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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分析：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领导国家安全工作实践中提出来的，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三条 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第四条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世界局势的缓和，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迅速增加，军事对抗不断下降，虽然地区性的局部冲突不断发生，但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在不断下降。同时，由于信息革命的带动，全球化的发展更加迅速，各国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紧密。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非传统性的安全因素对各国的安全形成了新的挑战，促使各国的安全观念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对军事、政治等硬安全、宏观安全的关注转移到对经济、文化、环境等软安全、微观安全以及人类自身发展的关注上来，更加强调各国之间的合作与相互依赖，追求世界实现共同安全。 中国的新安全观是1995年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提出的，在后来的实践中经过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内容。对于当今世界各国所面对的威胁和如何实现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中国领导人在许多场合进行过阐述，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也有正式的解释。 2002年7月31日，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对中国在新形势下的新安全观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阐述。根据该文件，中国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新安全观的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 中国新安全观之“新”，首先在于超越冷战思维，摒弃以对抗求安全的思想。中国主张在互利、互信的基础上，建立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合作关系，以合作的方式谋求共同利益和解决冲突。这种新观念的提出，是适应国际形势发展和变化的产物。 在冷战结束之前，中国所面对的主要威胁一直是大国之间的对抗，是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颠覆的威胁。伴随着东西方对抗关系的结束和大国之间以合作为基调的新关系的确立，中国所面对的安全问题也发生了改变。中国强调的新安全观，所针对的威胁包括传统的威胁，也包括非传统的威胁；包括军事安全问题，也包括非军事安全问题。这种对安全的新关注，实际上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把中国面对的威胁与人类面临的全球共同威胁联系在了一起。 以新的视角观察当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到，世界和平所面临的威胁包括局部战争和冲突、地区热点、南北差距，人民的基本生存甚至生命安全面对着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的威胁，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严重传染性疾病等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有新的思路与战略。 中国新安全观强调的是以平等合作而不是实力对抗解决问题。其核心内容之一是“协作”，说得确切些，就是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这种合作是多渠道的，包括多边安全机制、多边安全对话、双边安全磋商，非官方安全对话等。新安全观所提出的“合作安全”模式，与“和平共处”相比，不但在观念上有更明确的阐述，而且具有制度化、规范化的形式；与结盟相比，它不针对某个具体敌人，也没有严格的盟约限制。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思想，为中国新安全观注入了新的内容，并将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与此同时，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使中国的新安全观超越了单纯的国与国安全关系，开始真正形成一种涵盖国家与人民综合安全利益的新安全观。 在讨论中国新安全观时，我们不应该将中国的新安全观与国际上兴起的新安全观截然分开。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陆续阐述了他们的“新安全概念”。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争取世界的生存》的报告，对“安全新概念”进行了定义，认为“一定要对安全提出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解”，使其不仅仅限于军事方面，也要解决威胁人们的非军事问题。同一时期，来自帕尔梅安全与裁军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共同安全”的概念，呼吁将“以军事为基础的安全观”转化为更广泛的，通过国际合作、非军事化、裁军等途径实现的“共同安全”。1991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天涯成邻》的报告中提出了“人民安全”和“全球安全”的概念，该报告对“安全的新概念”进行了更详尽的阐述。来自欧洲的新安全观很快被联合国接受，对后来联合国安全观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积极倡导从狭义的国际安全概念转向“全包容型安全概念”。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从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七大领域，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安全”的概念。千年首脑会议以来，联合国的安全概念与发展和人权联系在一起，被定义为“以人为中心的安全”，强调不仅是国土的安全，而且是人民的安全；不仅是通过武力来实现的安全，而且是通过发展来实现的安全。 从中国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可以看出，中国的新安全观与联合国倡导的安全观的一致之处，二者同样强调以非军事手段应对全球威胁，应对包括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问题。“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矫正了中国以往安全概念中过于强调军事安全、经济发展的倾向，提升了对社会安全、个人安全及其他非军事领域安全问题的关注。“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将以人为本、社会公正、尊重自然等理念带入中国的新安全观。可见，中国的新安全观与联合国倡导的新安全观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中国的新安全观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观，它与基于西方政治、文化及社会制度下产生的安全观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提倡的新安全观更强调个人自由与个人安全，强调超越主权的国际干预和基于统一价值观下的全球治理。中国的新安全观则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这一原则仍然是中国应对全球威胁和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活动的指导原则。例如，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参与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但主张维和行动应该谨慎从事，尊重主权原则。中国曾表明参与维和行动的三项原则：一要取得当事国或当事方的同意；二要保持中立；三是在自卫情况下才能使用武力。在人权问题上，中国也表示，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主权国内的内政。 在实现安全的途径上，中国强调国家平等原则，强调国际关系的多元化、多样化和民主化。中国的新安全观倡导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尊重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的发展道路，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一点显示了中国“以尊重多样性为特点的新文明观”。 中国的新安全观是中国现阶段的产物，因此，也反映出对国家特殊安全利益的考虑，如边界问题、台湾问题、反分裂主义等。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新安全观与发达国家在优先考虑上有所不同。如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发展仍然是中国的首要问题。“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说明中国的新安全观已经转向更多关注社会安全问题，关注那些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到的环境安全、社会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等等。 近10多年来，中国的新安全观一直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从国际角度看，中国的新安全观体现了中国对寻找适合新时期人类安全概念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努力的贡献。
国安才能国治，治国必先治安。保证国家安全，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安全，必须在国家治理的大背景下来思考和筹划，必须以安全治理作为基本路径来维护和保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在治理实践上，就是推进国家安全总体治理；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就是安全各领域、各要素、各层面统筹治理，创建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系统格局。[5]国家治理，既可以从社会结构上推进，也可以从社会功能上推进。安全治理就是一种功能治理，是以安全为目的的治理活动。维护安全，是国家的主要职能。围绕着安全治理，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安全形势，有着不同的治理方式。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是新形势下的安全治理深化。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由此决定了新形势下国家安全治理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而是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安全治理。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是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安全治理实践。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构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的安全治理方略。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是全面系统的安全治理体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安全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安全治理能力依托国家治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