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杰0813129
从世界各国的精神道德、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实际情况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和价值。正如1988年一月，75位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开会结束时的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从精神方面来讲： 21世纪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将普遍提高，但是如果人们只追求物质享受，不注重精神道德方面的修养，将会出现诸如暴力犯罪、道德沦丧、个人主义、精神空虚等问题而严重危害社会。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则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勒博士所说：“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少进步也好，当今是一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人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泰勒博士对以孔孟的儒家文化在精神道德方面的当代意义和未来价值给予了中肯二恰当的评价。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当今世界政治、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等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化并存的世纪，不同文明之间的出现新的繁荣。但是当今世界仍不太平，局部地区仍弥漫着战争的硝烟。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并存、避免战争、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做出贡献，也将成为世界各国屏保认同的思想观念，还将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准则。儒家文化提倡的这些为人处世的原则，就是世界各国调整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c从经济管理方面来看：正当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批判儒家思想的时候，临近的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却正在悄悄进行着工业革命，经济迅速崛起，而他们全都以儒家文化为基础，运用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指导自己的工业建设。这一实例证明，启示人们去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人甚至提出“第三种工业文明”，进而提出“现代新儒家学”的概念。这说明儒家的思想不仅可以用来建设精神文明，而且可以用来搞工业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人类物质文明。人与自然： 儒家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提倡一种普遍的和谐。如果世界各国都能重儒家的“普遍和谐”观念，对它做出适应现代化社会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操作层面，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就能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也将更加美丽，我们人类也将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快乐！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西方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传统以来的儒家孔教，不但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反而构成了一大阻碍。因而，近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而不能在东方国家产生。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向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提出了挑战。上个世纪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圈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当时，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本身，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资本的积累、劳动力技术等等。但这时的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什么没有出现像东亚这样的经济奇迹？同时，人们又考察了非经济的制度结构，这些国家在制度结构方面也大不相同。人们在考察其文化因素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之处就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产生了：儒家文化对于亚洲这五个地区的经济成就是否形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有利影响?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是什么?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人本主义思想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女娲、伏氏、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等等。也就是说，一开始，中华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在《孝经》中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在《荀子?王制》中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并进而解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对自己之爱、对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沦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回》中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义”是指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所以说，儒学是一种积极人世的人生哲学。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这种精神鼓舞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创造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2、“内圣外王”思想 在积极肯定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它所注重的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理。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范，如“礼、仁、忠、孝、信、义、恕”等等。“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之爱，以及由此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为了达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礼”的概念。“礼”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孔孟还强调忠君孝父、友信仁义。在此，儒家为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一般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伦理规范。至于怎样实施这些规范，儒家认为，除了人们自己潜心修养外，还有赖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将这些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与性格，因此，儒学十分注重教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先行。“外王”思想中，儒家提出了一套治国安邦的思想。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得民心是得天下之所在。故此，孟子主张推行“仁政”，即要“制民恒产”，因为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仁政是王道政治的 基本要求。继孟子之后，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的思想，他以舟水形象地说明了“庶人安政”的作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外，儒家还有许多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内圣”与“外王”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相一致的。孔子认为“修己”可以“安人”；荀子认为“圣者”可以为王，圣者就是王者，圣王是合一的，即修养自己，安顿好家庭，达到至圣，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3、“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强调人本思想，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还提倡“天人合一”，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在反神教的同时，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开发，如今的生态系统失衡与这一“戡天论”思想是不无相关的。 孔子所讲的天命，不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说：“孔子所说‘天’，其实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2]如《论语?阳货》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把“天”与“人”纳入一个能自觉维持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认为天人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汉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说”，认为人与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人之间用王者贯通起来，王者依天行事，“天瑞应诚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将招致“天谴”。显然，其目的旨在寻求天人的和谐统一，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有机的自然观，也是儒家文化特质之一。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功能 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基础上产生并体现出其文化价值。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指出：“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文化价值，由于这个缘故，文化现象或者是被产生出来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着的。”[3]儒家文化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就是它对于协调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1、价值的整合。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欲望，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化熏陶，就难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达成大体一致的观念，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绵延几千年，在于它为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2、规范的整合。统一的价值观需要统一的规范去维持，文化的整合规范因价值的需要而产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统化和协调一致。因此，不仅要制定统一的规范，而且要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儒家文化的规范整合在于它提出了“礼、仁、忠、孝、信、义”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并强调人们修身养性，通过人们的这种内在的教化来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实现规范的整合。 3、结构的整合。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系统，是由众多互相分离而又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和单元都有自己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联结起来才能实现，才能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作用，即所谓的功能互补。由于统一文化的作用，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协调的功能体系，儒家文化既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君主制思想，又提出了民本思想，忠君爱民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忠君”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爱民”是为了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二者都是为了巩固君主制，从而，实现了君主阶层与百姓阶层的结构整合，以进一步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同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实现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结构性整合。还有人圣思想，即只要人人潜心修养，都可以成圣等等。整合功能是儒家的一大特色。所以说，儒家文化是秩序文化并不过分，它所追求的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儒家文化在东亚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的衰微而重新让人们认识它的价值，是由于近些年来西方经济的萎靡不振和东亚经济圈的迅速崛起。人们发现，东亚经济的起飞除了科技、经济等物质性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支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核心文化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说：“当代的日本人，虽然已经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伦理观。” (一)儒教的整体性原则 本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损害了经济组织和集团的正常运行，而东亚人虽然也有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他们也追求个人利益，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并显示了集团整体性的效率。如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二者．是同时加强的。在日本、新加坡都莫不如此。这主要源于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东亚的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它们都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虽然君主制在近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但以“忠孝”为支柱的儒家伦理秩序经过长期在人们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把优于其他文化的整体号召机制保留至今，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预定目标的能力”[5]。 (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西方的科层制被称为现代最具合理性、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而风靡全球。家族式的管理被韦伯看成是传统落后的、缺乏效率的管理方式。如今，它却在东亚国家的经济组织管理中体现了它的有效性。东亚国家把国家和民族看成是同等概念，所有集团都以家族主义方式联系在一起，在企业中，人们的地位虽然不同，却使人们有一种家族一体的感觉，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家族般的人际关系，忠孝相统一的行为模式。在韩国，许多企业把职员称为家族成员。在日本，家不仅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单位，而是扩大化了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集团或组织。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管理的全部秘密在于“家庭意识”。一个公司如同一个家族，每个职员为了维护公司的名誉，要忘我拚命地工作，甚至忘掉自我和自己的小家庭。而公司对职员实行终生雇佣制，以此对职员和家庭负责到底，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职员的归属感、责任感，使职员把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发挥集团的整体性效率。 (三)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以儒家礼义、忠孝为基础的规范体系中，东亚国家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的人际关系，以克服个人主义膨胀所带来的社会灾难。新加坡独立之初，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在一二十年间，迅速成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针对物质享受骤增，个人利益受重视，却心灵空虚，忽视国家观念和责任感的现象，他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重视儒家伦理，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以调节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在吸收和改造儒家学说中，赋予儒家伦理以新的适合新加坡现代化要求的精神和解释。日本有“大和”民族之称，这种“和”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调和、和谐的意识，即讲人与人关系的义理人情。这种“和”被运用于企业之中时，就形成了日本式的竞争，即竞争与协调的融合，也就是说，群体外的排他性与集团内的和谐性。所以，日本企业界认为，日本企业的精髓就是“和”。当这种“和”的方式用于日本纵式社会结构关系时，“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将日本社会上下等级关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凝聚力，为着一个目标而同心协力。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东亚社会的特征之一。 (四)教育优先原则 20世纪初东亚国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还得力于它们的教育成就。这一成就渊源于儒家的重教传统，儒家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主张首先要对个人进行教化，提倡“有教无类”。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主张科举取才，强调通过学习和考试竞争来取得社会的成就和地位，通过学习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有用人才。这一传统使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政府还是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在韩国，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无论生活多么贫寒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子女上学。同时，韩国政府实行“教育超前”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投资也很高，发展中国家里，除以色列之外，韩国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资最高。我国台湾从 1968年开始实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在日本，教育立国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的教育经费增长很快，从1950年到1972年增长了 25倍，教育经费占行政经费的20％以上。而同期，美国占15％，前苏联占16％，西德占12％，英国占13％左右。日本政府认为：“教育投资的成果，其特点是以培养人的才能的形式积累起来的。所以一旦作了投资，从其效果具有持久性这一点看，可以认为它是生产上的重要投资。”[6]教育的发展，人才素质的提高，无疑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 纵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充分说明了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管理经验的简单移植，而是根植于本国本地的文化传统。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继承，并对之进行适应现代化的转化、改造，从而，使儒家文化不同程度地对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正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所说：“发展经济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必须引进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或经济原则，而在于必须处理好这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同经济的内在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7]儒家文化倡导忠诚、责任感、献身精神、集体主义、教育优先的价值观，无疑对东亚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 曰：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日知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但是，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成为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日本人的惟一标志。悠久的传统文化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审美情趣和行为习惯。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自西汉武帝以来，经过曲折发展，一直作为主流存在于世的儒学。一、儒家的起源儒家学派诞生在战火纷飞、群雄争霸的春秋时期，其创始人为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教育家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核心思想为“仁”与“礼”。何谓“仁”？“仁者爱人”，孔子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反对任意刑杀和苛政；提倡广泛理解和体贴他人，以此调整人际关系，稳定社会持续。如何“爱人”？夫子曰：“忠恕而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何谓“礼”？“克己复礼”，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礼”的准则。其中的“礼”，专指西周时候的等级名分制度。为了能够实现“礼”，孔子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按照周礼的制度把当时已经混淆的社会等级秩序矫正过来。这就体现了孔子政治思想中保守的一面。另外，孔子还提倡“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用“德”教化百姓。二、儒家在战国百家争鸣之时【孟子】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但除了曾参留下了《大学》之外，其他的大多未曾留下什么。到了战国时期，孔子之孙子思收了一名弟子，此人便是日后被称作“亚圣”的孟子。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人，儒家学派的重要奠基人。流传于世的著作为《孟子》“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在孔子之“仁”的思想上，孟子将“仁”发展成为了一套政治学说。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在人性论方面，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说。在义利观方面，孟子强调先义后利，舍生取义。孟子要求人民应该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荀子】如果说儒学在孔孟手中还仅仅停留在关注人的身上，那么战国时期儒学的另外一位重要代表荀子就将儒学发展到了另一种高度。荀子，名况，赵国人，战国时期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现存《荀子》共三十二篇。其主要思想有如下几点：1、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荀子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但人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2、性恶论。与孟子正好相反，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但凭借后天教育可以使人由恶变善。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在战乱与社会变革中并不适用，更不用说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了。等到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打败项羽，百废待兴，这时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所以从西汉初年到汉武帝继位时，黄老思想一直在政治上占据指导思想，在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随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汉朝历经了“文景之治”后，黄老之学已经不能适应强化中央集权形式的发展需要了。同时，儒家学说经过一段时期的自我调整，整合出了一套为中央集权服务的新的理论体系。此时，儒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广川人，研究《公羊春秋》，向汉武帝提出了大一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感应”学说是董仲舒儒学的基础。他宣扬“君权神授”，为君王统治天下提供了理论根据。但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君权。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为人伦道德标准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王道之纲”。【评价与影响】有利于巩固大一统国家，儒家从此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四、儒学的危机随着时代的发展，汉代粗糙的儒学已经不能再控制人心了。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吸引了许多信徒，儒学的发展出现了危机。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五、宋明理学【程朱理学】为了振兴儒学，唐宋儒学家不断进行思考与探究，吸收了佛教和道家的思想，是儒学体系得到了丰富和更新。到了宋代，出现了实质为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程颢，北宋河南洛阳人，世称明道先生。程颐，北宋河南洛阳人，世称伊川先生。朱熹，南宋人，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婺源，出生于福建。理学的集大成者。什么是理学家笔下的“理”呢？他们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理”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的道德伦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性。那么应该如何把握“礼”呢？方法是“格物致知”。就是通过接触世间万事万物，在体会到各种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先天存在的“理”的体验。当然，它的最终目并非是对客观规律和真理的探索。程朱理学也有其消极的方面，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言论。【陆王心学】南宋时期，一些理学家对程朱探究真理的繁琐方式表示不满，由此诞生了实质为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心学。陆九渊，江西金溪人，世称象山先生。王守仁，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陆九渊的主要观点是“心即理也”，认为心就是天地万物的渊源。他提出了“发明本心”的求理方法，认为求“理”就是进行内心的反省，这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方法产生矛盾。王守仁的核心思想是“致良知”，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人天生具有良知，只要克服私欲、回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这就强调了自我的主动作用、激励了人们奋发立志。【宋明理学评价】消极影响：强调三纲五常和名分等级的永恒性，用以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积极影响：注重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讲究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凸显了人性的庄严。六、明清之际的批判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使思想界出现因循守旧、陈腐不化的风气。在商品经济下社会拜金风气盛行，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李贽】李贽，字卓吾，福建泉州人。归纳起来，李贽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1、反对孔孟学说和极力鞭笞程朱理学，反对绝对思想权威；2、倡导个性的自由发展；3、认为“万物皆生于二”，批判理学的“天理”学说，摇撼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基础。李贽的思想冲破了封建统治秩序，有利于人民思想解放。【王夫之】王夫之，湖南衡阳人，世称船山先生。王夫之系统的批判了宋明理学，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颠覆了程朱理学“道在气先”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理论根基。【黄宗羲】黄宗羲，浙江余姚人，世称梨洲先生。黄宗羲从根本上否定了沉浮的伦理纲常，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并提出了种种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包括言论自由。【顾炎武】顾炎武，江苏昆山人，世称亭林先生，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评价】明清时期的批判，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君主专制统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七、近现代儒学的开端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国内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不少仁人志士认为，中国应当采取变法以图强国。然而，传统的被统治者改造的儒家思想又成了变法图强的一大障碍。在当时，要进行变法，就必须从思想上破除“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迷信，打击“恪守祖训”的封建政治势力，辩明变法的合理性，解放人的思想。近代儒学最终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发展为近现代新儒学。【康有为】代表新型资产阶级的康有为掀起了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改革运动，为了减小变法的阻力，采取了托古改制的方法，假借儒家的外衣宣传维新思想，主张采用国外先进的政治体制即君主立宪制，改革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论证了变法的合理性。造成以上原因是因为：1、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软弱性） 2、儒学思想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影响巨大。康有为最负盛名的三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无不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无不对儒家政治思想作出了论述。 【梁启超】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粗而言之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以康有为为代表，欲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论述儒家政治思想，建立一种近代新儒学。后一段以梁启超、严复为代表，他们明显不同于康有为的神化孔子，而是开始对孔子和儒家政治思想作正面的清理和公开的批判。 梁启超对孔子及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起初，他也曾追随康有为尊孔，仿效康有为搞“托故改制”。梁启超以孟子的“民为贵”思想为中介，论证儒家的仁政、王政、不忍人之政，与“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治制度近之”。东渡日本后，梁启超广泛接触西学，思想水平进一步提高，于是他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孔子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作了公开批判。在梁启超的笔下，孔子成了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蟊贼。他还认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最大弊端在于维护封建政治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梁启超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在维新派中最具学术性，并将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推到了一个新阶段。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1923年出版，在学界影响巨大。 【严复】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汉族，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在戊戌变法时期，从学理上批判儒家政治思想者，首推严复。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不深，而于西方政治思想则有较深的修养。就此而言，严复优于其他维新思想家。在中国近代思想政治史上，严复首次把矛头直指“六经五子”（五子谓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他写到：“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救亡决论》）。在戊戌时期严复能将矛头直指六经五子，思想堪称激进。同时严复又对封建君主专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将矛头指向了儒学大师韩愈，用犀利的文笔写成《辟韩》一文。 【章太炎】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汉族，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按照刘歆《七略》把西汉中期以前的学术派别分为九流十家，并逐一考察了各派的起源、发展和流变。他指出：“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子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又说；“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章太炎不仅全面扭转了两千年来传统经学家所设定的孔子神圣形象，而且淋漓尽致的发挥了“尊子贬孔”的观点，将孔子从神圣的殿堂中拉来与诸子同列。章太炎严厉批判汉武帝“独尊儒术”，认为“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他尖锐地指出后代儒者必将自己的学说推源于孔子，其实这都是“强相援引，妄为皮傅”。章太炎“援引诸子以夺孔孟之正位”的批判，无疑是掘了中国封建政治思想的祖坟。 章太炎还从道德上批判孔子，他曾一再指出：“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他又指责孔子的中庸，认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他断言：“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诸子学略说》）。章太炎对孔子道德的批判是与革命活动和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今日我们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象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同上第273 页）。在章太炎看来资产阶级无论是进行革命，或者实行民权，断不可用儒家政治思想。 八、打倒孔家店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迷信的同时，对以孔子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维护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树立起了“打倒孔家店”的的大旗。“打倒孔家店”实质上是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的全面清算。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思想之一，它内容宏博，影响极其深远。 儒家思想内容宏富，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表现，又有着时代赋予它的新的内涵。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他不仅以相礼为业，而且以其宏富的学识、精绝的智慧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石。他尊天命，崇仁礼，重教育，执中庸等等，无不对后世影响深远。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最重要的是孟氏之儒和孙（荀）氏之儒。孟子提倡王道仁政，民贵君轻，创立性善说，要求尽心、知性、知天。荀子建立了以礼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于王道中杂以霸道，提倡性恶论，主张“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至汉代，董仲舒继承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又吸取了韩非“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活，三者逆则天下乱”的三纲思想，实现了儒法合流，提出了德行并用而以德教为主的统治方针，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的儒学，也促成了西汉后期谶纬之学的盛行。魏晋时期玄风大盛，直至唐中期韩愈的出现，开始了儒学复兴的大潮。至宋初，经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大力提倡，儒学复振。从此至明，儒家思想得到巨大发展，出现了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理学，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即宋明理学。另外，以王安石、陈亮、王廷相为代表的功利派成为宋明理学的另一部分。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及戴震等都对理学的性命之谈进行了批判。清代的儒学又分为汉学和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儒家的统治地位也告结束，但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却未随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消声灭迹，而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这种主流观念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凝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迅疾发展的今天，它仍影响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影响着每一个生命个体。 儒家思想至今影响着国家政治和民族精神一、 仁政与王道儒家思想的传承有许多精华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应该给予肯定。儒家思想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崇“仁”。孔子说：“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具体讲，“恭、宽、敏、惠、信”为“仁”，忠、恕、孝、悌为仁，这些美好的品质就是所谓的“仁”，人们要有这样的品质才是真正的“仁者”。这种思想确立了数千年的社会道德规范，时至今日，人们还在以“仁义”的标准评论别人，这种评论是法治外的一种道德约束，某种程度上具有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有助于社会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有助于人与人之间保有着一份脉脉温情。孔子崇仁，是谓“仁心”，而孟子崇仁是谓“仁政”。《孟子•公孙丑上》：“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行仁政就是以仁爱之心治理天下，反对霸道，实行王道。同时，孟子提出要“保民而王”，在《孟子•梁惠王上》中：“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他还主张“尊贤使能”，《孟子•公孙丑》：“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治国还要加强教育“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孟子思想的另一闪光处，就是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要：“制民之产”使百姓安居乐业。 孟子的思想，在治国理政方面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而历朝历代的治世无一不在孟子提出的治国框架中体现出来。他的思想影响至今，我国多年来致力于三农问题，关注农民工等等，都是在“保民而王”“制民之产”。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也体现出孟子思想在今世的闪光。在中国的外交方面，APEC会议、上海经济合作组织及中非合作论坛等等，这些外交活动，中国没有一次用其武力去征服，去强制，而是在互惠互利的原则基础上来实行，由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较而言，美国这一超级强国打南斯拉夫，插手阿富汗，发动海湾战争，至今仍在伊拉克难以自拔。这是什么？这就是美国实行的“霸道”所致。“王道”所致，处处逢源，“霸道”所致，处处碰壁。二、人和社会 儒家思想在关于人的问题上表现的积极作用更为突出。在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对于人生价值的许多问题，都有充分而精辟的论述，这些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人不是孤立的存在，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也与一定的自然环境发生联系。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人人应具有独立的意志，也就是肯定人人都具有独立人格。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谓大丈夫的崇高人格，就是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动摇。儒家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人格价值相比较，道德价值和人格价值更为重要，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就是儒家为了保全仁义道德价值而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典型表述，这些论述对后世深远影响。不难看出要正确对待自己，塑造崇高人格，最关键的就是要正确对侍生命与道德、人格的关系。一个人的人格尊严是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人格尊严超过了生命价值。 儒家学者提倡人与人应当互相亲爱，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并对人伦的准则与规范有着详细的论述。荀子论述人类合群的必要性时提出“群道”的概念，他认为，人所以能群，在于有职分与道义；合群是人类能够战胜万物的保证。荀子重视合群之道，强调对待他人的方法要得当，这就为妥善对待自己与他人、个体与群休的关系提供了社会学的依据。儒家思想的仁、礼、和、义、信，就是关于人与他人关系的准则与规范。“仁”，是孔子伦理道德的最高准则。墨子主张兼爱，谓“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室若其室，认为应当不分远近亲疏地爱一切人。孔子的爱人和墨子的兼爱都表现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礼”是古代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孔子重视礼，说：“不知礼，无以立。”认为必须知礼才能自立，自立然后才能立人。他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主张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礼，以达到仁的境界。也即以礼待人，尊敬他人。应有的礼节、礼貌还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行为规则。儒家以“和”为价值的中心原则，“以他平他谓之和”，“和”是不同事物相互联系、会聚而得其平衡，也就是多样性的统一。此外“义”的基本意义是公正，公正是对待他人应有的规范。“信”则是诚实、信用、守信。认为朋友之间应当遵守信用。信用是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任何时代最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 儒家还提倡“忠”，忠的原则是对别人尽心尽责。到了汉代以后转义为对国君尽忠，强调对君主的绝对服从，以维护君主专制。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废除了君主，尽管对儒家思想的“忠”我们曾一度存在偏见，但是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大力提倡的“忠”，是忠于民族、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忠，是责任心、事业心的体现。忠于民族、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是每一个国民的崇高职责。 发展脉络你既然是秀才肯定可以网上摘到很多。至于在当代的影响，在海外比在国内多。这个你从研究文献能看的出来，哈佛的东亚研究所、日韩学界和台湾一些高等学府的汉学与儒家思想类的学术论文质与量均远远胜于国内，内地大多数研究这些的学者已经被唯物主义化了。如果你要写关于当代儒家思想这方面的论文，推荐你去找些杜维明先生的书来看，杜在儒家思想与其他宗教、学派的交流上，在国际学术界比较有影响。得不得分无所谓啦，呵呵，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法家的基本主张及其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法家推行“以法治国”的“法治”，反对“礼治”，要求代之以“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春秋战国之际，身处社会激变中的人们大都将孔子学说视为迂调之论。他们认为在激变的社会中，大力提倡早已过时的“礼治”，是“守株待兔”的愚人之举。法家不同，他们崇尚的是“力”，是君主的至高无尚的权势，制定严密完备而具有强制性的制度与残酷而且有震摄力的刑罚才是君主治国的法宝。所谓“威不二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是法家献给君主“富国强兵”的良策。因此法家主张“不务德而务法”，认为只能“以力服人”，法律是“禁暴”、 “止乱”的工具，法律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禁暴止乱”不能依靠德行来感化，而只能使用暴力。针对儒家的“亲亲”、“父父”、“子子”宗法等级制，他们提出人人“皆挟自为心”，认为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是不可能“化性起伪”的，即使亲子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样这有以力制力，以严刑重罚治国御民，才能建立“六亲相保，终无寇贼”的社会秩序。 中国法家的“法治”与西方的“法治”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不可混为一谈，西方的法治，其基本的理论是天赋人权，而法家的法治，其基本的指向是针对西周而来的礼治，西方的法治与民主相联，以民主为基础，并以法治来捍卫民主；而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专制独裁为主的中央集权，法律的权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西方的法治以权利为核心，它的作用是用来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法家的法治是以惩罚为核心，刑罚发达，而私权利不足。 在法家的“法治”统治下，除了权力，道德、良知、是非、公正等等无足轻重，一切以法为标准，言行全于法者赏，违于法者刑。君主手操刑、赏二柄，无敌于天下。这种简单易行的学说，在当时不仅深受统治者的赏识，而且也易于平民百姓的接受，多年的战乱、动荡使人们渴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统一天下，稳定社会。于是，以“法治”为理论指导的、统一的、强有力的专制帝国王朝应运而生。 法家的“法治”理论对于社会发展进步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法家的主要成就在于，它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强化了法的概念，并宣扬了贵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如“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思想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法家的法治思想，采取“世异而事异”的变法态度，这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法家中“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他们虽然强调以法来管束削弱贵族势力，但根本目的在于将权力集中在君王手中。法律之上的仍是君主、皇帝的权力，所谓“出口即法，下笔乃律”，君王可以超越法律之上，凌驾于法律之外，这样的法实质是权大于法的王法，是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而非人民权利的保障，因而它谈不上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公元前535年就刻下了第一部成文法， 但却始终不曾出现真正的法治。法家的“法治”理论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为政太急、役民过酷。专制制度在残性的“法治”理论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秦王朝统一后，将天下人置于法网之中，以致“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当统治尚陶醉于“皆有法式”、“专任刑罚”的成果之中时，平民百姓却饱尝了“法治”之苦，对于秦政权深感失望，统一了16年的秦王朝很快就覆灭了。秦王朝灭亡后，法家的声名不佳，“法治”地位一落千丈，人们谈“法”色变，视法为不祥之物。汉人在沿用秦制的同时，对秦朝的“法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对“法治”亡国的反省中，人们注意到儒家“礼治”思想的优势。“礼治”在强调君主权威的同时，也强调君主的自律；在强调治民的同时，也强调保民。更重要的是“礼治”的主张可弥补专制主义的某些缺陷，缓和“法治”所造成的尖锐的社会矛盾，避免滥刑滥罚，使“法”在实施时能得其“中”。儒家思想因此而复活，“礼治”自汉代起便成为统治者的立国之本。 从此，是实行“礼治”，还是实行“法治”，成了中国古代圣主与昏君、廉吏与贪官的分水岭。除秦朝以外，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王朝敢公开标榜“以法治国”，法治在中国的命运也就显得异常坎坷艰辛。 法家法治的功绩与缺陷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法家，为什么法家思想不能走向法治？法家的法治思想有什么功绩？有什么可以检讨的缺陷呢？ 春秋战国之际，身处社会激变中的人们大都将孔子学说视为迂调之论。他们认为在激变的社会中，大力提倡早已过时的“礼治”，是“守株待兔”的愚人之举。于是，法家提出“以法治国”的“法治”，反对“礼治”，要求代之以“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他们崇尚的是“力”，是君主的至高无尚的权势，制定严密完备而具有强制性的制度与残酷而且有震摄力的刑罚才是君主治国的法宝。“威不二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是法家献给君主“富国强兵”的良策。因此法家主张“不务德而务法”，认为只能“以力服人”，国家与法律是“禁暴”、 “止乱”的工具，认为法律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轻视道德和教化的作用，认为要“禁暴止乱”就不能依靠德行来感化，而只能使用暴力。针对儒家的“亲亲”、“父父”、“子子”宗法等级制，提出人人“皆挟自为心”，认为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是不可能“化性起伪”的，即使亲子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样这有以力制力，以严刑重罚治国御民，才能建立“六亲相保，终无寇贼”的社会秩序。 法家的“法治”理论将一切复杂问题简单化，在“法治”的统治下，除了权力，道德、良知、是非、公正等等无足轻重，一切以法为标准，言行全于法者赏，违于法者刑。君主手操刑、赏二柄，无敌于天下。这种简单易行的学说，在当时不仅深受统治者的赏识，而且也易于平民百姓的接受，多年的战乱、动荡使人们渴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统一天下，稳定社会。于是，以“法治”为理论指导的、统一的、强有力的专制帝国王朝应运而生。 一分为二地看，法家的“法治”理论对于社会发展进步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法家的主要成就在于，它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强化了法的概念，并宣扬了贵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如“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思想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法家的法治思想，采取“世异而事异”的变法态度，这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法家中“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他们虽然强调以法来管束削弱贵族势力，但根本目的在于将权力集中在君王手中。法律之上的仍是君主、皇帝的权力，所谓“出口即法，下笔乃律”，君王可以超越法律之上，凌驾于法律之外，这样的法实质是权大于法的王法，是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而非人民权利的保障，因而它谈不上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公元前535年就刻下了第一部成文法， 但却始终不曾出现真正的法治。法家的“法治”理论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为政太急、役民过酷。专制制度在残性的“法治”理论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秦王朝统一后，将天下人置于法网之中，以致“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当统治尚陶醉于“皆有法式”、“专任刑罚”的成果之中时，平民百姓却饱尝了“法治”之苦，对于秦政权深感失望，统一了16年的秦王朝很快就覆灭了。 秦王朝灭亡后，法家的声名不佳，“法治”地位一落千丈，人们谈“法”色变，视法为不祥之物。汉人在沿用秦制的同时，对秦朝的“法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对“法治”亡国的反省中，人们注意到儒家“礼治”思想的优势。“礼治”在强调君主权威的同时，也强调君主的自律；在强调治民的同时，也强调保民。更重要的是“礼治”的主张可弥补专制主义的某些缺陷，缓和“法治”所造成的尖锐的社会矛盾，避免滥刑滥罚，使“法”在实施时能得其“中”。儒家思想因此而复活，“礼治”自汉代起便成为统治者的立国之本。 实行“礼治”，还是实行“法治”，成了中国古代圣主与昏君、廉吏与贪官的分水岭。除秦朝以外，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王朝敢公开标榜“以法治国”，法治在中国的命运也就显得异常坎坷艰辛。
发展脉络你既然是秀才肯定可以网上摘到很多。至于在当代的影响，在海外比在国内多。这个你从研究文献能看的出来，哈佛的东亚研究所、日韩学界和台湾一些高等学府的汉学与儒家思想类的学术论文质与量均远远胜于国内，内地大多数研究这些的学者已经被唯物主义化了。如果你要写关于当代儒家思想这方面的论文，推荐你去找些杜维明先生的书来看，杜在儒家思想与其他宗教、学派的交流上，在国际学术界比较有影响。得不得分无所谓啦，呵呵，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