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啥啥剩
目前，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从深层级和发展取向上看，它正在面临着一个教育模式构建的课题。这种模式的构建是适应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德育工作的需要，也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充分认识这种模式构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于广大教育工作者自觉参与和指导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对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发展需要新的思路�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在经历着从精英型向大众化的教育转型，招生数量的增长率在逐年提高，高等教育的规模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使高等教育面临不少新的问题和困难，高等教育的这种超常规发展对正处于发展中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而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一是课堂教学薄弱，二是课外教育指导局限，三是学生自助缺乏的现状。若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心理健康教育就难以发挥其在实施素质教育和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中的应有作用。� 1．把心理健康教育渗透于学科教学之中� 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素质方面的内容，这是现代学科教学理论写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实践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教学都把实现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作为中心任务，为完成这个任务，教师要善于发现并利用学科知识中有关心理教育的具体内容，适时地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和健全的人格。在学科教学中，教师通过运用某些心理素质的内容，如思维、记忆、想象能力的心理训练方式，可以提高学生的感知力、注意力、记忆力、创造力以及科研动手的能力等；通过运用激励手段，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通过采用强化与积极的心理暗示的措施，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尤其是在思想道德修养课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选修课中，教师要较系统地阐述心理健康对大学生成长与成才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介绍大学生增进心理健康的有效途径，传播心理自我调适和消除心理困扰的方法；通过个案分析，使学生对常见的心理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与主要表现有所了解，以乐观向上、平和积极的心态面对学习、面对人生。� 2．强化课外教育指导的基本环节� 课外教育是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要面向全体学生，通过多种媒体的广泛宣传，强化学生主动参与的意识；通过专题心理讲座、主题心理报告、心理沙龙，使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的基础知识，以及自我心理健康的基本方法，增强学生适应社会和心理自我调适的能力，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尽管心理健康教育“是高等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是德育教育所不能替代的，不能用德育教育的手段和方法去解决学生中出现的心理问题，要走出心理健康教育德育化的误区，增强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指导，有赖于教育的三级网络--校级心理健康机构、院系级心理健康组织、班级学生心理健康小组的完善。校级心理健康机构应由专职的教育工作者进行管理，组织协调校、院系学科教师、德育工作者和医务人员等人力资源，通过对学生的辅导及心理训练活动，有效地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的指导。院系心理健康组织，应由院系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和班主任、政治辅导员组成，在学校心理健康机构的领导下，有针对性地对学生的心理问题给予及时、必要的服务。班级学生的心理健康小组，应由志愿为同学服务且心理素质较好的学生组成，在与同学朝夕相处的学习生活中，给予那些心理需要关怀的学生以经常性的帮助，并能将有严重心理障碍学生的情况及时地向所在院系统学校的心理保健机构与组织反映，避免学生由于心理健康问题而引发的恶性事件的发生。 3．倡导主体自我教育� 事实上，任何教育只有转变为被教育者自身的能动活动，树立其主体意识，并体现其主体参与，其教育目的才得以实现。因此，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也必须积极倡导主体自我教育，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注意启发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在课外教育指导中，辅导员老师注意引导学生主动参加“个人成长小组”等多种社团活动，使学生自我生存、自我调控、自我激励、自我发展和自我认知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促进心理健康的自觉意识不断得到增强，并学会自我心理调适的方法，消除负性情绪的心理困惑，适应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变化，以一颗平常心面对自己、面对集体、面对社会。从而把“树立心理健康意识，优化心理品质，增强心理调适能力和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预防和缓解心理问题”的外在教育要求内化为大学生追求健康心理的自觉行动。� 二、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几点思考� 确立多元参与的思想观念� 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推进和心理素质的培养，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事，也是整个学校的事。因此，高校领导要从全局出发，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等学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硬件和软件的投入；学科教师要结合学科特点，对学生进行发展心理能力的心理训练，特别是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善于运用心理学的教育方法教育学生、指导学生，防止形式化倾向。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教育体制改革、教学改革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正在各高等学校深入进行，高等教育既面临着扩大招生的问题，也面临着在原有基础和水平上提高教育质量问题，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心理层健康教育工作还没有引起高校领导的高度重视，而只是停留在有咨询机构、无专业人员，有教育方案、无具体措施上。那么，当我们意识到新世纪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之时，首要的是确立一种全新的思想观念。� 2．建设专职与兼职结合的师资队伍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施教育的这支队伍的素质，尽管高等学校开展此项教育和咨询工作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但这项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客观形势，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学生日益增长的心理需要。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大多数教师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系统的心理科学知识、技能的训练，对现代心理咨询技术懂得很少，在教育和咨询的实践中，很难保证取得好的效果。应按照《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加强对专、兼、聘职教师进行请进来、走出去的长短期培训，增强他们的责任感、服务意识和接受掌握新观念、新方法与技巧的自觉性，提高他们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业务水平和科研能力。并以案例分析会等形式，组织教师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启发、互相促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队伍，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逐步走向健康轨道。� 3．推进课题的理论研究�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除了在日常的教育与管理中探索思路、总结经验、开拓创新外，还应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和心理素质发展的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以界定不同年级、不同群体学生在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方面的需要，从而使不同心理健康需求的学生，获得不同程度的改善和发展的能力。还要发扬合作精神，不断扩大不同区域间、不同校际间的学术交流，在互助互补中，基本掌握大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进一步探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不断解决大学生心理素质培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努力实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个体素质和这支队伍整体水平的进一步专业化，推进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朝着系统化、科学化、整体化和规范化的方向迈进。 
手机对人们社会交往关系的影响力摘要：以手机使用等经由电子媒体中介的社会交往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显示，手机使用当中同样存在着深层的“数码沟”，人们在是否采纳、使用深度、维系关系类型等方面存在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应的显著差异。手机作为交往资源，人们对它的使用当中体现着他们在社会交往网络与社会资本方面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正是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构成部分。关键词；手机使用 影响力 社会交往一、手机作为交往资源的社会意义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精神交流的社会活动。正是人与人之间这样的交往互动构成了现实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交往与社会角色关系和社会位置的分化密不可分，表现出人们相互间的异质性和包括资源差异在内的不平等性。社会学领域从事个人社会网络和阶层地位研究者认为，人们的社会网络结构取决于其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后者又决定于他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不同位置。而阶层地位是人们社会经济特征的综合反映。这些高低不等的阶层结构位置直接影响了社会成员在拥有财富、地位和社会声望等个人资源的不平等，后者进而构成了其社会交往的机会或限制，或是成为其社会交往的成本或代价，最终表现为不同阶层的成员在拥有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方面有一定的差异。基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发展，有学者从经验研究层面发现，在中国的城镇社会，社会交往的阶层化已成为主要趋势。在社会学者眼中，从社会交往尤其是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研究社会阶层，对于我们认识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有着重要意义。同理，我们关注作为社会交往资源之一的手机使用，在上海这个当今中国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是否会呈现出某种趋势性的阶层化、差异化特征，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经验的研究已经向我们显示:以手机为代表的个人通讯技术(PCTs)蓬勃发展，对个人的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少研究者认为经由电子通讯中介的交往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生活中许多的日常事务都借助诸如手机这样的中介进行交流和保持联络。手机的双重使用(工具性使用instrumental uses和表达性使用expressive uses，Ling， 2004; Ling and Yttri， 2002)正在重构着社会关系网络。手机有助于维系家庭纽带、扩展心理上的邻属认知、促进对通话对象符号性的接近感，促进浪漫关，保持原有的社会关系并促使新型社会关系的产生等。二、交往资源获取与使用的差异在数字技术的扩散过程中，影响是否使用及怎样使用的人口学、社会经济等因素向我们展示了“数码沟”存在的经验证据。与互联网类似，“数码沟”同样存在于手机使用之中;而且，作为社会资本建构的资源，与互联网类似，手机具有多种功能，使得“使用与否”不能成为观察数码沟的唯一指标。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还通过其它指标体现出来，反映了建立在社会经济地位基础上的社会结构性不平等在其它领域的蔓延。比如，Rice和Katz对2000年美国手机采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调查。他们发现与影响是否采用互联网的因素(收入和年龄)相比，影响是否采用手机的因素主要为收入、工作状况以及婚姻状况。而“有工作”这一因素对采用手机的影响力也在郭良主持的《2007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西安、沈阳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以下简称《2007年7大城市报告》)报告中加以呈现:不管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在职人员拥有手机的比例都超过了90%。现有研究还显示，年龄和性别等因素在手机使用方面有显著影响，其中性别差异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反映了社会不平等通过性别角色定式的渠道所产生的影响。有不少研究者关注到女性在新技术采用当中的不利地位，如郭良《2007年7大城市报告》中称:女性的手机采用率低于男性，其所调查的男性受访者拥有手机的超过了90%，而女性拥有手机的则不到85%。Louis Leung和Ran Wei在香港进行的调查也认为那些不使用手机的人多为老年女性。参考文献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