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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古老的中国在与周边民族和国家接触和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等“驭夷”方略。这种外交策略一直持续到清末。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伴随着一次次外敌入侵、一次次割地赔款，传统的“驭夷”方略再也显现不出往日的“神威”。在这种冲击之下，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开始重新审视与外邦的关系。李鸿章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围所处的国际新格局进行了再认识，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对手，已不是昔日的蛮夷之邦，而是拥有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远方强国，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中国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逐步摸索慢慢地确立了“力保和局，维护国权”的外交方针，为确保这一方针的实施，就必须讲究外交策略。当时国际上盛行的外交策略种类繁多，有均势主义、同盟外交、国际孤立、泛民族主义、门罗主义等等。李鸿章主要采取了“诚信待夷”和“以夷制夷”两外交策略。这两种外交策略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既有积极也有消极。 一、诚信待夷即诚信外交，它既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对外交涉的一种手段。随着对洋人交住的增多，李认为既不能媚夷，“失之过弱”，又不能抗夷，“失之过刚”①，应该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所以他将传统的儒家学说应用于近代外交，主张待洋人以“诚”、“忠”、 “信”。“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 “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同时认为“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②，所以诚信待夷就是主张以诚信待洋人，不能存有丝毫的欺诈之心，欺诈之言，乃至欺诈之行为，“凡中外交涉之事，总以必诚必信为主”。李诚信待夷主要体现于两方面： （一）首先，与洋人交际要坦诚、谦抑、礼让。李鸿章认为“谦抑二字先从自家身心做起。再就是对洋人要礼让。李鸿章认为对洋人要“可从则从，断不与之失和”，哪怕是洋人有刁难之处，也应“婉言慰藉” ①。 （二）其次，与洋人交涉时要信守条约、循理等。他认为，凡事应“依约而行，接之以信，驭之以诚，断之以理”，从而能较好地处理中外交涉，“亦不至大有龃龄”。李鸿章希望以此策略来获得一个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在这一和平环境下着手于中国的自强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外敦和好，内要自强” ①，其主观愿望是不错的。但是“诚信”等道德原则与志在扩张、掠夺、奴役中国的西方列强交往，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其结果必将是列强借势要挟，从中国攫取大量的权益。因此在李的这种外交策略下，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不断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二、以夷制夷 在确定了一定的目标之后，外交策略的运用，则在于“发现国际间之罅隙而有以图之” ③。李认为给中国带来灾难并构成极大威胁的西方列强，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内部有利益冲突，存在与列强进行周旋，从而达到力保和局，维护国权的目的。这就是“以夷制夷”外交策略。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可以说贯穿于他外交活动的始终，是其最主要的外交策略。其主要表现有三： （一）令各国均沾 李鸿章令“各国均沾”的制夷策略，主要表现在处理清帝国周边地区与列强的外交交涉中，特别是在处理台湾、朝鲜等问题时表现突出。 1874年，日本借琉球船民被杀一事，武装侵略台湾，清政府责成李鸿章处理此事，他主张同日本讲和。认为不能因此事同日本发生战争。讲到制日之策，李鸿章认为：“台湾系海外偏隅，与其听一国久踞，奠若令各国均沾。”即主张台湾向各列强开放通商，使各国在台湾均有自身利益，让他们在台湾逐鹿，相互牵制，达到借机控制他们的目的，借以保存对台湾名义上的主权。1876年，日本逼迫朝鲜与其签订《江华条约》，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气势，为寻求制日之策，1879年8月26日，李鸿章亲自写信给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说服他对朝鲜宫廷施加影响，让朝鲜同各国通商订约。李鸿章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还说：“若贵国在与英、德、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札俄人之窥伺．而俄亦必随即讲和通好矣。”在这里，李鸿章是想让朝鲜与各国通商。使各国在朝鲜均有自身特殊利益，若日本或俄国想独占朝鲜，其他各国必加以干涉，这样可避免朝鲜为一国所灭，从而可保中国的宗主国地位。1881年，美国谴使要求与朝鲜通商，李鸿章让马建忠协助朝鲜签订了朝美通商条约，此后，德英等国都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同朝鲜签订了商约。这便使欧洲各国均在朝鲜获得商业利益，而令日本侵霸朝鲜的野心遭到强力遏制，这是典型的引虎制狼，即“以夷制夷”策略的实施。 （二）与日、俄联盟 李鸿章在处理清政府的对外交涉中，存在着一种联盟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联日与联俄活动中。起初，他试图与日本联合，建立所谓的“东方战线”，在日本步步进逼之下，希望逐渐破灭，转而依靠俄国，企图借俄国的力量来达到遏制日本及其他国家过分侵略的目的。 然而联合日本无异与虎谋皮，不但没有给大清带来太平，反而引狼人室。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促使李鸿章从联日转向联俄。日本吞并琉球，中日进行交涉之际，正值俄国侵扰新疆边境。中俄交涉伊犁问题之时，在当时士大夫中有“联日制俄”和“联俄制日”两种趋向，此时，李鸿章力主放弃联日，改为联俄。他认为在中俄、中日交涉中，中俄关系更为重要，认为“日人诡谲，断不肯助我拒俄。”“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得俄以慑倭。”他建议清廷以“延宕之法”拒绝批准中日分岛改约的草案，使日本妄图以分琉球南部两荒岛换取清政府承认“利益均沾”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的阴谋归于失败。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俄国联合德法成功地使日本“还辽”，并且使赎辽费由1亿两降至3000万两。清廷及一些地方督抚大员对俄国另眼相看。在朝野一片“联俄”的气氛中，李鸿章充当了清政府联俄的使者。1896年，李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建立了针对日本的表面上的军事同盟，至此李鸿章的“联俄”行动达到顶峰。但是，义和团运动以后俄国在东北的侵略扩张证明，《中俄密约》并未给中国带来好处。相反，却便利了俄国势力大举侵入东北地区，东北实际上成为了它的势力范围。 （三）寄望于国际“调停”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还表现在他每遇中外重大冲突，便请求列强“调停”，把化干戈为玉帛的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预上。这种“调停”，一般来讲，是想以较小的让步换得“和局”，避免中外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或战争，以此尽可能保全中方利益。 李鸿章争取“调停”的活动，大多以失败告终。但当李的“调停”愿望与列强利益一致时，也起到过一些效果。如中英在交涉马嘉理案时，英公使威妥玛曾坚决要求处分云南巡抚岑毓英，但李鸿章借设宴各国公使之机，借其帮助，使威妥玛放弃了这一无理要求。再如“三国干涉还辽”，也使清政府至少名义上暂时性地收回了辽东半岛。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在当时落后的中国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在实力远不如人的情况下，利用列强矛盾，周旋于他们之间，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策略。但这种策略无疑是步险棋，在自己国家无实力掌握外交主动权时，片面依赖一“夷”的矛盾，其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往往不是“制夷”，而是被“夷”所制。虽然在有些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取得了些成功，但与其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不论如何，李鸿章新形势下的“以夷制夷”策略已经开始走出传统的“驭夷”方略，加入了一些现代因素，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由此开启。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的，这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参考文献：①李鸿章全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②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94．③刘达人．民国丛书：外交科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37．④栾兆鹏．李鸿章全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⑤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七编（上）［M］．东京博物馆，1897． 
新时期中国外交不仅在外交指导思想上不断完善与发展，而且在实践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断提高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中国外交更加主动、更加灵活、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对外关系实践中不断发展，表现出新的特点。 一、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最大的特点 和谐世界的思想是中国向世界表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宣言。中国不仅希望和平，而且追求在和平的基础上缓和国家间关系。我们不仅考虑自己的经济发展，同时也考虑自身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争取与它们共同发展和繁荣。中国政府在建立多极世界、维护世界和平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不仅对世界和平作出了庄严的承诺，而且也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它明确了中国自身发展与外部关系是一个和谐相处的关系。 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和谐的世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已经开创出一条既适合本国国情又适合时代特点的战略道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条和平发展的新道路。中国和平发展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用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道路；一条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道路；一条勇于参与和平国际竞争又坚持广泛合作的道路。中国选择这条道路，就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就是要超越传统模式，坚持主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和改革创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是中国既往外交思想的深化。“建设和谐世界”的核心是“和谐共处”。“和谐共处”相对于“和平共处”，是“更上一层楼”了。它不仅要求维护和平，实现“和平共处”，而且要超越和平，促进和睦、合作和共同繁荣，实现“和谐共处”。中国是一个致力于国际和平事业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和平发展已经并且必将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中国的和平发展将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演进的重要因素。 二、“执政为民”、“外交为民”的外交工作指导思想更加明确，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外交政策以捍卫国家经济利益为内涵，以维护国家的尊严、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为底线，采取了灵活而不僵化，抗争而不对抗的外交思路。在外交实践中大力贯彻“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理念。 “外交为民”是中国外交这几年来最大的变化之一。中国的外交工作，在民间一度被误解为只处理国家大事的活动，与老百姓似乎无关。但现在我们看到，从2003年9月开始，中国外交部不仅有了对外“开放日”，老百姓可以走进神秘的大厦去参观。而且外交部公开了一批已失去保密价值的外交档案，公民可以自由查阅；外交部长在网上与网民交流，回答网民提出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体现出新时期外交工作朝着“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方向迈进的特色。这表明，中国外交着力点已从纯粹的处理政府间事务的传统，转为加大对老百姓利益的维护。 外交为民就是外交为人民服务，这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外交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第二，人民是外交的基石和后盾。外交为人民服务就是致力于为祖国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同时维护中国公民、机构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值得称赞的是，从近年来的一系列实践上看，外交为民在各个领域有所展现，我国外交正朝着“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方向大踏步前进。驻外使领馆领事保护的工作量比过去明显增加，加强了对海外中国公民的保护。每当中国公民在异国他乡有难抑或需要帮助时，我们的“外交机器”就会即刻运转起来，通过各种外交渠道，有力地维护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这表明，近年来中国外交“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已经产生了积极影响，正如外国媒体所说，中国外交出现了从“外交为国”到“外交为民”的新变化。这是“执政为民”的理念在外交领域的体现，也是中国外交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的充分体现。 三、“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中国外交更加主动、更加灵活、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又一个特点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从大局出发，坚持不懈，积极斡旋，先后促成三方和六方会谈，避免了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为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东南亚国家是我国的近邻，为了加强同这个地区的关系，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除了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外，还加强了地区合作，妥善处理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同东盟之间建立起“10+3”合作机制。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标志着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大幅提升。同时还同东南亚有关国家就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了协议，加强了互信。中国是亚洲区域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中国强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轮子”并重，倡导以相互尊重、自主自愿和灵活性等原则为特点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在亚洲合作对话机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区域合作中，中国坚持协商一致、平等互利、循序渐进的原则。照顾各方利益和关切，以实际行动推动与亚洲国家的共同发展。我国推动“上海五国”机制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开创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中国一贯把对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充分表明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力争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加快了与联合国的互动步伐。中国外交官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变得更加得心应手，而且表现得更加自信。重视发挥联合国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的独特作用，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中国首倡举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会晤。根据联合国宪章精神，积极参与联合国在维和、军控、反恐、发展、人权司法、环境等问题上的合作以及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活动。 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中国已成为世界体系的建设性参与者、国际矛盾的积极协调者、周边秩序的务实塑造者。中国外交更加主动、更加灵活、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求，积极“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