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阿辉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呵呵，虽然是50字但是我找了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给你哦，可以慢慢选择丽江纳西族是我国居住在金沙江上游地带的少数民族，除四川、西藏有少量分布外，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北部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及其周边的中甸、宁蒗、维西、永胜、德钦等县。据1990年人口普查，全国纳西族有278009人，其中云南省有260388人，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有184894人，占全国纳西族总人口的5%，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区。 纳西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纳西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大致以金沙江为界分为两个方言，方言之间相互不能通话，而纳西语的标准语则以纳西语西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丽江县城大研镇的语音为标准音。在纳西族悠久的 历史进程中，曾经脖东巴文、哥巴文两种文字。“东巴文”是纳西族早在一千多年前（唐代以前）就创造的一种象形文字，由象形符号、标音符号和附加符号组成，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还流传在民间的活的象形文字。 纳西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同云南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发展不太平衡。到共和国建立前，丽江县的纳西族聚居区是封建地主经济，并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甸县的一些地区仍保留着领主经济的残余；宁蒗到还基本处于封建领主经济阶段，并保持着对偶婚和母系家庭残余。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纳西族人民创造了富有本民特点的灿烂文化，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纳西东巴文化在云南各民族独树一帜，是纳西族人民的骄傲，比如东巴文对于研究比较文字学和人类文化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在《东巴经》中，一方面保留了许多古语古词，是纳西语和其他亲属语言作历史比较的极好材料，另一方面又记录了大量的纳西古代文学。 与东巴文化发展的同时，纳西族又学习和吸收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先进文化，从而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和内容。从明代开始，以丽江土司为首的贵族领主首先接受了汉文化，他们大都能诗能文，如木公曾写下了《雪山诗选》，木增曾写下了《云迈淡墨》等诗集。 纳西族一般居信在坝区、河谷和半山区。坝区民间住房多系土木结构瓦房，格局多为“三房一照壁”，山区多是低矮的木楞房，以木板覆顶。纳西族的婚姻家庭，多数地区实行一夫一妻制，旧时婚姻由父母作主，婚前社交自由。宁蒗泸沽湖周围的摩梭人则还保留着母系家庭和对偶婚的残余。随着婚姻法的贯彻，一些古老的婚俗正在逐渐改变。纳西族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同家族的人结亲。男女一般二十岁左右结婚，早婚现象较少。旧时，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盛行姑舅表俦婚配习俗。结婚一般要经过订亲、请酒、举办婚礼等程序。订亲，纳西语“日蚌”，意为送酒，男孩长到五六岁，父母便托媒人带一壶酒到适合的女方家为儿子说亲，双方父母同意后，待女孩长到十岁左右便择吉日订婚。之后男方家要向妇家行“小酒”、“大酒”等礼，每年端午中秋、冬至等节都要到女方家送礼。结婚仪式有不见天之俗，在天井搭大帐篷，下铺松毛，扎迎亲牌坊。女家闭门，隔门唱盘问喜歌，答唱对头方开门迎入，接亲者即撤“开门钱”。新娘边祭祖先、告别父母亲友，边哭泣表示舍不得离开娘家。新娘进夫家大门时，必须跨过门槛下右的马鞍，以此表示成为男家的成员了。纳西族民间住房，在明清时还普遍是井干式“木楞房”，用圆木纵横相架，层面高至七八尺，即加缘行，覆之以板，石压其上。在木楞房的正房（祖房）中，有一个高出地面的灶台称为“格古鲁”，中间为火唐塘，安上大型铁制三角架，用来烧水，烤火和安锅做饭，会客、用餐和老人就寝均在这个灶台上。火塘两边铺木板，右是主位，左是客位，不能相混。 丽江坝区，尤其是大研古城内，纳西民居则普遍是土木结构的瓦屋楼房。建筑平面结构大多是“三房一照壁”，富裕人家也有“四合五天井”的布局。纳西族的“三房一照壁”正房较高，主要供老人居住，两侧厢房略低，由下辈居住，再加上正房对面一堵照壁，看上去主次分明，布局协调。天井供生活之用，多用砖石铺成，常以花草美化。如有临街的房屋，多被辟为铺面，主人自己经营，或转租他人经营。屋基采用石头砌成，墙用土坯砌起，有的四角用砖修饰，上段则用木板围封，屋架强化穿斗功能，增强了搞震能力，使房房具有“墙倒屋不塌”的特点。屋面都用筒板瓦覆盖，前后出檐，人字面坡交接处装饰“垂鱼”。 二、服饰 纳西族男子的服饰大体与汉族相同，各地妇女服饰则有差异。中甸县白地一带妇女，身穿对襟长衫，再系百褶长裙，腰束毛织彩带，脚穿云头黑靴，背披白毛山养皮，编发盘辫，保有古风，宁蒗县永宁一带摩梭妇女，头戴布料大包头，身穿大襟小褂，系长可及地百褶裙，腰系彩带，美观大方。丽江县大研一带纳西族妇女，从清初改土归流以膈衣着便有很大改变，上空大襟宽袖布袍，袖口捋至肘部，外加紫色或藏青色截肩；下着长裤，腰系用黑、白、蓝色棉布缝制的围裙，上打百褶，下镶天兰色宽边；背披“七星羊皮”，羊皮上端缝有两根白色长带，披时从肩搭过，在胸前交错又系在腰后，既可保暖，又可垫背负重。近年，一种既保持纳西古装特色，又有现代服饰特点的新型青年妇女服饰问世，其产要特点是改大襟的坎肩为对开或半边开收腰坎肩，改围腰为长裙，在礼仪活动中颇受欢迎。 羊皮披肩是丽江纳西妇女服饰的重要樗。它一般是整块纯黑色羊皮制成，剪裁为上方下圆，上部疑着6厘米宽的黑边，下面再钉上一字横排的七个彩绣的圆形布盘，圆心各垂两根白色的羊皮飘带，代表北斗七星，俗称“披星戴月”，以示勤劳之意。另有一种看法认为，上方下圆的羊皮是摹仿青蛙的形状剪裁，而缀在背面的圆盘纳西人称为“巴妙”，意为“青蛙的眼晴”，这是崇拜蛙的丽江土著农耕居民与崇拜羊的南迁古羌人相融合形成纳西族后的产物。 三、饮食 纳西族习惯一日三餐，主食以小麦、玉米和大米为主，加工制作成窝头、馒头、粑粑、米饭等花样，山区杂以洋芋、荞和青稞，喜喝酥油茶，常吃杂锅菜、火锅和大块肉。城镇、坝区的烹调技术较高，待客时，饭前多设海棠、瓜果、蜜饯等自制茶点，而“八大碗”、“六碗六盘”等花色品种很有特色。宴请贵客多用“三叠水”，一般用三种大小不同的碗具盛菜，形成高矮三个层次，菜谱除了通常使用的蔬菜外，特意加上一些山珍海味。 四、禁忌 除夕晚忌不洗脚，而吃团年饭的碗筷忌洗刷。正月初一晨忌陌生人进家门。 除夕晚忌留出嫁女在娘家。正月初一晨忌妇女早起床。 忌跨竖在门口的陆色白石，忌跨火塘的座锅石，忌水泼火塘中的火。 客人进屋忌讳主人吐唾沫。忌客人座火塘左边的座位。 忌戴头笠进屋，忌扛着锄头进厨房。 晚上点火回家，忌火把点进屋内。晚上回家先入火塘屋， 忌先入卧室。
纳西歌曲主要有打跳歌，东巴吉日经，纳西净地，纳西酒歌等等，其中纳西净地最为有名风靡古城。【风俗习惯】丧葬自古通行火葬，清末后部分地区开始盛行土葬。纳西族男子的服装大体与汉族相同。丽江纳西族妇女身穿大褂，宽腰大袖，外加坎肩，系百褶围腰，穿长裤，披羊皮披肩，缀有刺绣精美的七星、旁缀日、月，表示勤劳之意。宁蒗纳西族妇女着长可及地的多褶裙、短上衣、青布大包头，佩大银耳环。【习俗】纳西族热情好客，每当猎获归来，凡路遇的行人都可分得一份猎物。贵客临门，主人要做六样或八样菜进行款待。忌讳有：骑马到寨前必须下马，也不能把马拴在祭天堂的地方；不能登踏三脚架，不能跷二郎腿;也不能翻弄灶里的灰；祭天堂、祖先、战神时、忌外人观看。忌在门槛上坐和用刀斧在门槛上砍东西。有的地方还忌在家里唱山歌；不许杀耕牛、驮马和报晓的雄鸡；忌食狗肉进入纳西人家时不能主动进入老人，女人的卧室和女孩的"花楼 "，不能询问"阿夏"的情况【食俗】纳西族一日三餐。早餐一般吃馒头或水焖粑粑，中餐和晚餐较为丰富，一般都有一两样炒菜和咸菜、汤等，特别喜食当也回族的牛肉汤锅和干巴。不论平坝或山区，蔬菜品种较多，四时应市，山区广种洋芋、蔓菁和瓜豆，并以当地的土特产做成各种风味名菜。如：清蒸虫草鸭、贝母鸡、天麻鸡等。其中纳西族传统名菜“酿松茸”是用松茸菌帽，酿入肉泥，蒸熟后做为祭祀、特别是祭祖的一道专用菜肴。肉食以猪肉为主，大部分猪肉都做成腌肉，尤以丽江和永宁的琵琶猪最为有名，可以保存数年至十余年不变质。外出劳动携带麦面粑粑或糌粑寺。就餐时围桌而坐，冬天喜移至向阳地方就餐。典型食品主要有：丽江火腿粑粑、麻补、雪莲花拼盘、丽春铜火锅、丽江火烤粑粑等。 【节日】 海坡会 在云南永宁纳西族人民居住的地方，有一个神秘美丽的泸沽湖，在湖的两岸，俯卧着一个雄奇的山峰――狮子峰。狮子峰是纳西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女神，名叫“干木”。她绝美的容貌，致使各地的男神都为之倾倒。不过她和永宁纳西人一样，没有固定的丈夫，过着男不娶，女不嫁的自由偶居生活。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众山神都要到永宁与干木女神聚会娱乐，接受祝福。后来，纳西人在农历七月二十五日这天，都要欢聚泸沽湖圈，参加一年一度的海坡会，人们载歌载舞，尽情娱乐，一是为女神助威，二是用隆重的仪式祭祀女神，祈示她保佑人们平安，五谷丰登，畜牧兴旺。男女青年也趁此良机，互结“阿注”。 三朵节三朵节是云南丽江一带纳西族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十月初八举行。 相传，远古时代，纳西先祖三朵曾在这里降服了妖魔，从那以后，每年农历十月初八日，人们汇集到三朵庙里祭拜保护神三朵。祭品有整猪、全羊、鸡、鱼等。 节日期间，纳西族男女老少踏着游春赏花，小伙子骑上骏马，进行拨旗、拾银圆赛马活动，胜者，倍受姑娘们的青睐。晚饭后，人们围坐在篝火旁，能歌善舞的纳西姑娘跳起欢快的“阿哩哩”。 棒棒会 纳西族的商贸节日也比较多。云南丽江县的纳西族于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举行“棒棒会”，以交流竹木农具为主要内容。据记载，这种集市活动自明朝起就有了。按照纳西族传统，正月十五是小年，小年之后开始春耕生产，棒棒会正好为准备农具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场所。这里犁耙、锄头、镰刀、竹筐、背篓、扁担等等一应俱全。纳西族农民每年要更换一些带把柄的农具的木把，所以把这种农具交易会称为“棒棒会”。棒棒会上也有出售花卉、果木树苗、盆景、家具及家庭生活日用品的。 抢婚遗风在部分纳西族地区，仍存在着一种“抢婚”遗风。这也是一种古老婚俗的遗风，反映了女子对父系制从夫居的反抗。妻方要坚持旧传统住在母家，男子就用抢婚来实现把妻子留在夫家居住的愿望。现代社会中的“抢婚”，仅是一种形式，并非真的强抢，而是男女双方的一种默契，为了以“生米已成熟饭”来搪塞对婚姻持有异义的女方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