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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与外部性问题 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市场制度为依托的发展。市场制度的有效性无疑已被近代的经济奇迹所证明了。然而，经过数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人们逐渐发现，经济赖以发展的资源在逐渐耗竭，人类与其它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在不断恶化，这些都不能不和以市场制度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联系在一起。那么，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市场出了什么错呢？ 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经济主体，他们可能是个体农民，也可能是乡镇企业，也可能是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他们之间在进行交易，通过多次的交易，逐渐形成了多个市场的均衡价格。在任何一对交易者看来，他们达成的价格，恰恰落在自己的需求函数（或供给函数）曲线上。由于卖者的产品是用多种要素生产出来的，其中一些要素需要向别人购买，所以该产品的成本也是由交易决定的。经济学证明，在没有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中的交易是有效率的。所谓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或两个人的交易所带来的成本或收益，对第二个或第三个人的成本或收益产生直接影响。或者说，一个人并没有承担或获得他自己行为所引起的所有成本或收益。在社会层次上看，所谓外部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境，即因为成本和收益不能在个人或组织间恰当地分配，以至人们宁肯放弃他们本来应该获得的利益（盛洪， 1996）。 导致外部性有很多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产权制度。比如，在一条河边上的造纸厂的产权有明确的归属，但这条河没有明确的归属；或者有名义上的归属，如归集体或国家，但产权的行使效率较低。当造纸厂将污水排入这条后，河里的鱼就无法生存。由于没有人拥有这条河（或不关心这条河），所以没有人因为鱼的损失而向造纸厂索赔。因此，造纸厂将不承担污染河导致的经济成本（这里暂时不考虑环境成本）。但河里没有了鱼，实实在在地就是社会的损失。因此，造纸厂的“个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它的成本曲线比真实成本向右下角移动了（如图1所示）。这导致造纸厂的均衡价格低于“真实价格”，而产量却高于“真实产量”。在极端情况下，从社会角度看，建立这个造纸厂也许是得不尝失。因为它给社会带来的“福利增量”（即比按真实成本生产多获得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大约是BEE’C所包括的面积），几乎就是它给社会带来的损失（也大约等于BEE’C所包括的面积，即因污染而无法生存的鱼的市场价值）；况且由于成本低估导致资源过多地进入造纸业，使得社会失去了将这些资源配置到其它更有效的用途时所获得的利益。 一条河没有明确的归属，可能是由于制度的或观念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在我国，前一种原因还是大量存在。因为我们刚刚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还刚刚开始，人们还不习惯将一条河想象为私人所有。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河不是在乡村中的小河，可以在技术上由某些个人所有，而是很大的河，如长江，有上游、中游、下游，拥有一整条河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分段拥有又不能互相不受影响。很大的湖，如太湖，滇池，等等，更进一步，海洋，以至说到极端，整个大气层，整个地球，就更不可能由私人拥有了。因此环境的不可分性，是外部性、从而是市场价格体系失灵的重要原因。 然而，即使是人们知道破坏环境的现时成本，也还是无法摆脱外部性问题。因为对环境的损害，从时间上看，往往不是均衡的。在相当长时间内，环境被损害的程度的增长是缓慢的，但当超过一定的阀值后，损害程度就会迅速增长，但这时再补救已为时晚矣。所谓为时晚矣，是指对环境和可再生资源的破坏，有时具有不可逆性，或至少具有不对称性。不可逆，即是指不可恢复；如某种物种一旦灭绝，就不复存在；或一旦臭氧层的漏洞大过一程度，就永远无法修复。不对称，即是指很难恢复；如一旦将森林砍伐殆尽，虽然可以重新种植，却要经历很长时间、付出很大代价；又如由于过度捕捞，我国沿海的黄鱼曾一度绝迹，经过很多年以后才重新恢复过来。但是由于在达到临界点之前，人们不会将即将到来的供给的突然减少计算到与他人的讨价还价中，因而在市场中，没有一种价格信息会提醒人们节约使用该种资源。这是信息在时间上的不均匀导致的外部性问题。而这种时间上不均匀的信息，又会因为人们在空间上的分散，更不容易在灾难发生前知道。人们一般不会把以后的成本算在目前的账上，但一旦按以前的成本进行交易，就必然会将对环境或可再生资源的破坏推过阀值。 再退一步，即使所有的人都真切地知道他们的行为将给环境带来的损害程度，也仍然无法阻止外部性问题的发生。这主要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这里讲的人既可以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又可以是不同时期的人。在同一时期的人中，任何个人或集团若要考虑环境或资源问题而自觉地约束自己，将环境成本或资源成本加到自己的生产成本中去，他或它将会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败北。因为那些没有考虑环境和资源的企业将会由于成本较低而具有竞争优势。人们不得不破坏环境，不得不加快耗竭不可再生资源，不得不毁灭自然物种。即使在一些国家内部制定了保护环境与资源的法律，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国与国之间的行为很类似于上述的行为。美国人不会因为石油将要耗竭而减少对石油的消费，因为他们知道，即使他们节约了石油，也许只是给中国人多使石油创造了条件。在另一方面，国与国之间还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将一些局部性的污染和环境破坏“出口”到它国。由于有些穷国有较低的环境标准，一些富国通过进口或投资，使穷国生产更多的污染严重和消耗资源较多的产品，同时享受较便宜的（没有计算环境和资源成本的）产品。在不同代的人之间，由于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耗竭一般需要较长的、跨越世代的时间，又由于后代人既不能与当代人谈判，也不能抗议他们的所为，当代人就有可能将环境和资源的成本转嫁给后代人。而市场价格，以及代表对时间看法的市场利率，恰恰是由当代人对未来的看法形成的。就生物资源（如树木）而言，当代的价格低于保证树木生长的长期均衡价格，而市场利率则高于树木的自然生长率。这必然导致即使是私人所有者也会砍伐树木的结果。 因此，可持续发展问题，即保护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合理使用生物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的问题，就可以归结为外部性问题。而一旦存在着外部性问题，市场价格体系就会失灵。在这种囚徒困境中，政府管制和政策也许是众多可能的选择之一。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原则 既然可持续发展问题涉及到外部性问题，而外部性就意味着市场制度的失灵，政府作为一种天生克服外部性问题的制度安排，就可以作为一种解决方案。 忘楼主采纳~~ 
哥伦布发现美洲与海洋地理科学 海洋地理科学是推动航海实践活动的主要基础与前提之一，而航海活动实践又反过来成为海洋地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与动力，二者互促互进。海洋地理科学亦是浸透包容在航海史、科学史，乃至整个文明史中。今年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510周年，在追忆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之际，从海洋地理科学的角度研究哥伦布的航海作用，对于拓展对哥伦布航海研究的界域，创新研究内容，突出时代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一、海洋地理科学与哥伦布西航思想及行动的形成 对哥伦布远航成功，多有贬诋者。如说哥伦布是个“骗子”、“一个疯子”、“神经很不正常”、“整个一生之中心理状态都有某种混乱”，说他的发现是“偶然的成功”等[1]。从海洋地理科学的角度看，这些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远航前的哥伦布掌握了较为深厚广博的海洋地理学知识。 哥伦布所处的时代，西欧人对“远东”还不甚了解。《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东方“黄金”的描写引起了西欧社会国王、封建贵族、僧侣以及商人日益炽热的欲望。西欧人以极大的热情进行探险，配合寻找新航路。到哥伦布从事探险时，葡萄牙人沿非洲西海岸向南已进行了几十年探险并取得成就。马可波罗的著作深深吸引了哥伦布，他反复仔细阅读，不仅精读，还做了研究。坐落在西班牙塞维尔的哥伦布纪念馆中，至今还保存着一部拉丁文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上有哥伦布做过的眉批。一个富庶的、遥远的东方深深地吸引着他。 自14岁上船后，哥伦布先在波尔多菲诺，后来又在科西嘉岛当少年见习水手，以后又成为正式水手。地中海、北大西洋一带是他的海上家园。1476年，哥伦布在一次商船海战中，因船只毁掉，漂渡到葡萄牙。当时，葡萄牙人正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沿非洲海岸向南的探险，旨在寻找一条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去东方的航路。他们已经发现了非洲沿海、大西洋上的一些岛屿，同时也向北方探险航行。哥伦布在葡萄牙应募参加了去布里斯托尔、加尔维和冰岛的第一次远航。在葡萄牙的航海期间，哥伦布进一步学习掌握了天文、地理、潮汐、风向等知识，其中与航海有关的学科知识尤为丰富。他熟悉并会操纵多种类型的船只，了解并会使用当时的航海仪器，掌握航海技术，研究绘制海图。他狂热地学习、搜集各种航海方面的资料，学会使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四种语言，成为一名航海专家。正如他自己于1501年所说的那样：“我从小置身海洋上，为的是在海上航行，且一直坚持至今。航海的技巧激励那些忠于航海事业的人在探索这个世界的秘密。充分地研究了天文学以及几何算术，我能全神贯注、得心应手地画出地球的形状和地球上的城市。”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哥伦布形成了向西航行的思想。坚信“地圆”说，深信向西航行可到东方。 科学是不断发展的，它的正确性及对社会实践的作用是有其时代性和相对性的。哥伦布所处的那个时代，海洋地理科学有许多内容今天看来是错的，但当时却是先进的，它也指导了人们的实践，起了应有的作用。地球是圆形的学说被公认并成为正统观点是近代的事情。在此之前的古代和中世纪，人类对于自己生活其上的大地的形状，说法多样。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和后来的柏拉图可能是最早提出大地是一个圆球形概念的哲学家。他们宣称的地球位于宇宙中心，天体环绕它进行圆周运动。著名学者波昔多尼曾在倡导大地球形说的基础上，推想从地中海向西航行可到达印度。公元2世纪，著名地理学家托勒密写成了古典天文巨著《大综合论》，其中认为地球是一个位于中心保持不动的球体，而天体则环绕它转圈子。托勒密撰写的《地球指南》共8卷，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综合性地理学著作。书中采用经纬网，将地球分为360度，对地球的周长、各地名称，陆地、海洋及形状、温差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论述[2](142-148)[3](175-180)。当然，因时代的局限，这本书的错误是相当大的，但它是那个时代地理学的结晶。 随着社会发展，12世纪以后古希腊学术著作和中世纪穆斯林的学术思想又重新被西欧吸收，被译成拉丁文。在西欧兴起收集翻译古希腊文化的热潮是由于社会对新知识需求的增加。到哥伦布时代，译成拉丁文的古希腊和穆斯林作家的作品数量多、学科广。哥伦布运用所学的拉丁语，读了大量古希腊著作，特别是托勒密天文学和地理学。他还学习了中世纪学者的有关著作，逐渐接触“地圆说”。 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讲到希邦格（日本）离印度海岸不远。此外，比哥伦布稍早些年的法国地理学者皮埃尔?戴利的《世界的样子》一书（一译《幻想世界》，Imagine Muudi），对哥伦布的影响极大。该书是根据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思想家罗哲尔?培根的观点而成，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表面水域与陆地比例是1:6。该书把欧洲和亚洲说成是向两边延长着的“长长的”陆地，而在两大洲之间的海（指欧洲以西和亚洲以东的水域）便成了狭小而“短小的”了。书中还指出，“伊比利亚半岛的末端和印度东端彼此相距并不太远……显而易见，顺风有几天就能到达”，并断言：“绵延于西班牙和印度之间的海洋不甚宽广。”[4](76-77)另外，据基督教《旧约》记载：“到了第三天，你应将水集合于大地的第七个部分，使其余六个部分干涸。”古希腊的学术观点与宗教文献相吻合，对于既追求学术知识又虔信宗教的哥伦布产生了特殊的作用。 哥伦布还在航海实践中，从各地搜集了很多不被其他船员们重视的、能够证明在大西洋遥远的地方有块陆地的证据。例如，如果西风持续地猛吹，海上飘来既非欧洲人也不是非洲人的尸体。另外，他听其他船员讲到，在离葡萄牙海岸450海里的地方，曾捞上一个木头制品，显然不是用金属工具做的，但小巧玲珑。在亚速尔群岛附近常常冲来一些陌生的树干和其他不为西欧人所认识的东西。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观察，“地圆说”更为哥伦布所深信。 综合推算与西航思想的最后形成。 根据古希腊地理学成果，参照马可波罗书中关于日本、中国位置的记载，以及中世纪西欧学者的著作，哥伦布的西航思想日臻成熟。早在15世纪70年代末，哥伦布就给赞成从西路航海去印度的学者、意大利的托斯堪内里写信。托氏对地理学特别是“地圆说”有许多独到见解，其中关于地球周长、经纬度及西欧与东方的距离等都有说明。他认为，在陆地上从里斯本向东测量，已知的大陆包括整个地球表面有230个经度，从西班牙出发向西只需走130个经度就能到达大陆的东侧（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还有太平洋）。托斯堪内在研究马可波罗的书之后认为，从里斯本向西航行5000海里就可直达伟大的可汗王国（中国）。另一条海路绕安蒂利亚岛，“经过两千海里，您会碰上妙不可言的奇邦格（日本）……”。他还画出了北大西洋地图。哥伦布专门拜访了托斯堪内，向他求教并获得有关资料。托斯堪内的许多结论与亚里士多德，以及《旧约》、《世界的样子》等文献中的说法有出入。如《世界的样子》中断言，中国位于加纳利群岛以西三千余英里[4](pp76-77)。哥伦布虽然赞同托斯堪内的许多观点，但对托所制之路线有不同看法，认为太长了，因而需要自己计算。 要实践航行，哥伦布还面临两个问题，都和向西航行到亚洲的距离有关。其一是，如果地球是360度，那么1度有多长？其二，地球上已知陆地向东伸延有多长？根据《旧约》及亚里士多德关于陆地占6/7的说法，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海洋只占360度的1/7，即51个经度，又考虑到《世界的样子》及《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说法，哥伦布运算的结果是从西向东陆地面积占290度。这样，他的答案是，地球上海洋占70度。但1度有多长呢？根据古希腊托勒密的推算，以及中世纪穆斯林学者测量同一子午线两个点等几种测量方法，1度是5海里。也有一些地理著作说1度的长度不到10海里。哥伦布接受了环球距离较小的数字。 由于地球是圆形，在不同纬度上的两个经度之间的距离又不同，那么，在里斯本或亚速尔群岛的纬度上，两个经度间距离是多少呢？根据当时的数据知识及葡萄牙航海机构研究者们的计算方法，哥伦布计算出1度等于50海里。按这个标准计算，距所要去的东方目标不足3550海里（事实上沿北纬28度线，从加那利群岛到日本的距离是10600海里），可见，由于条件的限制，哥伦布的计算结果是错误的。按这个结果，西渡大西洋到东方确是要容易得多[5]。 然而正是这个“错误”，使哥伦布最终坚定了信心。这个理论与找黄金、辟航路、传播基督教的热情和冒险精神结合在一起，促使哥伦布开始着手实施西航计划。他在多次向葡萄牙国王申请未获准的情况下，又来到西班牙，经过多番奔波磨难，冲破重重阻力，最终促成行动。 哥伦布向西探航并发现美洲并非是“不理智的行为”，也不是“偶然的成功”，更不是仅凭“黄金梦”、“宗教狂热”来支配冒险活动的。他是一个有科学头脑、独到见解、注重实际的伟大航海家。 二、发现美洲对海洋地理科学的贡献 哥伦布在航海活动中对海洋地理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第一个进入“美洲地中海”，发现了几乎全部巴哈马群岛、大小安的列斯群岛，足迹遍及现在的几十个美洲国家和地区，对海洋地理、水文状况进行了勘察，获得了不少发现，这里仅提及以下几个方面。 为环球航路的开辟、“地圆说”的最后证实打下了基础。 古希腊的科学文化在西欧上古末期和中世纪早期遭到严重破坏。中世纪时期关于地球的概念是按《圣经》中的解释，由幻想构成的地图，认为大地是一只圆盘，浮在水面上，天是由四根台柱支撑的穹窿，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在大地中心，中间是陆地，周围为水所环绕，有亚、非、欧三块大陆块。在中世纪前和中期的基督教西欧，这种观点占统治地位。十二三世纪以后，“地圆说”开始在欧洲兴起，哥伦布接触到了“地圆说”，又从《马可波罗游记》中了解到东方，结合航海的实践及见闻，坚信这一观念。尽管哥伦布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在地球形状这个问题上，却背离了基督教学说。正因为他相信“地圆说”，根据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各种有关地理科学知识进行了周密的推算，得出地球的大约周长以及从西欧向西航行到东方的距离，使他的航行有了科学理论基础。虽然他的计算结果与实际相差较大，然而这种“错误”的理论是导致他发现美洲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应当指出，主张从西欧向西航行到亚洲，所遇到的不仅仅是与自然界的危险作斗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与社会的、人为的困难作斗争，还要克服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上的种种阻力。当时绝大多数人不相信地圆学说，不相信向西航行可到东方。当时，尽管有几个国家在进行探险，有许多航海家，不怕风浪、不畏海盗，但却害怕驶进“地狱”，据说“地狱”的入口就在大西洋中的某处。在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的水手中，还有人把这一传说看做是最可怕的危险。然而哥伦布以自己大胆的设想、科学的计划和无畏的精神冲破了这一障碍，西航成功了。他虽未找到真正的东方，却发现了美洲，通过这一发现，为后继者铺垫了环球航海成功的路。麦哲伦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根据哥伦布的航海情况，又在他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的。麦哲伦环球航行成功，在海洋地理科学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当深远。因此，哥伦布的航海活动不仅是开辟了一条通达美洲的航路，也是证实“地圆说”，并为以后开辟环球航路创造了条件，他开辟了航海活动的新时代，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对海洋地理的勘测、发现和利用。 在航海过程中，哥伦布始终仔细观察、勘测所经海洋的水文、地理、气象等情况，计算航程，判别方位和经纬度，精心绘制地图并详细记载航海日志。他的《航海日志》内容丰富，被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最感人肺腑的文件之一”，为后人研究西印度群岛、大西洋及中南美洲的海洋地理及航海科技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6]([18]。他的海洋地理勘察、观测、发现及运用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位于北纬20°到30°，西经40°到75°之间大西洋中神秘的马尾藻海，是海洋地理的一大奇观，有些自然状况至今难以解释。据考古发现，古代腓尼基人已到达马尾藻海。可是在中世纪，科学还深深地被禁锢在神学之中，马尾藻海却被认为是居住在深海中的神，能随便改变自己的形状，甚至可以突然消失，所以人们对其畏惧，一直无所认识。哥伦布第一次航经马尾藻海时，几乎被阻隔在那里。他是第一次详细记载马尾藻海的人，从此人们才开始对马尾藻海进行真正的科学考察 。 哥伦布对大西洋风向、洋流的发现和利用也有贡献。这些都是凭借他的丰富知识、经验、勇敢精神和聪明善断的天赋，在航海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比如第一次的航行返航时，为了防止触礁，躲开了东北信风带，在海上航行了48天。第二次航行时又逆信风北上用了93天。经过两次航行知道了有信风和偏西风的存在。他是第一个发现并利用大西洋中风系的探险家。同时，他也认识到海流的作用。他在很早以前就听到和见过欧洲西部海面上常有热带果实，珍奇雕刻、木材和异地人的尸体，在去美洲的航行中，又亲眼见到了后来被确认为是北赤道洋流的海流。同时，哥伦布还在当时航海仪器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发现了地磁的偏向因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磁偏角、磁倾角）的现象。这些发现都是人类首次对海的认识，也很快被后人所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