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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总结要求人们对以往做过的工作进行冷静的反思。通过反思，提高认识，获得经验，为进一步做好工作打下思想基础。
2、强调科学性。总结经验不能就事论事，“跟着感觉走”。而要就事论理，辩证分析，力求得出科学结论，这样才能促进工作的转化。
3、表述上叙议结合，有评有论。工作总结除了叙述、说明外，还要议论，通过典型材料的介绍及分析评议，阐明作者的观点，使经验教训条理化、理论化，避免空洞无物和堆砌材料两种偏向。
此外，搞好总结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重视调查研究，熟悉情况
总结的对象是过去做过的工作或完成的某项任务，进行总结时，要通过调查研究，努力掌握全面情况和了解整个工作过程，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全面总结，避免以偏概全。
2、热爱本职工作，熟悉业务
热爱本职工作，事业心强，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也是搞好总结的基础。写总结涉及本职业务，如果对业务不熟悉，就难免言不及义。
3、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总结是对以往工作的评价，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像陈云同志所说的那样，“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这样才能有益于现在，有益于将来。夸大成绩，报喜不报忧，违反作总结的目的，是应该摒弃的。
4、重点在出经验，找规律
总结的最终目的是得出经验，吸取教训，找出做好工作的规律。因此，总结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的认识和客观事例的罗列上，必须从实践中归纳出规律性的结论来。 
教你写出一篇内容丰富的、有内涵、有深度的个人年终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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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鉴于目前管理学迅速发展的趋势，各种不同管理知识相互交融，同时又相互区别，故而本文希望通过对管理学的简单梳理，对其发展性质能有个清晰地认识，对其脉络体系及影响因素能有个基本的思考。 关键词 管理学 文化 科学 管理活动自有人群出现便有之，与此同时管理思想也就逐步产生。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管理实践活动的深入推动着管理思想发展，大量的、系统化的管理思想经过整理，形成了能够知道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人类在管理理论的指导喜爱，又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推动着管理升级和管理再造活动的展开。 一、管理与管理学定义及理解 所谓管理，就是为了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利用专门的知识技术和方法对组织活动进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与创新过的程。关于这个概念的定义是经过前人广泛的定义之后给定的一个综合的贯穿管理理论与实践始终的整体意义的概念。 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管理学是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产生的，它的目的是：研究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通过合理的组织和配置人、财、物等因素，提高生产力的水平。管理学是一门很深奥的知识，任何组织都需要管理工作的支持，而且任何管理工作都是在某一特定组织进行并为该组织服务的。 二、对管理学一些性质的认识 1．“管理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的认识 谈到这里，难免不提及到管理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这一观点上来。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反映到实际工作中应该是与理论和实践相对应的。 管理的科学性，管理是一门科学，是有大量学者和实业家在总结管理工作的客观规律基础上，借用许多科学家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它是一套管理理论体系，它为指导管理实践提供了原理，原则、方法和技术。管理源自实践但又高于实践，它是很多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大师的经验总结，从而使我们后人能够尽快的学会前人栽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这使我们少走很多弯路，省去了很多时间。 管理的艺术性，正是这门科学的魅力所在之处。理论应用于实践，能充分体现一个管理者的决策组织领导能力。这种能力将决定一个人是否可以担任管理者，无论他是基层领导，还是高层领导。因为同样的管理理论在不同的管理者手中能起到完全不同的管理效果。这就意味着两个管理者在拥有相同的资源的时候，在达到或者实现组织的目标上的程度不同。 管理不仅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实践；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它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2．生产力的进步既推动着人们对管理科学性的把握，但它又让人们发现管理越来越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 时代的变迁往往是由重大技术的突破为其动力支撑的，从人类开始改进耕地种田、制造武器及改进纺织机械开始，技术一直是在不断发展的。从蒸汽机的出现、电的发明、计算机的诞生到今天网络社会的形成，都在不断地促进人们对管理科学性的认识，一方面技术进步的成果作为人们认识管理科学性的工具，使得原本力所不能及的管理问题得到了深刻把握；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又使得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结合程度不断提高，人类对与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的关系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从怀有“征服自然”的野心开始，后来演变为改造自然，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与自然界共生（天人合一）才是真正的归宿。 3．管理研究的对象不能局限在对特定组织内的管理职能性的研究视野，应当充分考虑与组织外部环境的关系 虽然普遍承认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但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却往往把管理研究的视野置身于组织这个“黑匣子”，甚至有学者把组织与其外部关系的研究界定为“经营”而非“管理”的研究范围。罗纳德•科斯在其经典之作《企业的性质》中指出，“经营意味着预测与通过签订新契约，利用价格机制进行操作。管理则仅仅意味着对价格变化作出反应，并在其控制之下安排生产要素。 三、深化管理学内容体系时可以重点研究的课题 1．就研究的基本单位而言，管理学与经济学是不是完全表现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许多学者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最小单位是“组织”，研究方向是探讨组织与外部市场环境的关系，而管理学的研究的最大单位是“组织”，其研究方向是探索组织内部的高效运营。一般地说，经济学更关注市场价格，重点研究如何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而管理学更关注组织内部的人，重点研究如何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实现高效率和高效益。 2．全球化背景对管理学研究的影响。这一方面，国内管理学者比国外管理学者研究显得更为狭窄，包括近年来国内出版的管理学教材也并没有以较大篇幅来进行论述，而象斯蒂芬P•罗宾斯、詹姆斯•斯通纳、加雷思•琼斯等学者的最新管理学著作中都特别重视研究全球化对传统管理职能、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的深刻影响。21世纪的管理者必须把自己定位于世界公民的位置，而不能只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国界去考虑如何造就竞争优势。 3．信息化时代对管理产生的影响。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传统的时空概念正在发生改变，“地球村”成为一种趋势。虽然不同层次的管理者具有不同的信息需求，但他们都发现，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系统为有效的管理提供了必备的信息。信息时代的到来，业务流程的再造（BPR）、电子商务（EC）已经成为一种被社会广泛采用的管理创新模式，而且，我们还发现，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计划模式、组织结构设计、领导方法、控制手段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4．文化因素对管理范式的影响。相对于信息技术所产生的“硬性”管理而言，一种“软性”管理因素越来越受到管理学界的注意。组织文化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某种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行为准则和行为范式。这种组织文化可以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被传授给未来的组织成员，从而成为人们感觉、思考、理解相应问题的模式。沿着组织文化这一线索展开的管理学研究热点包括：文化多元化、管理伦理等。 参考文献： [1]周三多，陈传明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奇管理学(第9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3]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第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RENTICE HALL出版公司 [4]罗珉管理学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提要】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中的私营工商业基本取自由发展的态势，山泽鱼盐之利采取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制度之后形成的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轻重论，成为其后历代封建王朝制定工商管理政策的理论基础。唐、宋时期，刘晏、王安石等继承传统的轻重论并有所发展，对传统的工商管理政策进行修改，使之继续发挥了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的作用。明、清时期，随着中国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作用的扩大，轻重论受到前所未有的作用 自汉武帝盐铁官营之后，国家控制工商业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不逾的宗旨，官营工商业由此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在此后的近两千年中，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和官营工商业的弊端丛生，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轻重论逐渐发生歧变，最后终于被主张工商业私营的理论所取代。本文试图在论述重论嬗变及其它经济理论兴起的同时，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对今天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西汉轻重论的产生 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论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逐渐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专山海政策和战国时秦国的政府控制工商业，但都为时较短和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此，对山泽之利采取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秦统一后，继续实行工商官营政策，对东方私人工商业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富商大贾们被没收财富，迁离本土。由于秦始皇在统一后仍频繁调动兵马，大兴土木，造成赋役繁苛、刑罚严酷，从而被农民起义所推翻。秦祚的短促使秦政权只摧毁了东方的私营工商业，但并未建立适合封建大一统需要的工商业机构和经济理论，因而在经济结构上并没有真正完成从私营到官营的转型。 西汉建立后，对秦亡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陆贾的“居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马上治之”的话，集中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因而，汉王朝的当务之急是政策的根本转变，即变秦王朝的“举措暴众”为无为而治，通过清静无为来恢复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刘邦为恢复经济采取了一些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措施取得了成效，抑商却仅流于形式。如他规定不准商人衣丝乘马、不准商人子弟做官等，只是压低商人社会地位的贱商措施，在经济上对商人并无多大限制。到惠帝和吕后时，“弛商贾之律”，除仍不许商人子弟做官外，其他抑末措施暂缓施行，实际上放弃了刘邦制定的贱商政策。其后，汉王朝又实行“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工商自由经营政策，造成“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流之物莫不通”的局面。那些在秦代遭到打击的工商业者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迅速暴富起来，其势力的发展竟远远超过了战国时期，《汉书·食货志》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就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人民富足，国力强大，封建大一统的各种规章制度也逐渐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的理论指导就开始从“无为”向“有为”转化。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封建政权，在国家急需财政支援时袖手旁观，《史记·平准书》记载他们“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七国之乱时，汉军中的一些列侯、封君为出征向商人借债，长安的大商人除无盐氏外，均拒绝贷给。当汉武帝内外兴作，耗费巨大，发生严重财政困难时，富商大贾仍然不予支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想完成名垂青史的功业，单凭农业经济的收入是难以支撑的，而过度征敛又会导致秦朝速亡之覆辙，于是掌握财富的私营工商业者就成为与汉王朝争夺经济控制权，妨碍封建政权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威胁。因此，汉武帝对其采取了毁灭性的打击，实行盐铁官营，建立了一系列适应封建专制集权的官营工商业机构。这样，从春秋开始的工商业自由经营的主流到汉武帝时终于让位给国家控制工商业，这也是封建大一统王朝高度集权的必然结果，只是因为秦王朝二世而亡而有所推迟罢了。 在汉武帝由政府直接经营工商业的大规模行动之后，到西汉末年，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积累，形成了以汇集《管子》作为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即轻重论的理论总结。所谓“轻重”，是先秦时期人们用来说明货币方面问题的概念，到西汉时逐渐被用以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货币和商品的比价问题，以达到国家操纵这种比价变化的目的。轻重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三部分，三者中以轻重之势最为重要。所谓轻重之势，指封建国家对经济活动直接参与以控制和垄断社会财富和资源，只允许百姓在国家严格控制的经济领域内活动，从而把对百姓的予、夺、贫、富主动权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中。以这种地位和威势“御天下”，就不需要用暴力进行掠夺和驱使，民众在政府的控制下既无法逃避税收，又不会太贫穷以至铤而走险，更不让其太富而看不起国家的赏赐和俸禄，从而使他们安心地为政府出力和效命。 轻重论作为封建大一统王朝较为成熟的经济思想，虽然仅限于工商业领域并过分强调商品货币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突出流通领域而不重视生产，但对打击与封建国家离心离德的富商大贾和地方分裂势力，解决中央集权所需要的庞大财政开支，战胜匈奴的外来威胁等起了巨大作用，因而基本上被后世所继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维持统治的主要经济思想。 二、唐宋轻重论的嬗变 从汉武帝到唐前期，盐铁官营一直是封建统治者始终不逾的既定国策，其间除了东汉时期由于豪强专权而略有放松外，其他王朝都把国家控制工商业作为维持统治的重要法宝。唐前期的盐铁管理采取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的政策，此即《唐六典》卷30所谓“官不采者”，“听百姓私采”，然后征收课税。从唐高宗时开始，随着土地买卖的加剧，均田制逐渐破坏，以丁身为依据的租庸调日益减少，不课口的数量和政府的开支却日益增加。安史之乱后这种状况更加严重，当时承担赋役的人口只占总数的13％，唐王朝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在经济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唐政府为扩大税源，只有增加间接税的征收，于是唐前期对民营盐铁的征税制就变成了唐后期的盐铁禁榷专卖制。唐廷急于求成，派第五琦负责榷盐法的推行，实行官运官销制，此法使生产者和销售者均无积极性可言，弊端早在汉武帝时即已显现，因此收效甚微。其后，刘晏临危受命，负责唐政府的理财工作，他不但广泛灵活地运用了轻重之术，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使轻重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如在榷盐方面，他将官运官销变为政府批发、商人运销零售，把一部分盐利分给商人，以增加商人的销售热情，并减少国家机构直接经营生产和流通的弊端。这样就把商人由原来的打击对象变为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轻重政策的助手。当然，为了限制商人居奇谋利，刘晏又设常平仓，防止边地商人垄断市利，使商品流通中“无甚贵贱而物常平”，以把轻重之势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 刘晏理财有和汉代轻重论者一样的目的，即扩大财源和增加统治力量，做到“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但刘晏比前人进了一步，即既考虑增加国家税收，还要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像他设立的盐政机构不但征收盐税，还对生产进行检查、指导，由此起到了增加财政收入和促进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刘晏还以增加物质待遇来刺激经济活动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如运漕粮时以雇工代替徭役劳动，在造漕船时加大造价以保证质量，以高价招募传递经济信息的“急足”等。刘晏的理财取得了较大成效，扭转了唐王朝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使唐中央实际控制户口由不足200万增加到300余万，盐税由6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 为唐后期王朝的延续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刘晏在理财中重视发挥商人的作用，又用部分雇佣劳动代替徭役劳动的创新思想，反映了唐中叶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的新趋向，对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唐中期之后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国家财政要拨出大部分经费养兵的现实促使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承继唐制的宋王朝为了维持庞大的中央禁军，不得不相对放松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活跃商品经济以扩大税收，因而宋代的社会经济呈现了与前代不同的繁荣景象，盐、茶、酒、商税、市舶、矿冶等工商收入约占总收入的70％，其中北宋商税年平均征收约1000万贯钱，占总收入的10％。工商业收入的大量增加使得宋政府更加需要国家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轻重论，只是应用的方法有所改变而已。这其中以王安石的工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王安石并不否认封建国家控制工商业的必要性，他继承刘晏的经济思想，变僵硬死板的官府全面控制为官商分利，干涉与放任兼而有之，视各行业的具体条件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如食盐严格实行分区专卖以获取厚利，但少数地区仍可以实行民营。茶叶禁榷严厉效果不好后改由大商人包销，但他们分取茶利太多，王安石又将之改为官收茶税由私人自行贩运。酒的专卖收入与商税不相上下，每年约有1000万贯，宋中期前官府控制较多，之后则采取了由私商包销的办法使酒税更加扩大。在矿冶业方面，由于官府矿业效率底下，得不偿失，因而采取鼓励民营矿业发展的政策，对金银铜铁等实行“二八抽分”税率，其余自由贩卖，宋代民营矿业由此得到较大的发展。王安石在宋代商品经济较为发展时期，将轻重论灵活运用，当国家专营的某一行业效益不好时，就将之改为民营以税之；当大商人包销分利太多时就适当控制，总之，减少管理弊端、提高效率，倾向于增加民间经营以税之是王安石适应时代潮流的思想宗旨。 三、明清反轻重论思潮的兴盛 明朝继承唐、宋、元的工商业政策，盐茶实行禁榷专卖钞引制；矿冶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海外贸易则变宋元的官民并存双轨制为朝贡贸易单轨制，同时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丝织、造船等官府工业体系。明政府严密控制工商业的政策在明初商品经济尚待恢复的情况下运作良好，但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如同前朝一样，其专卖政策日益受到市场作用的冲击，榷盐和榷茶政策在私商的参与下逐渐破坏；实行海禁以维持朝贡贸易的政策在走私猖獗的情况下也难以进行；官府工业则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效率低下，举步维艰，无法满足朝廷的各种需要。明中期国家控制工商业政策出现的各种问题迫使统治集团重新考虑应对方法，传统的轻重论受到非议，主张工商业私有化的观点开始抬头。其实，早在轻重论形成的初期，司马迁就曾系统地加以批驳。他从好利好富是人的天性出发，认为农、工、商都是衣食之源，它们越扩大，社会财富越增加，从而“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所以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听任各种私人经济活动的发展而不加干预。司马迁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不能适应封建国家专制集权的需要，自然不会被重视。当轻重论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经济思想后，千余年间没有人敢于公开批评，只有叶适打破沉默，公开批判和否定轻重论的核心——重本抑末，但由于轻重论经过刘晏、王安石等改善后仍具有一定的活力，而私营工商业者的势力又相当弱小，所以响应叶适者寥寥。随着明中期商品经济的活跃，轻重论日益不能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以丘浚为代表的新经济思想的出现并最终取代轻重论就是很自然的了。 丘浚的工商思想主要是反对盐茶的禁榷专卖，主张私人经营和开放对外贸易。丘滩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认为盐等自然资源都是“天地生物”，应该由全体民众“公共之”；君主应以其权威保证百姓共享这些资源，禁止少数人垄断。因此，他主张废除盐茶专卖，实行国家监督下的私人生产和运销。为此，他设计了一套食盐官督商卖方案，即灶户向官府交纳一定“举火钱”后煮盐自卖，盐商则直接从炉户处购买，然后按数纳税，凭引到指定地区贩卖。这样就将明初切断的商灶购销关系恢复起来。政府只用征税和引制进行间接控制，比刘晏的就场专卖更为松弛。丘浚还反对官府经商及以场务等机构垄断控制市场，主张发展私商，改革漕运，扩大国内商品的流通。同时，他看到东南沿海居民必须依赖出海贸易互通有无才能生存，海禁实际上无法真正实行，因而主张开放海外贸易。他根据唐、宋、元鼓励对外贸易、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增加的事实，认为舶税“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比之增加国内民众负担、妨碍内域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苛捐杂税要好得多。丘浚朦胧意识到互通有无的好处，比仅是为了赏玩国外珍奇物品的思想显然有所进步。明王朝在官营专卖和官府工业日益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被迫于明后期放弃对工商业的直接控制，实行盐茶商专卖和鼓励民营手工业以税之的政策，从而开始了向官督商办的转变，以丘浚为代表的反轻重论理论终于被统治者所接受。 明中后期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和明末清初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当时士大夫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从新兴市民阶层的人性论出发，反对封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的不仁暴政，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贵义贱利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这些思想不仅比司马迁更明确地指出了封建君主控制工商业的实质并强烈反对君主专制，而且比前代拥有更雄厚的社会基础，因为此时商人已经过宋、明两代的发展而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阶层，所以他们反对国家干涉工商业、主张私有化更有力。 康熙初年战争结束、社会安定之后，清政府继承明末工商改革措施，基本完成了国家对工商业由直接控制向官督商办、间接控制的转变，但清王朝仍然实行限制民间商业资本使其发展不至超出控制范围的政策，因而清前期的进步思想家继续进行抗争。如王源主张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使之“附于缙绅”之列，在中央设立“大司均”，由商人代表主管国家商业经济工作；主张以资本税和利润税代替苛捐杂税，以减轻工商业的税务负担。在对外贸易观点上，蓝鼎元主张扩大海外贸易，活跃沿海地区经济，增加就业和税收，比丘浚仅强调增加国家税收、减轻人民负担又前进了一步。魏源主张更大范围的工商经营私有化，强调“师夷长技”，发展生产技术，并建议成立欧洲式的公司进行经营。这些思想不但是对传统重本抑末观念的彻底否定，而且已初步具有近代经济的意识，反轻重论从此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 随着西汉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巩固和发展，高度集权下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经济理论——轻重论也随之产生，并成为以后历代王朝制定工商管理政策的根据。唐宋时期，刘晏和王安石对轻重论进行了修改，使其主要宗旨由国家全面控制利源，以商人为打击对象变为官商分利，以商人作为推行政策的助手，从而取得了较好效果。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商人阶层的崛起，禁榷专卖日益受到市场作用的冲击，官府工业效率低下，难以为继。为此，丘浚等力主废除禁榷专卖，实行工商业私人经营，在社会现实的逼迫下，明末清初封建王朝终于完成由国家直接控制工商经济向官督商办、鼓励私人经营的转变，轻重论在历时千六百余年后也被新的经济理论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