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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不少呀？宏观经济方面的了 
这次经济危机给我国同样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直接的浅层表现为： 股市的不稳，房地产、汽车制造销售等支柱产业发展放缓，沿海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严重受创，出口量下降，农民工回潮等问题。 由此透视出的却是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逐渐积累起的很多深层次的矛盾的显现。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经济结构构成的抗风险能力还很不足。一直以来，占据我国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对其管理却过于粗糙，走在经济社会发展前列的只占大概1%，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的同步的占20%左右，而面对残酷现实被动应对的企业占79%。以至今年以来受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频频出现歇业、停产甚至倒闭的现象。仅上半年，全国就有7万家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小企业倒闭。一时间，中小企业似乎进入了“严冬期”。而导致其很难抵御经济危机冲击的原因主要有，一事企业增长方式粗糙，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劳动力和能源的大量投入，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不但给资源环境带来很大的压力，也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发展质量和水平。二是企业产业层次相对较低，中小企业大量集中在一些技术简单、投资不大、易于模仿、便于进入的粗放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很难抵御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 由此带来的的是在低端产品的高外贸依存度: 而高贸易依存度的存在，也加重了我国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时的不利因素。 而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急需进行调整，是我国中小企业在此次未击中实现重新洗牌，在调整过程中，应遵循“小而精”、“广泛分布而又相对集中”、“因势利导”等原则，根据我国各地区、各省市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节。进而减少国内不同地区的恶性竞争，降低不必要的能源损耗和成本损失。 暴露出的更为关键的一个矛盾还是农民、农村、农业和农村市场问题。此次危机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在中国，农民数量为4亿，而农民工的数量在3亿左右，这个数字是美国人口的80%，将近是俄罗斯人口的二倍，如何妥善处理好农民工问题仍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工作。至于中国农村的消费潜力我们无法统计，因为它太庞大，只能估算，如果平均没人每年消费10000元人民币，那么全年的消费就可达到将近十万亿人民币，是我国GDP的1/2。但就是这样大的一个市场却因为农民shuoruguodi发挥不出它应有的作用，反而是我国成为严重依赖外贸出口的国家，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改变户籍制度下手。因为农村得不到发展根本上就是因为户籍制度这一具有歧视性的制度的存在。长期以来，政府以为改变农村落后的状态根本是要改变农村的教育，但结果却是因为农村得不到发展，从农村走出的人才成为最先抛弃农村的人，如此恶性循环，不仅仅有学历的人不愿回农村，就连有一点劳动力的人也愿留在农村，致使农村发展的进度之慢令人瞠目。所以必须改变成像户籍制度上的不公平性，同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投入，才能是农村得以发展，而扩大农村的市场。 同时要建立完善的生活保障体系。此次危机，出现大量的农民工返乡，试想，这些农民工如果已经失去了土地，那么他们将成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出现更大影响的危机，出现更多农民工返乡，就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必须防患于未然。 第三，还要在土地政策上更加保守。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还不能承受出现大量既无土地又无工作的农民的存在，因此，必须为农民工在危机面前的退路做好安排。 此外，在对外贸易方面，我国要做好面对欧美国家出现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具体办法就是在不断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开辟不同地区国家的国际市场，讲出口对象转向亚非拉等州。减少对欧美国家的贸易依存度。 另一方面，要由产品输出转向为资本输出、技术输出和人力输出。尤其具有特殊意义的即为人力输出，这需要教育、外交能多方面的配合，一方面可减缓我国国内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可收取外汇，同时增加我国的国际影响。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6�1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