崴了个腿
中国-- 酒、饭一起，西方-- 酒、饭分开，饭桌上的酒只是点缀TO张少侠:白兰地、威士忌都是由葡萄酒2次蒸馏得来，酒精也不少。 
这些年卖酒颇兴文化开路，不少酒厂查县志市志省志，翻唐诗宋词元曲，引经据典，附庸风雅，其实只不过想证明一件事：酒是陈的香。在这方面国外的葡萄酒就表现得老实许多，哪一年的葡萄，是何品种，哪一年灌装，是何级别，哪一个产区，是何庄园，都白纸黑字写在标签上，并受法律约束。这就体现出中西文化的差异。 而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法制上，同时也体现在文化的各个维度上，比如文字。我看过不少境外介绍葡萄酒的文章，在形容葡萄酒的味道时都用到比喻，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当形容一种酒的口味像浆果、橡子、悬勾子、奶酪的时候，我想一般中国消费者的脑海里除了迷惑还是迷惑——你干嘛不说像麻婆豆腐、京酱肉丝呢？这种典型的沟通障碍显然源于文化差异。葡萄酒文化整体上来说是一种外来文化，同时相对而言也是一种强势文化，要将其所带来的冲击比较、交流、融合并发扬光大，无奈之下，我只好不自量力来给葡萄酒文化下一个定义：所谓葡萄酒文化，就是与葡萄酒相关的法典、制度、传说、风俗习惯、礼仪礼节、语言文学、典章故事，以及其所带来的心理反射和联想的总和。 中西葡萄酒文化的比较，是一件有趣但费力的事。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发现，文化差异体现在四个维度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在此我们不妨以这四个维度来比较一下中西葡萄酒文化的差异。 中国的葡萄酒文化显然是集体主义的，讲究呼朋引伴，开怀畅饮。而西方的葡萄酒文化更为侧重个人主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既有群聚而饮，也颇多浅尝独酌；二是产品多样化，个性化，突出酿酒师的作用。 中国葡萄酒文化的权力距离大，表现在饮酒礼仪上，就是尊卑、长幼、主客、亲疏分明，一旦破坏距离，就会天下大乱。而西方葡萄酒文化的权力距离较小，更为率意随心。 中国葡萄酒文化是低度不确定性规避，表现在葡萄酒的法制法规不健全，消费者对市场的乱象不以为然，即便对“山野葡萄酒”这种似是而非的酒也处之泰然，产品忠诚度低。西方葡萄酒文化是高度的不确定性规避，法制健全，产品忠诚度高，一旦碰到“疯牛病”那样的事，反应很大。 中国葡萄酒文化是偏男性主义的，“醇酒美人”都不过是男人舒怀、消愁的玩物。而西方葡萄酒文化更多加入了女性主义的因素，偏于中性。 当然，中国现代的葡萄酒文化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文化，还在不断地吸收、融合、发展。假以时日，中国的葡萄酒文化必然会有自己独有的特色。
二、轴心时代的变革 轴心时代是二十年代带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里提出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6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之交的600年时间以内，在旧大陆的三个文明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伟大的人物。三大文明就是指西方、印度和中国。而这些伟大的人物对自己的文明所产生的影响，是其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望其项背的，他们基本奠定了这三种文化的精神脊梁。比如说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直到后来的耶酥都出现在这段时间，印度的佛教创始人释迦摹尼，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全部都是出现在这个时代。所以这个时代被称为“轴心时代”。 我认为，就这个概念的提出来说，是雅斯贝尔斯的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有两个问题他没有阐述清楚。第一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近乎奇迹的情况？第二是在这个时代中西方文化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关于这两个问题，我在一本书里谈到：首先看中国，它的变革是经历了一个三步曲的过程。轴心时代来临之前的商代，中国和其他原始文明一样，都是一种亲代文化，都带有很浓郁的迷信色彩。我们最早的甲骨文就是一种专门用于占卜的宗教文字，为祭祀所用。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就是文明最早产生于寺庙之中，庙就是最早的城市中心。“尊神祀鬼”是殷商人的特点。帝是他们崇拜的最高神，帝在甲骨文里是代表一种花蕊，象征着生生不息的本根，也就是对生殖的崇拜。 周朝取代商代，不仅仅是政权的更替，更为主要是宗教的变化。周人不再相信自然神，天成为至高神，天和周人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他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神。那么他根据什么来保佑人们呢？是根据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所以，周代呢就把德看作是取得天命的一个核心。而周代的“德”还不是指内心的道德，而是指外在的礼仪。“遵礼守法”是为德，“非礼枉法则无德”，所以周朝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朝代。“遵礼敬德”是周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所以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他们的精神内核的变化。 接下去是先秦的孔子孟子们所进行的儒家思想的变革。变革的最重要的就是把外在的礼仪规范转化成为一种内心的道德自觉——仁。这个变化是中国轴心时代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所以孔子一生当中都在谈一个字“仁”，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仁”是“礼”的基础，人首先要有内在之仁，才会有外在之礼。所以“礼蹦乐坏”的实质是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所以，表面上看孔子好像是一个守旧派，面对“礼蹦乐坏”感到很悲哀，而事实上他是一个革新派，他不是要恢复周礼，而是要把周礼的外在之礼建立在内心之仁的基础上。尽管对“仁”有很多种理解，我们认为最为经典的就是“仁者爱人”，就是爱人之心。后来，我们又把它进一步理解为“忠恕之道”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欲欲人，己欲达达人”啊！说到底也就是仁爱之心。 到了孟子，对此又有了系统化的解释，他认为“仁”就是“亲亲”嘛。就是每个人都爱自己的亲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推出一个社会的泛爱关系，然后，他提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之心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一个人只要去向自己本性发掘，就一定能把自己本性中的美好善良的东西发掘出来，成为一个善人和圣人。因此，只要每个人都“修身、齐家”就能“治国、平天下”，最后达到一个大同的理想世界。 这就是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完成的一个重大变革，这个变革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现世的人自我的道德修养，而不太关注外在的上帝鬼神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中国儒家把大同社会的理想最后落实到每个人的修身养性的工夫之上。 同样，西方文化在这个时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它是一个超越的过程，而不是内敛的过程。到最后，中国文化强调一切从内心做起，西方文化强调一切由外在的上帝决定即上帝决定论。中世纪有一句名言：没有任何一只麻雀从树上掉下来，不是出于上帝的特殊意志。（笑）中国文化强调内心的修炼，“内盛外王，成己成物 ”，由内向外。所以，这就是中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发生的根本变化。 三、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完成了由外向内的收敛的过程以后，所有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在内心的道德上下工夫了。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特别是儒家的知识分子对外在的宗教逐渐淡漠起来，他们更多是注重自己内心的道德自觉，而不是外在的上帝决定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具有人文主义的色彩，而不是神本主义。 但是，中国人对六合之外的东西是不太谈的，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儒家知识分子对鬼神一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推崇父母在世的时候尽孝，君主在世的时候尽忠，讲究的是现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道德标准，而不讲究彼岸的那些东西。其实这个思想在周公旦的时候就说的非常清楚了：“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归”，也就是说，说的是鬼神，其实是用鬼神来推行道德教化，是劝告你此生此世好好的做善事。孔子也始终对鬼神之事不感兴趣，“子不语怪力乱神”之事，“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孔子的很多话语都表明了他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一次他的一个弟子问他“人死后，有知也？无知也？”，孔子的回答可谓充分表现了他的大智慧：“吾欲言有知，又恐孝子贤孙妨生送死；吾欲言无知，又恐不孝子孙弃而不葬；至于死后有知无知，死后自知之”。（大笑）也就是说，论鬼神的目的是为了起到教化人从善的，无论多么高深玄奥的东西，都必须以现实的行为准则为落脚点，从善、积德，方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在西方，学术界称它是一种伦理文化。 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主，它是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它不断地超越现实，对六合之外的事情更为关注。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在此只是做一个总结。下面讲第四个问题
中国人喝白酒的多，西方人基本不喝白酒，以果酒和啤酒为主，中国酒礼可太多了，一时也说不清，各地都不相同，我有个朋友说，他有个外国朋友，外国朋友说过：“我们德国人喝的才叫酒，你们中国人喝的不叫酒，叫酒精”好了，把这个事写到你的论文中吧，这个外国人说的话说明了很多问题，我国酒的酿造工艺非常差，酒精直接对水，像法国的葡萄酒，要选上好的葡萄，还要用橡木桶封装，工艺十分讲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