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W丶Winnie
论会计信息管理的价值 一、欧美管理会计发展沿革 （一）与财务会计相比，管理会计更应关注企业内部 近代大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多为等级制的组织形式，在这些组织中产生了对会计信息的新需求，从而产生近代的管理会计。管理会计信息系统不仅可以提供有关成本管理的及时、真实的信息，还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双向沟通系统，在企业内部的规划、控制、交流、激励、评价等方面发挥作用。 然而到了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当几乎所有与管理会计有关的技术方法都出现以后，管理会计的发展却似乎停步了。分析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采用管理会计信息系统的大型企业获得成功，使得小型企业以其为范例，不再追求创新和改进。另一重要原因是管理会计信息相关性丧失。30年代以后，外部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强化了对企业信息披露的要求，企业的股权也越来越多地分散到众多的小股东手中，企业对外财务报告受到的压力不断加大。企业面对压力，自然会将会计工作的重心更多地“外向”。企业的会计人员不得不忙于编制各期的财务报告，不再愿意花时间来设计企业的管理会计系统。企业管理者也受到了迷信数字的投资者的影响，不得不时时关注外部人员对自己的评价，琢磨如何在短期提高自己的声誉，而不是关心企业的长期生存。因此管理会计赖以发展的企业精神和基本要求完全丧失了，管理会计也就不能再为企业的管理者提供高度相关的信息了。 这种情况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在80年代初期的情形是，管理会计信息完全依附于企业的财务会计信息系统对管理者而言，这些信息既缺乏时效，又过于笼统对规划和控制而言更是被扭曲了。当此种情形被研究者揭示出来之后，立即在欧美的管理会计界引发了极大震动，无论是实务界还是学术界都开始对传统的管理会计系统进行反思，并按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环境因素，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革新，从而促成了管理会计教育和理论研究的新发展。 （二）理论界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作为管理会计理论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的责任关系和内容，是双方在事前的雇佣合同中约定的。最初的代理模型只是关注风险规避和惰性条件下的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均衡的薪酬计划，也就是委托人在激励机制与风险选择之间的制约均衡。很明显这只是企业行为的一个方面，后来这一理论逐步扩展到研究管理会计过程和方法在公司内部发挥作用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发挥上。从这一意义上说，委托代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整个企业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框架。后来的实证研究也证明，该理论与企业的部分实际行为（如：企业长期投资选择，短期行为倾向，签定薪酬合同等）保持一致。 但是由于模型本身的假设过于严格，而分析又过于简化，使得理论在实际中的直接应用的效果不明显，理论的实证检验也十分有限。针对理论模型的缺陷，90年代以后，委托代理理论又形成了几大分支（1）分析式代理理论：注重分析方法的规范化，坚信严格方法下必定会得到正确答案。（2）交易成本理论：强调模型参与人的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以及合同的不完美性，可以很好地解释在发生突发事件的条件下模型内部的稳定性，以交易成本的最小化解决代理基本模型与实践的脱节。本理论非常强调实证研究，强调问题的发现而不是答案。（3）Rochester模型强调企业内部均衡之外的劳动力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交易成本、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本理论的模型分析过程非常明确，尤其注重利用数据对所提出假设的实证性验证结果，可以很好地解释管理者对财务政策的选择倾向和公司模式的选择行为。 以上几个模型大大拓展了传统代理模型在实践中的应用，尤其是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中取得突破（1）内部监督的价值：主要涉及企业代理人、委托人双方的信息状态，以及监督系统本身的成本效益分析；（2）盈余行为主要考察企业内部披露原则的适用性，以及作在代理人私有信息情况下的信息披露的帕累托最优水平；（3）成本分摊选择：主要讨论零积博弈条件下，委托人的最优成本分摊政策选择；（4）业绩评价与回报评价：从敏感性角度设立模型，考察不同业绩和回报评价组合的最优化。 这些方面作为传统委托代理理论模型的有益补充，构成了未来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 但是，即使有了构造严谨的模型作为补充，委托代理理论仍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尤其是对后两个模型而言，模型发展并不像前者那样完美，尤其是对待诸如交易成本、均衡等基本概念的定义过于模糊，内容也不够全面，相关的批判性和改进性的又章是近几年的焦点。另一方面，实证检验方法也受到批评。由于管理会计本身是一项涉及企业方方面面实践活动的工程，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倾向于理论本身是经过企业的实践检验的，而对实证研究方法而言，希望得出的结论应当是涉及委托代理理论的一般性原则，所以不可能直接用来解释企业中出现的特定问题，这是由企业实践的复杂性和实证研究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所以单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即使委托代理理论对管理会计理论的发展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管理会计本身仍然需要有自己特定的拓展。 （三）实务界的发展 应当说，前述管理会计在理论上的飞跃，首先是基于管理会计实务在科技进步企业已经出现的变革（尽管还不够普遍）。 企业管理会计实务上的变革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的组织形式所驱动，而决定企业组织形式的主要因素是企业所处的经公环境。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公司企业而言，欧美市场的最大变化体现在： （1）竞争加剧：企业面对日益扩大的全球化市场，必须不断改进技术和换代产品，更要集中精力关注市场上客户的需求。与之相应的企业组织结构也会发牛很久的变化，要求自一定的弹性来处理全球化中的义化冲突，以及住销扩展和客户需求满足中的及时反馈。各类企业都在变革中突出自己的个性化形象。作为市场的管理者，政府也不失时机地推出限制性措施，使得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受到更多的制约，从而使竞争日趋激烈。 （2）经营技术的变革在一些行业的先导企业中，为了解决机制陈旧问题，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出现了即时制（JIT），全面质量管理（TQM），弹性了作系统（FWS）等创新机制。这些机制的运用使得企业内部管理者得以更深刻地了解企业在经营运作中产生的各种信息。 （3）信息技术的飞跃：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不仅使得会计信息处理的手工化行为得以“电算化”，更重要的是，导致整个企业的内部管理信息流程发生了质的变化。对经营管理信息的量化、收集、处理、报告，分析系统完全可以按固定的程式进行，并进一步灵活组合。所“生产”的信息不仅数量多，而且及时、准确，可以保证贴近第一时间的反映。 （4）组织设计战略：今天的组织不再是单纯的责任分配，而更多要从企业所处的环境和企业战略来考虑。无论是水平、弹性的结构，还是对外的兼并、收购行为，都是为了配合整个企业的战略发展。正是由于以上变化，在企业管理会计实务中出现了作业制成本核算（ABC）、作业制管理（ABM）、作业制预算（ABB）、标杆制（Benchmark）以及业绩评价中的综合平衡记分卡（BalancedScorecard）等创新方法。其中，ABC，ABM和ABB强调的是突破原有的成本机制，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作业动因出发，按作业的基础分摊成本，获取管理信息，制定管理决策，改进作业质量标杆制和经营业绩平衡表则突破了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限制，吸收财务指标之外的非财务指标信息，共同作为业绩评价的组成部分。同时其他涉及企业战略行为的新方法如战略成本等观念也已成型。 （四）教育界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初期管理会计界的反省和重新发展，是从会计界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对管理会计教育的知识体系（尤其是对教科书的内容）提出批评开始的。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下，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长期相互困扰，尤其是管理会计在会计教育体系中的比重相对较轻。 从著名管理会计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obertKaPlan等所著《相关性的丧失一管理会计的兴衰》一书开始，管理会计的变革波及了教育界。而且，卡普兰教授本人也参与到推动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在教育界的结合中来。他所著《高级管理会计》一书，分别有过1982年、1989年和1998年二个版本。三个版本在内容和指导思想上的明显不同，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近20年来管理会计的重心演变。这些变化的要点可以概括为（1）建立在动因作业确认基础上的成本分摊，既力求成本核算的精确，为内部管理决策提供更精细的信息，也符合财务会计的成本处理原则，具有可行性；（2）由ABC推展到ABM并精辟论述了ABC与ABM的理论与实务，使之成为本书新的重心；（3）通过生命周期成本（LCC）、目标成本（MC）、改善成本（KC）等，将战略管理观念融入管理会计系统，突出战略成本管理的意义（4）以综合平衡记分卡取代传统的以财务指标体系为主的经营业绩评价方法；（5）适宜于实务的特点，减少了数学方法应用的内容。 由此可见欧美教育界对管理会计教育的变革之一斑。另一方面，管理会计理论与组织行为学、信息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相结合，也使得管理会计的内容空前丰富。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的欧美管理会计最具突破性的变革，与市场环境变化密切联系。可以说，是市场环境的改变，推动了管理会计的发展。而对管理会计而言，所有的创新都来自管理会计体制的创新。归根结底，没有信息系统的创新就没有管理会计的发展。 
先后在《理论与改革》、《学术论坛》、《经济导刊》《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等发表论文45篇（核心期刊15篇），在权威期刊《教育与职业》《科学管理研究》《实验室研究与探索》发表3篇；主编参编《21世纪世界格局》、《形势与政策分析》《精神文明建设概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等教材论著25本（主编教材、专著8本），其中《当代国际问题透视》一书获山东省临沂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山东省教育厅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大学生网络越轨》一文2002年获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优秀论文，参编的《回应时代》一书获中组部全国党建研究会2001-2002年度23本优秀读物之一，《论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获江苏省学校党建研究会2006年优秀论文二等奖。先后担任了《思想道德修养》、《毛泽东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当代国际问题透视》、《知识经济》、《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创新思维与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案例精讲》、《大众传播学》等课程的讲授工作。2001年—2003年负责承担了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重点课题“互联网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的研究工作。先后应邀在中国科技大学、南京邮电大学、扬州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江苏广电网络公司等作过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创新思维与创新管理、团队执行力等报告50余场。
浅析会计信息失真 谈谈资产减值的几个问题 论审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论我国会计电算化的发展 浅论人力资源会计 论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基本特点和借鉴意义 论审计风险 会计电算化工作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试论会计职业道德特征和建设途径 审计独立性之我见 关于商誉会计理论的思考 浅论所得税会计 试论会计国际化 财务总监与企业内部会计制度设计 如何界定会计信息失真 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研究 强化应收账款的日常管理 新形势下防范与抵御银行会计风险初探 新世纪会计的发展趋势 价值本质规律----价值规律的最新发展 浅析电算化审计 亦谈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与对策 论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责任 国内信用证为何遭遇冷落 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争议——会计职业道德面临 会计电算化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002年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展望 市场经济发展与会计制度改革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应用现状及展望 试论会计信息的失真 浅议企业集团税收筹划 我国环境会计若干问题探讨 浅谈企业内部审计的作用问题及对策 对会计职能的再认识 全面推进企业会计制度改革 会计职业道德 做好出纳工作 规范会计工作秩序 我国民营中小企业制度与制度创新 论我国增值税制度改革之路 森工企业如何实现会计电算化 试论谨慎性原则在会计实务中的运用 会计改革中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剖析 如何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会计论文的结构 会计电算化目前的问题及对对策 管理会计应用中的问题及对策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经济学思考
经济法的相对软性初探 「摘要」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作为现代性法的经济法，要充分发挥出法的实践功能，必须建立在对其根本性特征的深刻认识与理解之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法的动态性和政策性入手，整合为经济法之区别于民商法、行政法之显著特征之经济法的相对软性，详细阐述其成因、内容及对经济法实践的意义。 「关键词」经济法相对软性，动态性，政策性，成因，内容，意义 「正文」 所谓经济法的相对软性，主要是指，在经济生活急剧变化的今天，由于受到经济变化的影响，经济立法变动较快，法律规范与经济政策之间的界限不甚明显，较之传统稳健的具有大陆法色彩的其他成文法，显得较为灵活和多变，并且在经济执法或司法中显示出非严格性，所以借助国际法中“软”的概念，取其不稳定、不强硬之意，对经济法法律规范本身的特点进行一些描述。 一、 经济法的动态性 （一） 经济法动态性之界定 法律之稳定性作为法之价值体现，一直以来为学者青睐有加，人们可以凭法而对自己的生活有预期，进而确定自己之行为模式，成为法之社会功能的重要表现。但从本质上说，所有的法律都不是绝对稳定的，因为“稳定性和确定性本身却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法律还必须服从进步所提出的正当要求”，而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基于调整对象之多变性，更需适时适度的作出变动，体现出独有之特征。 首先，“市场失灵”的理论给经济法提供介入市场的理论基础。“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有差异；又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因而使干预范围之确定变得相当复杂而有动态性，国民经济的各领域都可能成为国家干预之对象，只是在不同阶段实际受干预的领域不尽相同。 其次，既使市场良性有序的运转，也并非意味市场即静止不变的，而处于运动发展之中，因而国家不必时刻对某种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经济法的主体范围会发生变动呈现出一定之动态性。 再次，从经济法之发展趋势来看，深受经济学理论之基础性影响，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大萧条，凯恩斯革命，大滞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思想通过经济政策渗透至经济之法，基于经济学理论之百家争鸣及统治者之选择使用，经济法也呈现出方向性之变动。 故经济法的动态性可界定为：经济法不可一成不变，为了实现国家干预经济之职能，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之变化而变化。 有些学者在界定动态性概念之后，特将动态性与不确定性，模糊性作比，认为 “动态性是具一定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不确定性则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色彩”，而且“法的模糊性也是法的一种不确定性，是法的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然而在法哲学之法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之观念上我们已知道：我国虽继受前苏联之“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说”，但社会生活之实际、客观规律仍是法之生命源泉，脱离了经济基础与人们内心对公平正义之认同，法律的社会功效是会大打折扣，甚至于沦为“恶法”的。故在谈论法之动态性时，就已经包含了法之客观性之基础问题的认同，无需再强调之。 （二）经济法动态性之成因 经济法的外部条件决定之 首先，“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虽然不具有统一的智力，它却解决着一种当今最大的计算机也无能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但在市场经济中，价格调节和经济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即市场失灵。表现在： （1） 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它在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公共产品具有强烈的“外溢性”，诸如市场主体可以不付代价地得到外部之经济效益，或由于外部之损害而得不到应有之补偿。而且诸如国防、消防、科教文卫等公共产品，市场机制不能完全提供。 （2） 市场竞争的失灵。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往往导致垄断，而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就会破坏市场机制，排斥竞争，导致效率降低。 （3） 市场不能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市场交易原则的平等自愿和等价有偿，但由于经济个体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收入水平必然会有差异，且价格随供求波动，市场的自发调节易引起收入差距扩大，使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即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大因素。 （4） 市场调节本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价值规律对市场的调节实际上是一种事后调节，从价格形成、信息反馈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间差。 （5） 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市场价格的滞后和偏差使信息具有稀缺性，尤其是交易双方不对称的信息分布，会引发主体的投机主义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以及商品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 （6） 存在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是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最典型例子。在市场体制中，每个市场主体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没有一个主体在主观上为市场的宏观效率负责。也就是说，市场是一个没有“大脑和心脏”的机体，因此运行过程中方向的迷失在所难免。 市场失灵是在市场发育过程中逐步显现的，随着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市场成熟度的变化而波动，从而呈现出“动态性”。故对此进行干预的经济法也必然具有动态性的特征。主要为调整的手段具有综合多变的特征。 其次，“政府失败”的存在。主张运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干预经济的各种经济理论，基于一种认识：即政府比单个经济主体掌握更多的信息，在某种意义上是说政府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单一主体，故而可以有效消除单个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中的试行错误。但上世纪70年代“大滞涨”之事实表明，与市场机制的运作失灵一样，政府也存在失灵。其根本原因在于强调政府对经济实施高强度干预的主张，过于夸大了政府的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下，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准确收集信息，并由于政府自身的偏好，异化的政府可能不能形成与整个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社会偏好。因而政府事实上很难做到能够在最合适的时机、以最适当的强度实施对经济的干预。而且，即使作为理论概念的政府能作到这一点，也难以保证具体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政府意志之忠实贯彻，这将带来巨大的成本。 故应有谨慎认识政府作用之基础上，承认政府对经济之干预，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既能使这种干预的成本最小，又能有效弥补市场机制本身的不足。即存在一潜在边界，政府不能越界行事。反映到经济上，表现为经济法的调整范围之不固定性：当市场出现失灵时，需要将原本不属于经济法调整的对象纳入调整范围，表现为一定之扩张性。当市场失灵因国家干预而得到弥补后，由于政府失灵的客观存在，政府就要收回“干预之手”，经济法之调整范围因而收缩，表现出一定之回复性。 2 经济法的自身品格决定之 首先，经济法的动态性是由经济法宗旨决定的。经济法的宗旨是“政府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保障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为实现此宗旨，经济法将其着眼点放在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即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上，而不像民商法之着眼于价值规律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上。而且从时间上看，市场机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社会和市场中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则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多变性。故针对这些变动因素的国家干预也必然具有多变性。 其次，经济法的动态性也是由经济法性质决定的。现在多数学者对经济法之界定为社会法性质，以期弥补无法纯粹将之纳入公法、私法之困境。但由乌尔比安对公私法之界定并佐之以史尚宽先生关于现代公私法之观点：公法调整政治关系以及国家应当实现的目的，有关国家的稳定；而私法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为个人利益确定条件和限度，涉及个人福利。可以认为经济法带有强烈的公法性质，其任何一种经济法律关系都体现出国家公权力的存在。与行政法之“有限政府”的控权法不同，经济法之授权法性质又给予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途径以较大的空间，时时与民商法等私法耦合，这就决定了经济法变动性的程度要大于民商法这类纯粹的私法。因为作为私法的民商可以以主体之相互合意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排除法律、政府的积极介入，民商法之调整手段可具有原则性统领意义，具体由各多姿多彩的市民生活丰富之，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而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其权利和义务的运用不允许随意变通，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旧的经济法的不适应，不能由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靠合意去克服，而只能通过经济法的变动去克服。 （三） 经济法动态性之内容 变动性 如前所述，经济法在调整手段、调整范围、调控主体等一系列方面随经济社会之变动而变动，故此不加以赘述。 扩张性与回复性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基于弥补行政法之介入经济生活之无能力，有限政府“限权”之功能而为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操作运用而“授权”，是国家运用公权力对私权利之干预。一方面，在市场失灵时，对那些在市场正常时不应由其干预之经济关系进行干预，触及市民社会内部运作，这是对民商法的缺陷的弥补，是必要之“扩张”；另一方面，作为常态的宏观调控，经济法赋予调控主体的国家经济管理职能，保证其宏观调控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但只要是权力就具有扩张性，具有管理扩大化的倾向，这也是动态性之表现。 但在我国之特殊国情之下，“有限政府”之观念尚未完全建立或深入人心， “官本位”统治长达二千多年，国家运用起经济法之扩张性功能时得心应手，市民社会也长于依赖国家之干预，对防范来自国家之越权侵害缺乏怵惕之心，甚至认为理所当然。因而强调经济法之回复性就更为重要，也即保持政府干预之“度”的问题。 对于第一方面的扩张性，应从经济法对调控时间、调控力度、调控手段之明确和程序性规定来防范公权之界越。而对于第二方面的常态扩张性，就应从“控权法”角度理解经济法，转变“政府管一切”的观念，附责任于权力之后，启动权力即意味着责任之“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高悬，以达到经济法的回复性。 相对稳定性 任何法律若失去稳定性，必难以实现其指引行为的社会功能。“一个完全不具稳定性的法律制度，只能是一系列仅为了对付一时性变故而制定的特定措施。它会缺乏逻辑上的自恰性和连续性。”经济法具有动态性，但也是一个个相对稳定且具有延续性继承性的经济法律制度才构成了经济法发展的历史。 二 经济法的政策性 经济生活的变动如此迅速，而作为成文法的经济法，无论如何也具有法律的一般特征，即相对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及时调控受到法律滞后性的约束，这就需要在法与经济之间建立新的参量——经济政策，经济法与经济政策之间也由此而有了紧密联系。 （一） 经济法政策性之界定 经济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一种，是国家和政府有意识地解决各种经济问题的行动指南。它实际上是国家或政党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所采取的经济活动，是国家经济意志的体现。在国家对市场的调节、渗透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当代，经济政策之影响力呈不断上升趋势。一方面现代法治政府之控权原则的发展，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法律与政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法律被政策充斥的现象俯拾皆是。此现象可理解为行政法与经济法之本质区别。故而经济法的政策性可界定为：经济法律规范受到经济政策之强烈影响而使其立法、执法、司法体现了某些政策性特征和目的。 （二） 经济法政策性之成因 经济法的政策化根源于经济法内在特质的必然要求。由于经济法根源于国家对经济的自觉调控和参与，其要义不在于直接抽象地设定和保障某种权利，而是追求对万变的经济生活及时应付，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但现代社会是分工复杂，变化多端的社会，对经济运行之效率有更高的要求，政府调控经济，纠正市场缺陷之手段就要日益丰富多样，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之要求。而法律自身内在结构的限制却有着相对滞后性，不得不依赖于灵活及时应对各种复杂问题的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性质的改良和经济法效益性的契合。现代国家广泛运用的经济政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强制命令化体系，多是体现现代国家职能的多样化政策的组合体，以市民社会的有理性“经济人”为前提，以利益趋动为手段达到政策目的，这与经济法的效益调节手段相一致。 （三） 经济法政策性之内容 经济法的立法受经济政策的影响。 首先，在法的调整渗透于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并高度专业化的今天，经济法之调整往往以政策先行，这些政策具有强制力，并赋予政策以法的效力，甚至构成经济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其次，经济法律规范短暂多变，并且“变化”这一过程本身也短暂、迅速，常和经济关系本身的变化同步，有时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超前于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且经济法对于某些特定经济现象的及时应对，与经济政策的特别应对性和短暂性极为相似。一时之应然，不应被制止或不应为的行为到彼时则可能成为应受遣、制止的行为。著名学者谢怀栻将经济法与民法形象对比道：“一个国家的民法典可以在数百年内基本不变，经济法就不可能如此。” 再次，经济规范中有相当多的原则性规范，这类原则性规范的具体适用必须和特定时期相对明晰化的经济政策相配套，才能给公众提供良好的行为预期，最大限度地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与权威性。 最后，在经济法规范中，还出现了众多模糊性的政策语，如“为了……的重大利益”，“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等。在传统的法律部门中本来用来判断合法与否的标准仅仅是行为，而在经济法中行为的结果、目的甚至动机都成为了标准，都要在面对具体情形时进行政策性的考量，政策的意蕴完全融入了法律。 经济法在执法、司法的力度上更受到了经济政策的深刻影响。 首先，在机构的设置上就出现了集传统行政执行权，准立法权及准司法权于一身的“第四种权力”来作为经济法的制度基础。它不仅体现着公与私的交融和公与私的协调，而且作为第四种权力的具体执行者并不是一般的行政执行机关，而是各种依特别法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性质的经济管理机关。 其次，在具体的适用中，注重法律的整体社会效果，并不强求所谓的“一致性”。以反垄断法为例，必须结合特定的经济政策背景来理解反垄断法之适用。在竞争法领域中，条文大同小异的反垄断法，在不同国家里执行的力度各不相同。美国对垄断的态度就比别的国家严厉得多；即使在一国国内，不同时期对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也有所不同。具体就微软的反垄断一案来说，也充分反映了反垄断执法的软性。2001年9月，美国司法部宣布不再要求分拆微软，也不再坚持针对微软将互联网浏览器与视窗操作系统捆绑销售的行为进行反垄断的诉求。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布什政府改变了克林顿政府反微软垄断的强硬立场，采取了更为保守，对企业更为友善的政策。针对微软基本上是靠自我发展起来的垄断公司并且以知识产权和知识创新为基础的情况，司法部打出了“推动创新”的旗号和政策。受到美国政府和政策的影响，司法系统从而对此做出了反应。 （四） 经济法政策性特征的功能 首先，经济政策作为国家着眼于现实的经济状态以诱导经济向特定方向发展的有意识的施政形态，是国家单方面做出的政治决定，体现强烈的公权力意志。这样就可能严重违背客观的经济规律而沦为纯粹权力意志的产物。现代法治理念“有限政府”“政府不是万能的”也要求经济政策的法律化，使权力控制在界定的范围之内，特别是通过固定机制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效率化和稳定性，故法律内蕴之有效限制权力的理念来限定经济政策只在合法操作的平台上展示自我。 其次，现代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单纯运用经济政策以行政指导之方式调控市场畅通无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市民社会中的理性人均以利益为趋动做或不做某种经济行为，所以政府越来越需要法律之制定来增加经济运作的可预期性，用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的运作以增加经济管制之正当性，从而减少在经济政策推行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巨大阻力和付出的无谓消耗。 三 经济法相对软性研究之意义 （一） 以动态眼光看待经济法之实践意义 第一，经济法的非法典化。由于经济法具有动态性特征，所以它就不可能在整体上达到高度的，相当稳定的系统化程度，因而在立法方面，经济法很难表现出法典形式。“经济法自产生以来，很少有国家制定一部统一的经济法典”，惟一一部命名为“法典”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的基本部分对有关计划工作，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几乎没有规定。经济法许多问题仍需专门制定单行的经济法规来加以解决。如以动态眼光看待经济法，则一方面我们不会纠缠于经济法之法典化而浪费立法成本；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拘泥于现有的经济法律法规，应及时制定出符合时代发展的经济 法律法规，以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第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必然。虽然经济法具有动态性特征，但作为法律，我们仍要尽可能保持其稳定性，可以通过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之精心安排以实现协调。从立法上看，某些基本的经济法律文件的内容应当保持较强的原则性，不宜规定过细；只有较低层级的法律文件才可以具体化。而且，在制定原则性较强的经济法律文件的同时，创设一种较为灵活的执法、司法机制，赋予执法者、司法者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当然，如何规范节制的运用权力，保证权力的非扩张性，则也是制度程序设计的内容。 （二） 经济法与经济政策内蕴性互动之意义 首先，应构建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关系框架，以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与结合。 如何将法律与政策融洽的整合在一起，克服政策的不稳定性和法的滞后性，是值得探讨的。西方法学者面对20世纪社会变革的新潮流提出回应型法的理论模型，认为法律已经由强制性成熟为自治性，并开始向回应型法转变。其基本内涵包括：法律的目的是权能，合法性来源于实体正义，规则从属于原则和政策，执法者具有扩大了的、仍必须对目的负责的自由裁量权，其法律愿望与政治愿望达到了一体化。而经济法正是具有回应型法特征的部门法，应对经济政策之推行有极高的敏感度，以回应性方式提高自身运行的合理性和实效性，以求在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中把握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其次，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互动结合还必须时刻以保障经营自由为宗旨。 政府之干预源于“市场失灵”，其根植于市场的土壤，因而必须在市场机制无力或失败的范围内进行。实践已充分证明，由政府干预导致的非市场缺陷对市场的危害，较之市场缺陷对市场的危害更大。此时，“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之说法仍然适用。因此在国家与市场的复杂博弈中，经济法与经济政策要形成一种弹性机制，巧妙地将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融为一体，并始终能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三） 经济法相对软性之发散思索 尽管从法律理性研究之角度系统分析了经济法相对软性的内涵与外延及我国经济法法制建设实践中之对策设计，但笔者认为，需要强调的是，经济法领域中的相对软性是经济法的法律本质带来的稳定性要求和经济法受经济生活、经济政策的强烈影响带来的易变性要求之间的强烈矛盾的产物，而不是所谓的司法不健全所带来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是“经济法”中“经济”与“法”之强烈冲击的表现。法治建设的发展对这种现象作用甚微，只有经济生活的变化可以加剧或缓和这一矛盾冲突的表现。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到了稳定期或者平台期的时候，法律与经济比较接近，变化都很平缓，这时二者的矛盾就会减少。
