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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自然绿水青山何处无欣赏自然的美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的乐园远离尘嚣，走进自然自然之境，心向往之 
我国第一个绿色GDP核算报告9月7日问世，以价格化的形式计算出环境污染损失和虚拟治理成本。尽管这一成果还是阶段性的、初步的、探索性的，但它必将激励各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好地处理环境、生态和资源的关系。它也预示着我们的天更蓝，水更绿，空气更清新。 用以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幸福指数”，已经摆上许多地方政府官员的议事日程。北京将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体系之中;深圳已经制定出该市的“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囊括了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关爱、社会安全、生态文明6大指标;由上海市政治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制定研制的“和谐社会指数”，今年初也已经成功通过测试。 还有，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城市生活质量指数…… 所有这些，都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旗帜下涌现出来的新气象、新成果、新举措。它们也正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生动诠释和伟大实践。 观念更新 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重大战略思想，又是重大理论创新。创新理论一旦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带来观念的变革，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观念更新是需要引导的。而健康向上的、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观念一旦形成，又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牢坚实的基础。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贾建芳认为，伴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我们党的治国理政观念和全国人民的价值观、道德观、家庭观、社会发展观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创新，以及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文化等一系列新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正在带来执政党和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我们的社会生机勃发，我们的人民活力四射。 学者们分析，观念更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人本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高价值理念。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这在我们党的重要文献中是第一次。学者们认为，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和以官为本位的封建主义残余的根本否定，是我们党执政理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标志性成果。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根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此后，胡锦涛同志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并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以人为本，要求党和国家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求社会公民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见物不见人、盲目追求GDP的政绩观的否定，是树立正确政绩观、权力观、群众观、人才观的基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观念变革的“总开关”。 公平观。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党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否定了平均主义的平等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第一次分配要注重效率，第二次分配要注重公平。十六届五中全会则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2月19日的重要讲话中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总要求中一个重要方面。学者们指出，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科学公平观的确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发展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引发了价值观、发展观、利益观等一系列观念的变革。 荣辱观。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道德价值观的重要内容。2001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2月19日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学者们认为，2006年3月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作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基本规范，是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道德基石，是凝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 和谐文化观。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同时，胡锦涛同志倡导树立和平、和睦、和谐的观念，提出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2006年5月，胡锦涛同志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树立共同理想、打牢共同思想基础，特别是要宣传和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学者们谈到，和谐文化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的优良传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和谐社会的灵魂、黏合剂。建设和谐文化，着眼于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全社会倡导和谐精神，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维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用和谐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规范行为，就可以形成心齐、气顺、劲足、实干的良好氛围。 体制创新 奠定坚实发展基础 理论和观念的创新与变革，必然引起体制机制的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是一切创新的根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说，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体制机制的不适应成为产生诸多不和谐因素的根本性原因。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在200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青连斌认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是完全一致的，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也是完全一致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对“十一五”期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做出了具体规划。9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六项要求。这六项要求，既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又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 认识的深化，观念的更新，使各地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深入开展，从而在体制机制的创新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可以说亮点频频。这里只说两点。 其一，在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上不断提出新思路。专家们介绍，2004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要紧紧抓住四个着力点，“十一五”规划再次强调了这四个着力点，即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出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党中央的这些重大决策推动着有关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在河南，率先为保障农民工权益立法。7月21日，全国第一部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为宗旨的地方性法规《河南省进城务工就业人员权益保障条例(草案)》正式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作为农业人口大省的山东省，从2003年起就开始了新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探索。湖南省长沙市，正努力打造“全民就业”服务平台。今年8月1日，他们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就业再就业政策，就业服务从国企下岗失业人员一个重点转向“全面开花”，着重扶持农民、城镇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以及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等。 其二，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学者们指出，以往，人由单位管，是单位人。随着改革的深化，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新的职业不断产生;同时，户口松动，社会流动人口增加。正是根据这一变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建立健全新的社会管理格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并要求政府要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其职能要向服务型转变，同时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加强社区建设。 在这方面，各地体制机制创新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北京积极探索社区卫生服务新机制，在全国率先实行收支两条线、药品零差率、人员有进有出。在江苏淮安，通过机制体制创新，2005年与2001年相比，全市进京信访量下降52%，赴省集体上访下降91%，到市集体上访下降79%，越级访市内化解率达99%。在浙江，今年5月，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心脏地带的越城区，大力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内蒙古包头市，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取得了显著成效。联合国人居署考察团负责人称赞“包头是改善人居环境的典范”。陕西省西安市，将提高市民的“幸福指数”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成为衡量西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标准。 学者们纷纷指出，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和观念更新推动的体制机制创新极大地改善了社会管理和社会环境，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同时也应看到，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依然不少，体制机制的创新步伐还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才刚刚起步，我们任重而道远。（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关系之一，是自然界内在关系的最高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就是人类对自然的不断改造和对自然界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与此同时，各种与生态环境有关的社会矛盾逐渐突出：物质经济日益丰富，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协调；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但多种欲望的诉求又往往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因此，在对待人与自然问题上，应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客观认识休闲对生态环境具有的重要影响，树立生态休闲方式，这对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一何谓休闲？从构形上看“，休闲”二字中的“休”即倚木而息，强调当下摆脱体力劳动的自由，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闲”本意是“放着不用”，引申为娴静、安宁，淡定神闲。《现代汉语词典》把“休闲”解释为“：（可耕地）闲着，一季或不种作物”，《辞海》中则把“休闲”解释为：“农田在一定时间内不种作物，借以休养地力的措施”。如果将“休闲”的主体“农田”改换为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实体，并结合“休”字的本义，那便可以相应地赋予休闲这样的涵义：人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平和、放松，不安排工作，借以休养人力，达致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谐的措施，从而表达了人类生存过程中劳作与休憩的辩证关系，又喻示着物质生命活动之外的精神生命活动，使人与自然浑为一体。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正向我们走来，休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正在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中国自 1995 年起开始实行 5 天工作制，年 9 月实施了“三个长假日”，2007 年 11 月又对国家法定节假日做出了调整。在这个方案安排中，国家法定节假日的总天数不仅有所增加，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还被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增多，休闲在生活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休闲活动的内容和方式的更加丰富，使休闲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实际上，休闲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休闲思想和休闲文化，并对其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把它定义为“不需要考虑生存问题的心无羁绊的状态”。美国学者约翰·凯利则把休闲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社会空间”“，在人的整个一生中都是一个持久、重要的发展舞台。”从一般意义上讲，休闲是指人们在劳动和生理必需时间之外的自由支配时间里的行为或活动。休闲有四种含义：一是从时空意义上，指人的闲暇时间在特定空间的消费指向；二是从行为意义上，指人的休闲活动的满足指向；三是从生命意义上，指生命自我处在一种自由、自主的生存状态；四是从意识活动意义上，指人的闲适精神的实现。一个人的休闲，与其说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不如说是人内心世界的一种追求，是一种生活实践和生命体验，是人生的一种智慧，是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或者从某种意义上，休闲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是人类对自我生存状态的反思和向大自然的回归，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人们在休闲中感受文明、融于自然、理解文化、陶冶情操。二在现代社会里，休闲必然会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休闲是具有类本质的人的一种存在状态，是人内心世界的一种追求，是由休闲主体的自由意志所决定的。休闲关系是一种动态且相对开放的过程，在休闲活动中，休闲主体可以影响和操纵社会规则，休闲活动的个性化、商业化等趋势也将自我、个人身体投射到休闲活动与经验的前沿，从而赋予现代休闲关系独特的形式，并进而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休闲的良性运作有利于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在人性预设上，休闲是向自然的复归，天人合一的再现。从人性的意义上说，休闲就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意识（精神）属性相互作用的和谐状态及其层次的提升过程和境界“，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和谐，人的社会属性的和谐，人的意识属性的和谐，以及这些和谐之境界不断提升的状态”，其最大特点是人文性、社会性、创造性。它使休闲主体在精神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因此，按其本性而言，休闲并不意味着大规模的物质消费，休闲活动在主观上不以获取物质财富为目的，在客观上不必然以消耗大量的物质资源为代价。实际上，最满意的休闲方式与过度消费并没有必然联系，也不意味着要破坏生态环境。所以说，休闲是人性实现自身和谐的过程和能够达到的境界，人性系统的丰富性、整体性和全面性客观上要求保护生态环境，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次，休闲可以提升人的素质，养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休闲活动不仅可以帮助社会大众抒解生活压力，丰富生活体验，促进社会交友，增进家庭亲子关系，实践自我理想等，而且使人通过与自然的接触，铸造一种坚韧、豁达、开朗、坦荡的品格。使人的生命既丰富多彩，又获得人格的完善、素质的提高和价值的提升，并进而建立起与自然丰富多样的全面性关系。而人与自然全面性关系的确立，有助于在把人从片面和畸形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养成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促进人与自然的交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所导致的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生态哲学的精致理想、可持续发展的高瞻远瞩，既是提高人的生命质量的需要，也是在令人惊异和令人惊喜的感受中完成对日常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自我超越。另一方面，休闲的异化又会导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为人类的休闲活动固然可使行为者获得愉悦、满足，但并非全然都是正向的，我们延续多年的生活方式也并非都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不是所有的休闲活动都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和谐。法国学者波德里亚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称为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休闲被异化了，无辜地沦为幻觉，被符号化为不受生产性劳动的约束，身处消费社会中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一符号系统。消费社会不仅使人丧失了应有的自然机能，而且使自身的精神价值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从人的灵魂深处无情地抽掉了人生的真正价值，把人间的真情、乐趣、亲情、友谊等属于人类本真的东西置于金钱交易的屋檐底下，使人的尊严和本性消失在价值失落的刺激消费之中。休闲的本意是要寻求实存的意义，然而在消费社会中，作为“成为人”的过程的休闲不复存在，人们休闲得越多，实存消失得越快，且一切出于经济目的的休闲，必将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奢侈性休闲倾向。人们过分看重消费的符号意义，在消费过程中沦为社会符号表征。认为休闲就是权力与金钱的象征，美好的休闲生活就是无限制地拥有私人空间、休闲物品、昂贵的服饰以及永远保持对异性的吸引力，因而带有明显的奢侈性、浪费性。这种与真实自我需求相违背的消费与休闲，使得人们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往往为表象所迷惑，看不到自我真实的需求，或者即使看到了也由于自我评价体系与外界价值相悖而选择放弃，成为消费主义社会背景下生态环境危机的“贡献者”。奢侈性休闲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不道德的休闲消费方式，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认识到对财富的过度追求会严重影响到人们过好生活的能力。然而，物质的满足是没有止境的，人们注定要无止境地追逐消费的象征符号。这样，当人们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后，又会无意识地使自己成为技术、时间、金钱、权力和信息的奴隶。自我价值的追求被一系列形式化的、表面性的东西所蒙蔽。奢侈性休闲主体对社会资源的过度占有，必然会压缩他人的生存空间，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和谐。而社会生存空间被压缩，人就转向自然要空间；生存资源受侵害，人就转向自然要资源。现代人这种在物质财富“占有”过程中的异化，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日趋激烈，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因此，如何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休闲观，养成合理健康的休闲方式；如何在发展休闲业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使生态与游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所有问题都指向了当前休闲理论研究的重点———生态休闲。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论从什么角度上讲，保护生态环境，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之路，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在这一进程中，生态休闲具有重要的作用。三所谓生态休闲，就是通过人类群体所特有的生态行为规范、生态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情感、关爱生命的伦理，创建生态文化意境，通过保护生态环境，从而达到个体身心和意志品德的全面发展。它既是一种自觉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文明的休闲形式，又是人的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人类保护自然的一种积极措施；它要求减少人类对于自然的物质变换，抑制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降低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它强调人们尊崇自然的异质性，充分感悟自然，把自然作为一个有个性的独立生命来看待，达到与自然的和谐交流。人们的休闲实践表明，充分健康的休闲方式是符合生态规律的，必然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在全球人类面临着生存环境的危机，人们的环境意识日益彰显的情况下，生态休闲作为绿色休闲消费，一经提出便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其内涵也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得到充实。如针对目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将生态休闲定义为“回归大自然休闲”和“绿色休闲”；针对现在休闲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生态环境问题，将生态休闲定义为“保护休闲”和“可持续发展休闲”。中国各级政府也根据各地的实际，开展各种生态休闲，发展各具特色的生态休闲产业，使休闲与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然而，环境美德的养成、生态休闲方式的确立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为了确立生态休闲方式，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地强化和改变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是反对消费主义宰制下的奢侈性休闲，养成生态休闲意识，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休闲意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第一意识，也是人们在休闲活动中应当自觉培养的文明意识。在分享大自然带给我们的休闲快乐时，应恪守环保理念，有意识地去保护生态环境，不去损害休闲对象和周围环境，在理性休憩的前提下从事休闲活动并从中学习自然知识和放松身心；在寻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对自然美景的享受和对民族历史文化了解的同时，爱护供我们享受、给我们知识的休闲环境。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生态休闲属于绿色消费，而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消费绿色，不能以山水被污染、草木被践踏、鸟兽被杀戮为代价。只要人类的发展思维摆脱盲目的经济至上观念的控制，就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本质意义上的休闲，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因为在经济至上观念的操控下，人们似乎永远没有足够多的时间用以休闲，亦无暇审慎地思考休闲的真正意义，更不用说通过休闲来寻求生活本身的意义、保护生态环境了。从人生的意义上说，休闲不单是一种活动，而更主要是一种境界，一种理想，一种氛围，一种不断超越既存现实和自我的努力。当人们休闲地徜徉在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活氛围中，人类不会感到孤单，世界不会变得荒凉，自然更不会与生命背离。只有真正坚持“人倚木而休”这种生活态度，则一种不仅顾及人类利益与价值，同时保持自然之利益与价值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活动与生产活动才会成为现实。其次是要充分发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作用。在全民生态意识还有待达到自觉自愿水平之时，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作为，是实现生态休闲的重要途径。为此，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制定与完善相应的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成立专门的休闲服务管理与监督机构，做到对休闲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与利用，同时加大法律监督和执法力度，并建立起有效的考核指标体系和监控制约机制。尤其是在这个休闲日益高涨的时代，适当地增加投入并有效地规范相应的制度是一项明智之举。否则，很容易出现所谓的“公用地悲剧”。同时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还要加强对休闲主体的教育。休闲的异化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而休闲异化的根源在于现代性的危机。从叔本华、尼采到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甚至包括法兰克福学派，都倾向于把现代性危机理解为一种精神危机或文化危机，其根源在于理性主义传统对于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是消除异化、寻找生存意义的根本途径，这其中包括对休闲主体进行生态休闲的教育。亚里士多德曾向那些统治者和决策者明确提出把休闲教育融入理想国家的建议，美国着名生态伦理思想家利奥波德也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知道他自己仅是生态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他敏锐地意识到当代经济消费对过好生活和生态环境健康所造成的障碍，而休闲则可以作为克服这些障碍的适中力量。因此，国家和各级政府必须通过教育和其他措施鼓励户外休闲，教育人们学会休闲，教育那些通过休闲获得愉悦的人在从事休闲娱乐活动时随时提醒自己，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大自然“痛苦”的基础上，不要建立在损害他人以及后代人满足其休闲需要的基础上。让人们从内心深处真正体会到生态休闲才是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健康稳定持续的经济效益的有效出路，逐渐做到自觉维护休闲的“生态性”。倡导生态伦理和生态行为，提倡生态善美观、生态良心、生态平等、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等。如果人们在从事休闲活动时都对大自然充满爱，人与人之间就会充满关爱，生态环境保护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总之，人类只有拥有生态休闲的理念，把对生态环境危机的思考提高到文明批判的高度，才能真正找到解决和克服目前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的方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这不仅需要调整人类的政治经济制度，还需要调整人类的价值观，树立尊重自然的基本态度。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人类终将以自觉的意识，构建起一种适应新时代的休闲文化观，树立生态休闲方式，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参考文献：[1]高扬，谢怀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休闲[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06，（1）[2]转引自[美]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M]康筝，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3][美]约翰·凯利。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M]赵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4]郭旭，郭恩章，陈旸。论休闲经济与城市休闲空间的发展[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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