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子900208
纳西族 纳西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其余分布在维西、中甸、宁蒗、德钦和四川盐边、盐源、木里及西藏的芝康等县。据史学家考证，纳西族原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人口27．8009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 早在一千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东巴经。东巴象形文字，纳西语叫做“森究鲁究”，意为依据物体形态画出来的痕迹。流传于海内外两万余卷东巴经的内容，涉及到纳西族人民各方面的知识，被中外学者誉为“纳西族古代的百科全书”。1957年设计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 纳西族的族源属古代羌人向南迁徙的一个支系。明末清初，丽江地区产生了地主经济，清朝实行“改土归流”后，纳西族封建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不过，云南永宁和四川盐源境内部分纳西族地区，直到解放前夕，仍基本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并保持着对偶婚和母系家庭残余。纳西族主要从事农业，主产水稻、玉米、小麦、棉花、甘蔗、马铃薯等。畜牧业，、手工业也有发展，“丽江马”闻名全国。现已有机修、采煤、发电、化肥、电机、轻工等中、小企业。金沙江两岸出产多种药材和林特产品。 纳西族普遍信奉“东巴教”，一部分人信仰喇嘛教。主要节日有春节、清明节、端阳节、中秋节、火把节、“三月龙王庙会”、“七月骡马会”等。 忌讳有：骑马到寨前必须下马，也不能把马拴在祭天堂的地方；不能登踏三脚架，也不能翻弄灶里的灰；祭天堂、祖先、战神时、忌外人观看。忌在门槛上坐和用刀斧在门槛上砍东西。有的地方还忌在家里唱山歌；不许杀耕牛、驮马和报晓的雄鸡；忌食狗肉。 1961年4月10日建立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 日常食俗 纳西族一日三餐。早餐一般吃馒头或水焖粑粑，水焖粑粑即将玉米或青稞面和好作成粑粑，入锅贴至色共定型，取出，锅内放入水少许，将粑粑覆盖水上，贴过的面朝上，盖上锅盖，烧至水蒸发完即熟。伴以炒洋芋或白菜汤，也有的以茶（或酥油茶）、奶碴、糌粑代饭，中餐和晚餐较为丰富，一般都有一两样炒菜和咸菜、汤等，特别喜食当也回族的牛肉汤锅和干巴。不论平坝或山区，蔬菜品种较多，四时应市，山区广种洋芋、蔓菁和瓜豆，并以当地的土特产如：虫草、菌子、贝母、百合搭配鸡、鸭，做成各种风味名菜。如：清蒸虫草鸭、贝母鸡、天麻鸡等。肉食以猪肉为主，大部分猪肉都做成腌肉，尤以丽江和永宁的琵琶猪最为有名，可以保存数年至十余年不变质。外出劳动携带麦面粑粑或糌粑寺。就餐时围桌而坐，冬天喜移至向阳地方就餐。宁浪和盐源一带的纳西族，晨起之后，当喇嘛的念经，主妇烧饭，老年男子打酥油茶，各有不同的分工。纳西族手工业比较发达，日常饮餐用具大都是本民族手工制作，其中以铜器制作源远流长，如：铜锅、铜盆、铜瓢、铜勺及酒盘、壶、杯等，此外镶银木碗 木筷和陶器的制作和使用也很普遍。 节日、礼祭食俗 纳西族原来信仰东巴教、喇嘛教木及天、地、山、水等自然神，以农历记年。不少节日，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均与当地汉族大致相同，期中春节是最大的传统节日，并且伴有许多祭祀活动。届时家家都要宰杀年猪，制作酸肝，酿制米酒。除夕之夜要杀鸡、炖猪头祭灶君和祖先。就餐时，如家里有人外出，在餐桌上也要摆上碗筷，以表示全家团圆。初一早餐禁荤食，初二开始走亲访友，互相拜年，请客吃饭和互赠红糖、红饼、点心等礼物。晚辈给长辈拜年时，要送一圈猪膘肉、两筒茶、一瓶酒、一盒糖，长辈则以酒、茶招待客人。至初五，全村寨男女老幼带活鸡、活鸭、猪膘肉和炯酒到温泉洗浴和野炊。除年节外，纳西族还有许多祭祀活动。其中最为隆重的是“纳西祭天大”，祭天大一般都选在正月上、中旬，届时要选好祭天场，由东巴教掌教人（无掌教人的村寨，推选德高望重的老人）任祭司，并宰杀轮流喂养的祭天猪，各家各户都要捐大麦、小麦用来酿酒，做饵块。祭前要清扫场地，搭棚。砌灶安锅，祭时用全牲大祭，在场者均要洗手执香肃立。祭毕，用猪血灌肠、猪头、内脏烧汤，熟后按户分食。大祭后三天，还要进行以各家各户为单位的小祭。还有“祭三朵（本族保护神）”，纳西族认为三朵是属羊的，每年二月八日和八月羊日，要用全羊祭，丽江地区的纳西族祭三朵还要带着火锅到风景秀丽的地方野餐。其中纳西族传统名菜“酿松茸”是用松茸菌帽，酿入肉泥，蒸熟后做为祭祀，特别是祭祖的一道专用菜肴。纳西族热情好客，每当猎获归来，凡路遇的行人都可分得一份猎物。贵客临门，主人要做六样或八样菜进行款待。纳西族男女社交大都在节日期间进行，男女青年相识后，通过媒人撮合，双方家长合完八字，男方就请媒人送给女方酒一几，茶二筒，糖四盒或六盒、米二升，有的地方还要加上砣盐两个，以表示山盟海誓，算是订婚，订婚时要摆定婚宴，一般要做12个菜（冷荤、小碗、大碗各四个称为三叠水）。菜肴之中要有凉藕（表示聪明伶俐）、粉丝（表示长命百岁）、百合（表示百年合好）、丸子（表示团圆吉利），婚礼要进行3—5天，届时男、女双方都要置办酒席。席上分上八位，下八位，均由新郎跪请客人入座，然后奏乐上菜，上至第三道菜时，主婚人敬酒；第五道菜时，新郎、新娘向客人敬双杯酒。宴毕主人及亲属要站在门外关客。 纳西族的节日 典型食品主要有：丽江火腿粑粑、麻补（汉意猪血米灌肠）、雪莲花拼盘、丽春铜火锅、丽江火烤粑粑等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都是文学，就看它有什么和对谁有什么价值．干吗非要分开～！～！～！～！～！
纳西族人民在漫长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创造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有神话、传说、诗歌、故事、民歌、大调、笑话、寓言、儿歌、谚语、谜语等。（一）神话纳西族原始口传神话主要有天文神话、山岭植物神话、动物神话，如始祖神话、射日神话等。天文神话有《太阳月亮的来历》、《七星与昂星》等。其中《太阳月亮的来历》是天文神话的代表作。这个神话说的是：古时天上有9个太阳、7个月亮。9个太阳出来时，大地就起火，人类无法生活，祈求大神念咒语，咒落了8个太阳、6个月亮，天上就只剩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了。这类神话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纳西族先民朴素的太阳崇拜和女性崇拜，以及对天文学现象最原始的想象。植物神话《矮松的来历》，形象地解释了松、栗地域分布的自然现象。动物神话《人鸡换寿》、《人狗换寿》，反映出狗、鸡在纳西族初民生产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射日神话《顶靴力士》，鲜明地突出了人的力量，表达了纳西族先民战胜干旱这一自然力的强烈信念。二、东巴文学东巴文学，是祭司东巴用象形文字书写在经书中的文学作品。它不同于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是一个独立的范畴。东巴文学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按题材可分为创世神话、降妖伏魔神话、战争神话、爱情神话。生产劳动歌、习俗长调等。有视语谣谚、史诗、神话、故事、习俗长歌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史诗和神话作品。创世诗史《崇搬图》（通译为《创世纪》或《人类迁徙记》，英雄史诗《东埃术埃》（通译为《黑白之战》）。这两部史诗均有多种反映整理本问世。《创世纪》谱写了一曲纳西祖先的颂歌，表述了古纳西人对于世界万物和人类起源、变化的朴素认识，突出了贬神褒人的思想，展示出纳西先民艰苦卓绝创世立业的历程。沤歌了他们征服自然、抗击暴力的英勇斗争精神，沤歌了人民的劳动和爱情、智慧和力量，表达了纳西人憧憬幸福、追求光明，期望民族繁荣昌盛的思想。《黑白之战》集中描写了部落豪酋崛起的英雄时代的战争风貌，揭露和鞭挞了黑暗与邪恶，热情歌颂了光明，伸张了正义，表达了古代纳西人追求、捍卫光明的理想和愿望。这三部诗史是东巴文学的精品，并称为东巴文学三明珠。此外，还有反映纳西族先民驯化动物的《马的来历》和《虎的来历》，反映狩猎时代艰苦劳动和斗争生活的《鹏龙争斗》、《高勒趣》，反映古代纳西族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崇仁潘迪找长生药》，反映敢于同邪恶势力作拼斗的《丁巴什罗》，鞭挞宗教祭司不劳而获行为，歌颂劳动人民用劳动创造幸福的《普迟乌潞》，鞭挞、嘲笑富豪贪心阴毒本性，表现穷人不怕富豪威迫的《富人偷牛》，还有讽刺、鞭挞富豪阶级醉生梦死心态，表现古代纳西人民豁达开郎的《买寿卖寿》和《三女卖马》等。三、传说纳西族的民间传说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山川湖泊、胜迹风物、节日习俗、人情世故等方方面面。山川传说中有生动介绍长江第一湾、玉龙山、哈巴山、虎跳峡等奇观形成的《金沙姑娘》；把玉龙雪山拟化为降魔除妖英雄的《玉龙山的传说》；还有《阿老菊》、《阿奶菊》、《拉市海》、《犀牛潭》、《老君山九十九龙潭》、《石门关》、《金垒岭》、《鸡公石》、《龟山》等作品。风物胜迹传说中，最著名的是《龙女树》和《达勒·阿萨命》两篇。 风物传说中有《石牌坊的来历》、《木楞房的来历》等作品，把批判矛头直指木天王。 节日传说有《北岳庙会》、《火把节》等，脸炙人口。 《金兰姑娘》、《麦良和忽必烈》、《阿得姓木》等史事传说，反映了磨些与南诏的姻亲，民族团结、民族友谊和木姓的来历。四、故事纳西族的民间故事丰富多彩，有控诉旧制度的悲剧故事《阿套五勒古》、《杜鹃鸟的来历五《口弦的故事/爱情故事《放猪栽桃X《拉科与莲命五《阿才与米花五《龙女和樵哥》《宝猪入道德伦理故事《挖金子又《石门关入《银洞又《金钟的故事五《金鸭子入《洒丹尼《孤儿与神蛙》、《洗眼塘》、M木盒》、《两兄弟分家》、《宝妹》、《阿喂鸟》、《瘦袋姑娘》、《迫害》；斗妖故事《两姐妹》、《夜不绩麻》；民族交往的故事《瓦匠落户》、《酿酒师傅》；破除迷信故事《山神爷》、《吃鬼》，从一幕幕幽默讽刺的喜剧中，诙谐风趣地再现了阶级对立的真实历史，反映了剥削阶级的腐朽生活和劳动人民作牛作马的情景，歌颂了劳动人民的美好品质和敢于反抗斗争的无畏精神。五、传统大调纳西族文学中，有很多独具一格的传统大调，即民间口头叙事长诗（歌），产生于明清时期。有“大调十八调”之说。传统大调可分为欢乐调、相会调、苦情调三大类。欢乐调，纳西语称“花华本”，反映男女青年劳动和爱情生活，结局圆满，属于欢乐类型的古典大调。主要作品有《猎歌》、《赶马》、《烧香》。其它还有《文考》、《武教》、《筑城》、《划船》、《放鹰》、《金筝之歌》等。相会调包括《雪柏相会》、《鱼水相会》、《蜂花相会》、《星星相会》、《孤鹰孤雁会》、《樟子嫩竹会》、《独叶独花会》、《马鹿水獭会》、怕露仙草会》、《麒麟凤凰会》、《日月相会》、《短笛古筝会》等，计有40余调，其中以前三调最著名。相会调用特定的象征手法描写相会恋情。用以物拟人、隐喻的手法和浪漫想象，歌颂纳西族男女青年向往婚姻自由和美好生活的情景。苦情调，侧重叙述男女主人公生活苦情的大调，主要作品有《游悲》、《牧羊调》、《牧象女》、《逃到好地方》等。其中前两调最著名。《游悲故意为《殉情调》、是纳西族情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六、歌谣歌谣，属于短小民歌。有传统古歌和随编随唱的即兴歌。按内容可分为生产歌、风物歌、习俗歌、情歌、喜歌、苦歌、婚歌、挽歌、猎歌、牧歌、儿歌等。传唱最早的劳动歌有《打稗子歌》、《打猎歌》、《织麻歌》、《取火歌》等，多为采集、狩猎、游牧时期的古歌。进入农耕后产生了《天女洗麻歌》、《搓线歌》、《放牛山歌》、《劝牛歌》、《耙田歌》、《栽秧歌》等。风物歌有《干木之歌》、《玉湖水》、《三思水》等；习俗歌有《祭畜神歌》、《喊丰收神歌》；仪式歌有《量米歌》、《敬酒歌》、《穿裤子歌》、《穿裙子歌》、《洗马歌》；巫歌有《招魂歌》、《送鬼歌》；婚仪歌有《结亲歌》、《求婚歌》、《祝婚歌》、《送亲歌》、《劝女歌》、《喜歌》；丧仪歌有《含殓歌》、《谢恩歌》、《送葬歌》。纳西族民歌，多用《谷气》、《喂默达》、《阿丽哩》、《哦热热》等曲子演唱，情歌则多用《时本》调吟唱。七、寓言和童话寓言和童话多为动植物故事。寓言有《聪明的小兔》、《兔子和熊》、《兔子和青蛙》、《斑鸠借粮》、《猎狗和猫》、《狡猾的鳝鱼》、《狐狸和公鸡》、《药王的故事》、《乌鸦笑黑猪》、《以少换多》等，从不同侧面说明弱能胜强、智慧能战胜野蛮、万物各有其能等简单哲理。童话有《燕子和葫芦》、《道士、白兔和山羊》、《猴子、兔子和狐狸》、《布谷鸟和雉鸡》。《蜈蚣、马鹿和公鸡》、《属相的故事》、《乌鸦和青蛙》、《麦子和养子》等。八、笑话纳西族民间笑话很多，有讽刺型笑话《公钱母钱》、《学官话》、《傻子当附马》等。其中《公钱母钱》讲述小财主攒了不少钱，舍不得花，天天数钱把什么事都忘了。家里的母猪下小猪，他很奇怪，人家说母猪配公猪，就会生小猪，他牢记这话，把小猪背去卖。买主给他钱，他说：“这钱跟我家的钱一样，都是公的，我要些母钱回去，好下上几窝小钱儿”。讽刺了财主贪财、迷财的嘴脸。幽默型笑话《在暗中》、《藏牛头》、《有名无实的猎手》、《分钱》、《馋嘴婆》、《大话客》等等。诙谐笑话《买镜子》、《骡蛋》、《近视老倌》、《席子衣裳磨盘礼》、《学规矩》、《取鹿皮》等等。反映出古代地处偏僻的人们孤陋寡闻的情景，善意地鞭挞了无知愚昧行为。这些笑话在诙谐幽默的笑声中给人以联想和启迪。九、谚语和谜语纳西族的民间谚语可分为以下数类：政治谚语，“富人不知饥，穷人不知饱”，“木匠无房住，鞋匠无鞋穿”、“石头不烫蜂不搬，官家不恶奴不跳”等，形象地揭示了旧社会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劳动谚语：“好逸恶劳吃空金山，勤劳双手价值千金”、“只要有粮米，雪山可搬移”、“不耕不粑不成田，不种不育不成苗’等，说明了没有劳动就没有收获，没有幸福。道德谚语，‘伴儿好学好，伴儿坏学坏”，“小时偷针，大时偷牛”，指出环境、恶习对子女成长的影响；“雪山不折，话音不回”，强调说话要算数；“竹筷成把难折，牙筷成支易断”，说明团结力量大；“节俭不饿肚，吝啬啃石头”，赞扬节俭美德，嘲笑吝啬小气；“闲谈莫论他人非，无事不找他人妻”、“宁爱一群姑娘，莫爱一个婆娘”，“带着别人的妻子出远门，有事无事说不清”等，指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些基本诀窍和应具备的伦理道德。气象谚语：“文笔哭，雪山笑，早上露水大”、“文笔山戴帽，今天必有雨”、“中午烈日照，下午来冰雹”、“云往东边走，有雨变睛天”等。哲理谚语：“打猎才见山高，饮泉才知清凉”、“水牛不饮水，拉鼻绳无用”、“牵牛要牵鼻子，牵马要牵头”等，从许多显而易见的事实，反映出纳西族朴素的哲学思想。纳西族民间谜语可分为物谜和事谜两大类。 物谜有：黑脸老奶奶，坐在火塘边；嘀咕老半天，做出半蛊汤——茶罐兄弟一条心，清早吃炭灰——火钳 做活一对对，睡觉一群群——筷子事谜：木家请竹家，麻家送出门——射箭 雷声响咕嗜，雪花四面舞——磨面白银放进海，黄金榜上来——煎糯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