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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逼近眼前的生死抉择 和平是人类最持久最朴实的追求。和平意味着生存的机会。人只有在和平的状态下才能正常从事一切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建设性活动，生命的尊严也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才有条件得以普遍展现。然而对和平的持久追求本身也表明了人类长期被战争所伴随的不幸事实。 战争，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最大灾难之一。无论战争因何而起，它都不仅是手执武器的人互相残杀，更是平民的无辜受难。战争造成的惨烈后果——生灵涂炭、村庄被焚毁、城市成废墟……——从来就是要由人民来承受的。对于人民来说，战争意味着动荡、恐怖和死亡阴影。但战争却总在发生，人民防不胜防。 在人类历史上，和平与战争犹如一对连体儿。一方面，战争手段的运用之普遍和经常，使它几乎成了人类一种常规活动。阿里斯托芬曾通过剧作《和平》发出感慨：“一直在将你期待，一直在将你找寻；非同寻常的期待，非同寻常的找寻。”这正是频繁的战争造成和平稀缺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人们从未停止过创造和平局面的努力和在战争的间隙中创造生活的努力。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是创造与毁灭的悲剧性交替。如果说过去这种悲剧性交替中，人类还可以在战争的间隙中重建生活，如今当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生化武器、核武器被发明出来，诱发战争的因素又愈益增加，核战呈一触即发之势，“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似乎过于形而上的问题已经逼近眼前，成了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毁灭性的核战阴云笼罩下，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存在于制止战争和争取持久稳定的和平的努力之中。 二．和平与反战的思想探索 战争使人类历尽苦难而期盼着和平。但持久稳定的和平有赖于许多条件。对战争这一横贯全部人类史、称得上人类常规的活动进行反省并对诱发战争的原因进行探究，有助于为和平创造条件的努力。 在人类思想史上，和平与战争是一对永恒主题，探究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尤其人们熟知的那些杰出思想家深具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作为思想家，他们不是简单地赞颂和平谴责战争，而是致力于对战争根源的挖掘和对战争性质的剖析，致力于探索摆脱战争的可能性和持久和平得以实现的条件，阐释的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战争和争取和平有着重要启示。 1．战争根源探究 思想家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多方面对战争根源作了探寻，揭示了贫穷与战争之间存在着联系，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冲突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战争与人的攻击性和冒险精神，特别存在于某些人身上强烈的征服欲和野心有着关联。但我认为对战争根源所作的最重要探寻，是揭示了专制政体与战争的内在关系。这一思想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指出专制僭主通过挑起战争使人民需要一个领袖。稍后，亚里士多德把专制政体判定为要靠战争来维系稳定的政体。十八世纪，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揭露了专制统治者和教权主义者为着权欲、为着征服、为着所谓主义把人民推入战祸的真相，并指出对外的战争和征服与对内的独裁专权相互支持这一事实。当代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则不约而同指出近现代一个事实：专制国家不仅屡屡到处挑起战争，而且彼此之间也经常爆发战争，哪怕意识形态相近甚或相同也难免兵戎相见，这与战争从未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呈耐人寻味的反差。这一反差对战争是专制政体的内在本性提供了颇为独特且有力的证据。 专制政体之成为战争根源，乃因作为这种政体特色而存在的专断权力在根本上处于无制约无制裁状态以及这种政体本质上的不正义和扩张、征服倾向。事实上，权力占有者对内的不义统治本身就酝酿着内战。对外，由于专制政体的权力来源、是否进行战争的抉择方式和取得战争经费的方式与共和政体判然有别，两种政体下民意的分量和人们生命的分量更是迥然不同，这使得战争决定如康德所指出的，在共和制下是最艰难的决定，但对专制者来说，却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不假思索的事情”。①所以，一旦实力具备或者以为实力具备，战争几乎是必然的选择。而对发动征服战争的人来说，战争可能带给他们的东西与带给人民的不一样。胜利带给他们的是财富、土地、荣耀和统治权的扩大，为取胜所必须付的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支付；如果战败，战争发动者不必为后果负责，其惨烈后果将全部转嫁给人民，尽管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对是否进行战争表达意见；如果面临灭顶之灾，“绑架”整个国家作“人质”，甚至拉全体人民作陪葬——这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少见。专制体制下权力与责任之间荒唐的不对称决定了使战争永久化是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者的共性。 但专制制度成为战争根源还不仅在于上述原因，还在于这种制度具有把某些作为战争发生可能性的因素刺激、挑逗起来引向战争的倾向。其实，无论人性中固有的攻击好斗性、冒险性，还是某些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或者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差异，都并不必然使人走向战争，它们都只是一些潜在的可能。但专制制度注定要把这些潜在可能变成现实的战争因素。因为这种制度既给了统治者凭借权力强制性驱赶人民上战场卖命从而使他们的野心和征服欲得以兑现的条件，又使他们可以利用欺骗、煽动和暴力思想的灌输使人性中原本可能通过富于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释放的攻击性冒险性采取暴力的破坏性发泄方式。至于在不同种族、文化、信仰之间制造隔膜、挑起仇恨，加深误解和冲突，把差异变成战争的理由，更是专制国家惯用手法。 关于专制制度与战争的关系，专制制度导致战争是问题的一方面，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战争对民主国家的自由构成最大威胁。威胁不仅来自外部专制国的战争倾向，还因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会破坏民主国家作为人民自由之制度性保障的权力平衡。这就是托克维尔指出的那种危险：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使参战的民主国家把对一切人的指挥权和对一切事物的管理权强制性地集中到行政当局。而一场持久的战争则势必把权力向行政当局集中的危险趋势固定下来。 战争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多侧面关系，提示了避免战争、实现持久和平的最重要思路。 2．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 要避免战争、争取和平，需对战争本身抱理性态度。为和平而谋划的思想家们并不一概反对战争，他们中不少人赞成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战争并为之辩护。最重要辩护是对战争作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的，与对战争的谴责一样源远流长，而且不光众多思想家作这样的区分，一般民众也自发地倾向这种区分。尽管在“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的问题上分歧重重，但人类还是逐渐取得一些基本共识，如：侵略战争、征服战争，出自压迫、掠夺目的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基于自卫，为保卫和平和家园、为了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杰出的思想者就战争问题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所作的是非辨析推动了基本共识的形成。从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开始达百年之久的希波战争，对希腊人来说，不仅是反抗侵略，而且是一场为着捍卫自己的城邦制而与强大的专制帝国进行的殊死斗争。斗争的胜利使希腊的独立城邦幸存下来，并创造了对全人类影响深远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于这双重的正义性，希腊哲学家、诗人们，包括深刻揭露了战争残酷性的三大悲剧诗人无不引以自豪并为之辩护。即使反战立场最鲜明，以一系列喜剧鞭挞讽刺愚弄人民、鼓吹城邦之间内战的政客的诗人阿里斯托芬也对希波战争中抗击波斯入侵者的勇士大加赞扬。世界各大宗教创立者都反对战争，但也认肯了自卫的权利，尤其基督教一些著名神学家，如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他们都对这类权利作过有力论证。阿奎那不仅从战争理由、目的等方面梳理了使一场战争具有正义性的条件，还通过指出暴君在臣民中制造倾轧和纷争是犯了严重的叛乱罪，为推翻暴政的行动作了辩护。在十七世纪思想家洛克眼里，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和毁灭的状态，这种看法表明了对战争的反感，但他同时坚决反对为了和平让无辜者乖乖地任人施暴。在他看来，这种由强暴和掠夺构成的和平无异于要民众充当驯顺的羔羊，不加抵抗地听任豺狼咬断自己的喉咙。人道主义者雨果主张以博爱促进和平，向往不再有持剑的士兵、不再有国界，整个宇宙为一家的和平前景。但他坚定表示，决不要低头屈膝的和平、专制下的和平、王朝下的和平。1869年的洛桑和平大会上，雨果提出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并认为为此“也许还需要最后一次战争”。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就日益逼近的战争对社会党人提出了双重任务：当战火还只是遥远的威胁时，应该用斗争来防止战争，但危急时刻就应该发动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至于投入正义战争的必要性，爱因斯坦以反纳粹的战争为例作了透彻的表达。 
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的和平崛起，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伟大事业。中国和平崛起，绝不追求成为一个争霸世界的军事大国，而是要建成一个市场大国、文明大国，建成一个在国际社会起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的大国。就市场大国而言，20年前，中国被称为“最大的潜在市场”；今天，中国庞大的市场能量已开始显现，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贸易增长和GDP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以文明大国来说，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历史性地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所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给任何国家造成威胁，而是要用其富有活力的高尚的民族文化，去点燃人类文明之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新格局的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对周边国家的经济、政治的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对对世界各大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的影响。首先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新格局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使中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有力的把握住了这次发展机会，使中国走向了和平、富裕、自强的道路，但是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必会遭到西方国家是妒忌，刚刚起步的中国，在还没有很好的在世界舞台上施展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注意国家就把矛头指向了中国，说中国的发展影响到世界格局的变化，在美国有这样一则报道： 1992年至1993年冷战硝烟尚散，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拉开了新时代的第一章“中国威胁论”序幕，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在此时同时问世，这些著作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开始了对“中国威胁论”的论证，一时之间“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媒体中成了一种世界时事的风靡代表。芒罗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中，渲染出美国与中国必有一战，而亨廷顿甚至断言中华儒家文明将会是西方文明的天敌。分析其背景就不难看出，1991年苏联以令人目眩的方式突然解体，冷战结束，美国环首世界发现自己已经是天下无敌，大半世界对其噤若寒蝉，在这样的背景下，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与经济实力突飞猛进的中国自然就落入了他的眼里，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从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的成绩斐然。可以这样来理解，在当时世界上唯一没有被美国政治所操纵，且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的这种发展潜力自然成了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很简单的一个理由，中国要么不发展，发展必有可能超越在美国之上。其次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这是一个事实。中国实行和平发展经济的战略手段，实行以经济发展带动中国政治，带动中国在世界中的影响，带动在世界政治舞台中的地位。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达到了世界之最，中国国民总值不段上升，中国同周遍国家的经济往来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中国同韩国，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已经赶上美国，甚至在有鞋方面早已超过美国，中国在他们国家中的地位日趋上升，同这些国家已经成为地一贸易国家。相反的是，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在亚洲已经下降，在很多方面已经是力不从心，东道主的地位已经被中国所取代；美国是一个世界经济强国，但随着今年来中国的发展，中国同周遍国家经济贸易额的日趋上升，在很多方面美国在他们国家中的地位已日趋被中国取代。近年来中国有加紧同澳大利亚的经济往来，中国同澳大利亚签定了从该国进口天然气的贸易项目，使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有效的在中国找到了市场，这对澳大利亚俩说无意不是意见好事；日本、韩国的工业品，越南、印度的农产品，新西兰、澳大利亚的畜牧业产品、中亚的石油、南亚的矿藏，东盟各国的原材料，各种产品都能够在中国找到市场，从而带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和就业。同时，中国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商机，吸引了亚太地区大量闲置资本前往中国投资，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发了新的财源。可见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市场，是世界各国的贸易伙伴；为世界提供了有效的发展空间，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中国走的以经济带动综合国力，以经济带动中国政治地位的政策，已经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到了有效的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祖本注意国家的制约，但是中国始终走独立自主的发展政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实质，就是要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摆脱不发达状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就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不主张用暴力的手段去改变国际秩序、国际格局；我们说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发展的难题，而不给别人制造麻烦。2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中国这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走得通的。 中国的发展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变化，中国的政治主张已经扮演到了世界政治角色。中国的和平崛起对周边国家的经济、政治的影响：中国同周遍国家的经济往来已经影响到他们同美国的政治关系。中国的经济发展给周遍国家的经济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繁荣，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会，中国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势必是一个很大的销售市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错过这个很好的发展机会，这使的一些国家已经在政治上开始实行亲华政策，以韩国为例，韩国执政党６３％的议员认为应该把中国当成最重要的外交和贸易伙伴。韩国权威媒体《东亚日报》近期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５５％的公众认为韩国在对外政策中最应该重视的国家是中国。中国要以一个新的东亚区域合作组织取代有美国参加的亚太经合组织，从而逐步消除美国在本地区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各大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影响： 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友好的发展，中国在发展的同时没有忘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也并只是虚言；中国支援发展中国家的建设已经付出了行动，中国在很早就支援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建设，如支援建设坦赞铁路，中国向菲律宾贷款，支援修筑铁路，这一切事实证明中国不象美国那样只是吹嘘，人不实行实际行动。其实“中国威胁论”不希奇，中国肯定要发展自己，也必定要发展自己，中国不会因为这些妖魔鬼怪的嚎叫而停止发展，停止自己成为强国的可能，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人民富裕、科技先进、军事强大，没有必要为了这些嚎叫声而停止发展，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还是要自顾自地埋头苦干，不用去理睬那些鸦片贩子后代前科犯的惨叫声，该这样干还得这样干下去，该走这样的路，还是要这样地继续走下去。中国在一步步强大，但是世界人民也应该认识到，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的强大是友好的强大，中国领导人曾明确指出：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和平崛起的中国，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维护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她为国际社会带来的只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战争是一把双刃剑战争的追溯——统一、发展、疫病、惨剧。它可以使社会更好发展，也可以使世界坠落。战争，如一杯注入鸩毒的葡萄酒，在其中有合作成功的蕴义，也同样能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战争，如一根细细的火柴，既能带来光明与温暖，也足以毁掉一片森林。战争，如一块石头，有时帮助人们跨过沼泽地，但也能成为一块绊脚石。战争就如同一把双刃剑，可以带来民族以至整个国家的统一，但是所要付出的代价又何止一语能够形容。同样，战争是贪婪者“一统江山”的重要武器，也是“经济衰败”的源头。战争从石器时代的部落厮杀到近代的世界大战甚至于现在的反恐战争，似乎是无休止地循环着，进行着。战争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是统一的象征，是以和平天下、安抚社稷为目的的。正如巴尔扎克所说的：“战争是和平的必经之路。”的确，纵览古今，曹操与蜀吴的赤壁之战、项羽与刘邦的垓下之战、浩荡的七国争霸、反对君主专制的巴士底狱之战，这些战争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社会安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和平、统一就好比包在石头里的金子，战争这把锋利的双刃剑削去束缚它们的土块和坚石，使他们闪闪发亮，永延千古。但是——同样在和平的年代里，始终有贪婪的人不满足眼前的财富，以种种借口挑起战火。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等，充斥着火烧圆明园、南京大屠杀等令人发指的罪行，严重地破坏了人民的生活、社会发展。正如近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最终无论哪一方人民感到的都是强烈的悲痛。此时此刻，无辜的受害儿童们，他们呻吟着、哀嚎着。面对未来，他们只能在心底祈祷：“我们永远不要再有战争了——”这声音是那么声震山林，响彻云霄。战争如大雨，能缓解旱情，却又使万千的人们流离失所。战争如狂风，能吹走乌尘，却又使树木摧折、房屋坍塌。战争如大河，能带来充裕的水分，泛滥时却又吞噬众生。正如唐太宗所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战争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