“自然”则绝对不能。故此时，董仲舒应运而生，“阳儒阴法”外加阴阳，即以法家为骨骼、以儒家为血肉肌肤、以阴阳家为外衣装饰。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实际上是儒家和法家的有机结合，二者一拍即合，影响中国政治历史两千余年。而自汉代始，道家和墨家也开始相互融合，它们亦和阴阳家，特别是先秦神仙方术相结合，组建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即以墨家的严密组织与纪律，与道家的精神有机结合，而笼罩以神仙方术阴阳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